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伟铭的33条创投笔记：VC是一门关于错过与遗憾的艺术，我只给自己打6.5分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明亮公司）

创业公司就是音乐行业里的摇滚乐。每一拍都像重拍，节奏很快，中间还会不断变拍；每个人都有solo的时间，但一首曲子最后长成什么样，取决于整个团队如何定义自己。

INTRO

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我的北大师兄、原华创资本创始合伙人熊伟铭。

他的故事笼统说来很符合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精英叙事的想象：北大经院毕业后，从精品投行Piper Jaffray起步做中国市场分析师，一路进入中经合集团、贝塔斯曼任合伙人，在中国本土基金开始冒头的2012年加入唐宁创立的华创资本，和吴海燕、王道平一起，以创始合伙人的身份共同打造了新一代人民币VC。

熊伟铭（右二）在华创

最初华创做中美双边投资押注Fintech，两三年赚了10x回报；2016年他又成为第一批押注前沿科技的投资人，投了深鉴科技、壁仞科技、文远知行、蓝箭航天、智加科技、图达通等一系列明星企业。

世俗意义上看，这是一份足够漂亮的履历。过去的投资生涯中，他收获了超过20家上市公司。采访最初，我抱着的心态也是打造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

但在五个小时的采访里，熊伟铭没有说那些漂亮话，而是自我剖析和自省到我甚至有点接不住。他反反复复提到的词，是“遗憾”。

遗憾因为对早期投资教条般的理解错过了很多投中winner的机会，遗憾因为纠结所谓“lead investor”的概念放弃了一些无法领投却最终产生大回报的优质项目，遗憾因为不敢纠错导致一错再错，遗憾因为过于聚焦事而错过人，也遗憾很早就在研究AI，却在生成式AI真正起来的时候跑去搞生物医药而错过了最大的结果。

熊伟铭出席2021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

“刚入行的时候想投中上市公司，后来发现几十亿美金已经不够了，百亿美金才刚刚及格，现在好像没到万亿就不能证明你是个独具慧眼的投资人了。”他苦笑着说：“投资就是一门关于错过和遗憾的艺术，一个项目投完就是等，这过程中什么都会发生。比如方向看对了，但是搭错车；公司投中了，结果踩错资本周期；什么都没错，来个新技术，行业没了。每次回头看，我都会懊悔：当初自己怎么会犯这么傻的错误？”

这次采访也让我有个意外的发现：原来他以前是北大十佳歌手，还曾经组过一支乐队，叫大愚（Big Foo）。

熊伟铭在大愚乐队担任贝斯手

这个发现颠覆了我此前对于他的认知，原来儒雅、低调、谦逊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写着的，是摇滚、叛逆和对与众不同的追求。

这也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北大经院毕业之后没有马上去投行，而是创业做过一家蓝牙协议栈公司，还自己手绘过半导体框图；为什么放弃贝塔斯曼稳定的日子跑去做华创；为什么要在2016年移动互联网还如日中天的时候非要开一条新赛道做硬科技投资；如今又为什么要离开华创，创办出海基金Argo，想要支持在第一天就希望在北美落地开展业务和资本化的中国科技创业者。

我把这场5小时的访谈整理成了33条关于创业与投资的笔记。这里或许没有关于成功的标准答案，却记录了一个投资人如何面对高光与荣耀、偏见与错过，又为何选择重新出发。

01

关于创业

1998年熊伟铭（左三）在清华创业计划大赛

1.创业失败，往往不是技术没做出来，而是误判了市场和时机

我是北大经院毕业，1998年北大校庆，没什么课，我就跑去清华参加他们组织的第一届创业大赛。2001年，我和比赛认识的几个清华电子系的兄弟一起创业，做蓝牙协议栈。当时蓝牙刚刚被发明，拿到手的芯片是“生的”，上面什么都没有，软件、硬件、协议都要自己做。

2001年的中国几乎没有半导体产业，芯片依赖进口，晶圆厂和工程人才都很缺。投资人问，中国真有人能做芯片吗？我们很倔强地说，清华、电子科大有那么多学半导体的人，怎么会没人？后来才知道，“学过”“做过”和做到世界一流的工业水平，完全是三件事。这件事情在今天看来很简单，但这中间经历了二三十年。

那次创业当然失败了，等于读了一个MBA。我们热爱技术，却不懂市场、产业链、定价，连融多少钱都是拍脑袋。后来我才明白，创业这件事情，成功与否很多时候不是卡在技术无法实现，而是卡在对市场和时机的误判：市场根本不存在，或者高估了需求、低估了竞争，或者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方向正确的事。

