北京
唐文宗大和年间，长安兴唐寺立起了一块石碑，五千余字，全部从内府所藏的王羲之真迹中逐字挑出集合而成。这块碑的诞生，起因是此前刻的《金刚经》用的是八分书，读者经常误读。唐代官方动用了宫内收藏的王羲之全部家底，重新做了一遍集字工程，全称《新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和六年（832年）春完工。
《金刚经》全文超过五千字，不重复的单字超过四千个，体量接近《圣教序》的三倍。怀仁当年集《圣教序》用了一千九百余字，可供调用的王羲之单字数量已经捉襟见肘，字与字之间的拼接痕迹难以完全掩盖。
到了《金刚经》，唐玄序负责模集，柳公权等人参与字例筛选与笔法校准，御用刻工邵建镌刻上石，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唐玄序在集字时参考了已经刻石的《圣教序》，把怀仁当年处理过的字调用过来。哪些字的形态适合入碑、哪些字的行气容易被拼接打断，这些问题在《圣教序》阶段已经暴露过一轮，所以此作可以避免。
《圣教序》刻于咸亨三年（672年），当时行书入碑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部分字与字之间的衔接不够自然。《金刚经》晚出一百五十多年，唐代的刻碑工艺已经相当成熟。故宫藏唐拓本《集王金刚经》细察行间并无接缝，说明碑文原分上下若干层，传拓后装卷方便。
拓墨黝然深厚，字口如新。《圣教序》原碑历代捶拓，碑面漫漶，笔画多难辨，《金刚经》唐拓本却清晰呈现横画起收与连带关系。刻石越晚、工艺越精，拓本上保留下来的起笔方向、行笔过程中的压力变化、收笔时的回锋角度就越完整。
对着《圣教序》临写，很多字的起笔形态是模糊的，容易被误读成方切或圆转；对着《金刚经》唐拓写，起笔是露锋直入还是藏锋轻按，一看便知。对学行书的人来说，这部经最实际的价值在于“字库”的丰富程度。
《圣教序》一千九百余字，典型笔法只能从重复单字中反复揣摩；《金刚经》不重复的字超过四千个，几乎囊括了日常常用汉字。同一个字在不同节奏下的笔势变化、同一偏旁在不同结构中的处理方式，都有足够的样本可以比对。
把这部经当作《圣教序》的补充来写，找同一个字或相同偏旁的字做参照，比反复猜测刻痕要有用得多。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此作也是目前仅存于世的唐拓本集王字碑帖，珍贵性不言而喻。将它好好临摹领悟，自然可以摸到魏晋的门槛。
而今，我们将此作进行了超高清微喷复刻，细节纤毫毕现，非寻常四色印刷可比，并添加释文一一对应，便于您临摹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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