2.我早年只关心技术，后来反而不迷信技术

早年创业的时候，大家很容易陷在技术本身。我甚至花了很长时间跟投资人辩论：Wi-Fi为什么不适合放在手机里。

后来见过的技术变化越多，我反而越不迷信某一种技术。一个方案，只能说在某个时间框架里更合适。这个框架是一年、十年，还是一百年，答案可能完全不同。你心里最漂亮、最理想的技术，不一定是最后赢的那个。

02

关于移动互联网：

我厌恶流量和算账

华创团队团建合影

3.移动互联网看起来是科技，其实是流量

我进入投资行业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就是最前沿的事。那几年，我也投资了爱点击、多盟、豆瓣、蘑菇街等公司。但逐渐我就发现，移动互联网看起来是技术浪潮，但除去通信和底层基础设施，大部分生意的本质仍然是消费逻辑和流量逻辑。

我对流量这门生意不能感到真正的兴奋，我还是喜欢技术驱动的商业故事。所以回头看，我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虽然也有不错的成绩，但也因此错过了不少好公司。

4.中美双边策略，让华创拿到了第一张成绩单

2012年我以创始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华创，之后的4年，我们一直在做中美双边投资，押注Fintech行业。最早华创跟IDG一起成立了一只很小的华创IDG天使基金，主要投美国硅谷的Fintech公司，Ripple、Circle我们都投了。

那几年全球流动性很好，这只基金大概两三年赚了十倍左右，终于有资格去募资了。那个时候，包括真格、创新工场在内，大家都在同时投中国和美国。回头看，中美双边策略在当时确实是work的，但某种程度上，这是时代给那个时候投资人的红利。

5.当流量集中到巨头手里，我知道自己必须去寻找新的游戏

移动互联网发展到后期，最大的流量逐渐集中到腾讯、美团等平台手里，头部基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红杉一笔天使投资就可以投出1000万美元，而我们还在仔细计算每一笔投入。

对于一家小基金来说，这场流量游戏越来越难赢。而且我真正感兴趣的，始终是技术变化带来的新商业机会，而不仅是流量的倒买倒卖。

我要去寻找新的游戏。

03

关于

从“软”到“硬”的转型

熊伟铭在Future Forum未来论坛对话李飞飞

6. 2016年AWS re:Invent后，我决定all in AI&硬科技

2016年11月，我去拉斯维加斯参加AWS re:Invent，那是一张1500美金的门票，但听完我觉得太值了，因为我发现：此前行业一直在讲Mobile First、Cloud First，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美国公司开始密集讨论AI First。

这次会议让我找回了久违的兴奋感，回国之后，我决定all in AI&硬科技投资。

当时正好是百废待兴，我们用很小的成本支持MIT Technology Review、未来论坛，也因此能接触到李飞飞、宋晓东这样的科学家。我们在市场上发声也比较早：技术很重要，技术就是未来，我们应该去back中国的AI创业者。很多机缘恰好在那个时间点叠到了一起，让我们能够锁定比较优秀的创业者。

7. 硬科技早期投资，要在共识形成之前下注

硬科技投资整体上是很煎熬的。周期长，过程中需要一轮又一轮资金接力，而在最早的时候，能跟你认真讨论的市场化机构并不多。

我记得2018年、2019年帮蓝箭募资，一个同事拿着一沓名片问我：“老熊，为什么这些人的名片跟咱们长得都不一样？”后来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国资的名片长这样。那时共享经济还是市场中心，饿了么被高价收购，滴滴准备上市。我们看的这些几亿美元的小业务，在主流资本眼里根本不值得吹嘘。

大家会反复问：硬科技到底行不行？一次退出是不是偶然？有没有清晰的退出路径？这些问题当然都对。但市场通常要等到共识形成以后才会大规模进入，而等所有人都形成共识，价格也已经变了。

早期投资人的工作，就是在共识形成之前，找到自己真正理解的那几个变量，然后开始漫长的等待。

8. 70%的人觉得不行，那也许是我的机会

最开始做前沿科技投资的时候，经常会被质疑。后来我就发现，如果整个投资委员会都觉得一个项目毫无争议，这个机会往往已经不是你的了。所有人都看见，意味着价格会很贵，最后也许只是勉强把成本拿回来。当然，如果所有人都反对，也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

大约70%的人觉得不行，那也许是我的舒适区。

04

关于芯片：

从深鉴到壁仞，游戏升级了

熊伟铭参加2017年GMIC大会

9. 深鉴科技一年退出，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运气太好

2017年我们投深鉴科技，内部当然有一大堆挑战：中国做半导体行不行？AI算法到底行不行？应用场景能不能找到？就算找到场景，客户愿不愿意付钱？海康威视会不会自己做？

最后大家给了我们这个小团队一定的容忍度，让我们把钱投了。结果运气太好，投完大概一年，赛灵思以3亿美元把公司收购了。几个创始人都没有创过业，能在那个时间点完成这样的退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它对我们更大的意义，甚至不是IRR，而是告诉同事、IC（投委会）和LP（基金的出资人），前沿科技是可以投的，可以退出，也可以赚钱。那一下，大家对这个方向的热情被点燃了。

后来再往下做才知道，这种一年退出的故事只是个例。硬科技的常态不是顺利，是煎熬。

10. 芯片投资的游戏升级，我差点因为偏见错过壁仞科技

深鉴之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再押注芯片，我也曾经怀疑这一轮机会是不是已经过去了。直到见到壁仞团队，我才意识到，游戏不是结束了，而是升级了。

深鉴所处的阶段，首先要证明技术能不能实现、产品有没有场景；到了壁仞，战场已经从推理芯片走向更大的通用GPU，竞争也从纯技术讨论，升级到人才、资金、客户、供应链和产业资源的全面较量，这也让我差点错过张文总。

最早有同事向我介绍壁仞时，我听说团队偏商业和政府资源背景，就没有第一时间去见。我天然喜欢技术型创业者，对于纯商业背景的人，我会下意识降低优先级。

但等我真正见到张文时，才发现我的偏见和误判让我差点错过了这么优秀的一位创始人。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公司已经从一个人、一张纸上的计划变成了拥有十几位核心成员的团队，甚至芯片的初始设计也已经出来了。

壁仞让我意识到，投资不能道听途说，你必须扔掉一切偏见，去见到创始人。到了大芯片阶段，创始人最重要的能力不只是懂技术，而是能不能把最好的技术人才、资本、客户和产业资源组织到一起。

11. 如果有时光机，GPU我们应该用Beta策略

最早投资GPU时，团队很容易陷入binary decision：我们只能选择一个。但后来我反思，如果已经认定GPU是一个足够大的产业机会，为什么一定要过早地挑出唯一赢家？Alpha策略不一定是正确的。

早期公司的差异还没有完全展开，真正的分化要在融资、招人、Tape-out、客户验证和供应链变化中逐渐形成。如果基金规模和估值允许，不如采取适度的beta策略。不要因为执着于挑出唯一答案，而错过整个芯片时代。

05

关于商业航天：

蓝箭航天最初是偶然，后来是信仰

蓝箭航天朱雀三号

12.商业航天能不能投，不只看技术，还要看生产要素有没有出现

蓝箭成立得很早，但最初更像一家火箭设计和咨询公司，纯为爱发电。直到2018年前后，行业政策和航天体系发生变化，民营企业开始能够购买发动机、建设试验设施和发射场，商业化需要的生产要素才逐渐出现，我们也是在2018年才决定投资。

一个方向听起来再宏大，如果关键生产要素还不存在，也是白瞎。当人才、供应链、监管和基础设施同时开始松动，过去只能由国家完成的事情，才可能真正成为一家公司的商业机会。2018年，是我认为机构资本能够进入商业航天的最早时间点。

13.选择蓝箭航天是因为张昌武看着最不像造火箭的

当时牌桌上不是没有其他选择。有传统航天体系出来的团队，也有技术上非常聪明的“小天才”。我们最后选蓝箭，恰恰因为它最不像体系内的公司，张昌武也最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造火箭的人。

他是金融背景。光听履历，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一个做金融的人，凭什么造火箭？但火箭不是靠一个人手搓出来的。它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系统，供应链、资金、监管、客户、投资人，哪个环节都得有人协调。

我们担心“小天才”有能力把火箭做出来，却未必能把它做成一家公司；也担心体系内的人出来，只是重新复制一个体系。张昌武真正打动我们的，是领导力。他能找到最好的技术合伙人，说服供应商和监管，处理客户和投资人，再把所有人带到同一个长期目标上。

外行挑战内行，有时不是因为外行比内行更懂技术，而是因为他更有能力重新组织一个行业。

14.发射失败过、估值下调过，但我逐渐对公司有了信仰

蓝箭很早就选择了液氧甲烷路线，因为如果未来要做可复用火箭，就不能只沿用过去的技术路径。这是从长期目标倒推今天的技术选择，现在看来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蓝箭经历过发射失败，也经历过估值下调，但我们没有因为一枚火箭失败，就改变对团队的判断。一枚火箭包含3,000多个步骤，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真正重要的是，失败以后能不能找到原因、修正系统、重新组织资源，然后再来一次。

最近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实现入轨及回收圆满成功的事情，也是证明了我们在基础框架上快速赶上了Falcon 9的进展水平。

只是从最初投资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

06

关于自动驾驶：

Robotaxi是下一站，但技术已经不重要了

2025年文远知行在香港上市

15. 自动驾驶更像垂直电商

投完深鉴科技以后，我们开始思考：AI基础设施最终会在哪些应用里产生价值？当时最明确的答案之一，就是自动驾驶。

我们判断，美国和中国有各自的自动驾驶，两个市场的道路环境、主机厂体系、监管方式和商业关系都不同。我们决定押注中国的自动驾驶公司。

和大众想象中不同，自动驾驶更像是个垂直电商的生意：载人、干线物流、矿山和港口，看起来都叫“自动驾驶”，底层也使用相似的算法和传感器，但实际上完全不同，客户结构、交付方式、谈判周期和商务关系都不一样。

技术可以迁移，但商业能力未必能够直接复制，因此我决定做赛道投资。

16. 投资文远、智加和图达通，是在同一产业里押注不同位置

文远知行代表乘用车和Robotaxi的软件团队；智加科技做商用车和干线物流，对接的是另一套客户体系；图达通做激光雷达，代表硬件和感知层的机会。

我们都是在第一轮或者第二轮投资这些公司的，当时这三个团队都没有一份完整的PPT，我们的信心更多来自对创始人的信任和团队每天推进产品的速度。创业早期，执行速度往往比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更接近真相。

当时文远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百度的诉讼、王劲的离开、韩旭的临危受命，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过程中我们因为补发ESOP被极大抬高了投资成本，但当时投资人都觉得这是中国TOP2的自动驾驶公司，放弃太可惜了。后来韩旭证明了自己快速的成长能力，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创始人真的比投资人进步得快多了。

如今这三家公司都已经实现了上市，但说实话，我依然觉得遗憾。从17年完成投资到今天，9年时间过去了，公司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资本市场似乎关注点已经不在这里了。

17. 自动驾驶华为是老大，其他人都没有绝对优势

如果要给自动驾驶分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觉得华为可能应该单独放一档。它是绝对的一线，其他人更多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前后左右排一排。

地平线有一些 differentiation，它做车载芯片，在策略和时间上有一定的领先。但有时间差，不代表已经拉开了别人追不上的距离。华为跟主机厂的关系、它对整个产业链的整合能力，是很强的，其他公司没有同样的能力。我还记得2017年我和王劲（原文远知行创始人）聊未来最担心谁，那时候华为还在搞手机，他就说，小心华为。

除了华为之外，只能说大家在各自身位上分别有一些优势，但很多还是阶段性的，取决于你站在什么位置、选择什么策略。中国的主机厂本身也还会经历整合，这个牌桌没有排完。

18. Robotaxi是下一场战争，本质上在拼运营而非技术

Robotaxi毫无疑问是下一场战争，现在入局者也越来越多，但这场战争里，技术本身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自动驾驶技术正在逐渐普惠化，新入局的人总能找到二线或三线技术团队，把一套可用的系统装进车里。真正的壁垒，可能不再是谁的算法领先5%，而是谁能运营大规模车队，处理城市、监管、保险、调度和复杂的地面关系。

至少在中国，拥有网约车运营能力的主体，可能比一家只拥有智驾技术的公司更接近终局。从运营端整合主机厂和技术，可能比一家技术公司反过来补齐运营能力更容易。

最后赢的人，可能赢在政策、市场理解、运营效率和定价策略，而不是绝对技术优势。

07

关于注意力：

Attention is all we need

熊伟铭在2017年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大会

19. 关于AI：起了大早，赶了晚集

华创很早布局AI，却在生成式AI真正爆发时投得不多，这是我的遗憾。因为从2018年前后开始，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做Biotech。当时我也非常兴奋：新的治疗方式、新的技术平台，能带给人的兴奋感真的并不比Transformer差，甚至像是在解决让人类活得更久这样宏大的问题。

但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等到2022年、2023年生成式AI突然爆发时，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那里，也就错过了窗口期。

20. 热情不能替代组织能力，兴趣也不能替代资源

如果重来一次，我不会再投生物医药了。这个领域需要很厚的资产负债表，需要长期搭建专业团队，也需要产业网络、临床、监管和跨国药企的资源，而我只有一个很小的团队，凡事都要亲历亲为。红杉这样的大机构可以允许一个团队连续三年没有成绩，我并不具备同样的组织条件，却低估了进入这个行业的投入。

很多时候投资不能只凭兴趣，就假设自己拥有完成这件事所需的组织能力。有些领域的门槛比我想象中高得多。

21. Attention is all we need：选定一个主题，就要真正专注

回顾我的投资生涯，有时候会遗憾为什么不够专注。VC特别容易这样：热点一直换，好奇心又会驱使你什么都想看，最后每件事都抓得不够深。

可一个行业可能沉寂五年、十年，真正的拐点“啪”一下就来了，最关键的窗口也许只有两年。我研究了很多年Computer Vision，也盯了很久NLP，但Transformer出现的时候，我去搞Biotech了，那前面的积累未必能自动变成结果。

所以如果再回到二十五岁、三十岁，我会告诉自己：专注，专注，再专注。在你选定的主题上，把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搞明白。它可能很久没有水花，但一旦出成绩，可能就是一个大成绩。

Attention is all we need。你不可能抓住所有周期，但至少在属于你的那个窗口打开时，你得在场。

08

关于

错过与遗憾

熊伟铭出席Beyond EXPO

22. 错过字节、错过EV，是因为过于“Textbook”

我见到字节的时候，字节的估值是3亿美元，当时我立刻变成了“熊会计”：怎么这么贵？这已经不是早期项目了，还怎么投？

那个时候我把“早期投资”教科书式地理解为必须第一轮或者第二轮进入、很便宜的估值，却忽略了公司的成长空间。高增长公司在每一个时间点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几年后再回头看，往往会发现当时的价格仍然很便宜。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新能源汽车的投资决策上。华创早期的基金规模很小，我们又习惯把自己定义成领投方，希望每笔投资都能拿到足够的股权和董事会席位。面对已经融资数亿美元、几个月后又要继续融资的公司，比如“蔚小理”，我们会觉得自己既没有影响力，也无法承担后续投入。

但对于真正的Mega Deal，是否领投、有没有董事会席位，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需要判断的是，这家公司还有多大的上升空间，以及基金能否承受这笔投资的损失。太执着于交易形式，有时反而会错过最重要的公司。

23. 犯错了要快速修正，因为最重要的是投到Winner

布局自动驾驶时，Momenta有机会天使投资。后来第一轮没有投，有各种原因；到了第二轮，估值涨了一倍，就会觉得不划算；后来涨到三倍，就更不敢追了，因为还要面对内部的质疑：为什么便宜时看不懂，贵了反而要投？

把时间拉长，真正重要的不是当时那件事儿本身，也不是证明自己每一轮都买得便宜，而是有没有投到Winner。看见正确答案，却因为价格、面子和过去的判断不肯纠错，才是更大的错误。

今天看AI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投到OpenAI、Anthropic这样的头部公司，却投了一大堆三流模型公司，都是major mistake。

24. 错过地平线，因为我太关注事情本身

地平线早期做的是白色家电物联网，我一听“AI空调”，完全不能理解一个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做这个，就没有第一时间去见余凯。

等他转向车载芯片时，估值已经到了6亿美元。当时余凯讲得极好，我非常非常心动，但又开始纠结：他原来是做软件和算法的，硬件团队还没有完全搭起来，这件事能不能做成？

后来我才意识到，早期公司本来就会不断detour，太关注创业者眼下在做什么，反而容易忽略最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足够好的创始人。

09

关于风险投资这门生意

熊伟铭出席Future Forum未来论坛

25. 投资只是一种动作，生产力才是实质

早期我觉得做投资是一个单独的工种，现在我觉得，投资只是一个动作。

你可以用基金组织资金，也可以做孵化、FA或者产业投资。它们只是不同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不是目的本身。真正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生产力，能不能创造其他人创造不了的价值。

26. 投资备忘录里写得出来的风险都不是真风险

我能写进投资备忘录的风险都不是真风险，因为所有人都看得到，它们往往已经被定价。

真正决定结果的，往往是是当时无法写清楚的变量：比如产业拐点、监管改变、地缘政治、技术范式的变革。随便哪个一来，公司命运可能就被改变了。

27. 高回报项目都是“要死要活”

高回报的项目通常伴随着要死要活的阶段，一个项目从头到尾都特别顺利，最后还给你十倍回报，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不是公司有没有波动，而是它在最危险的时候有没有能力活下来。

28. 今天的年轻人与其去VC，不如去创业公司

传统VC已经不是我们当年进入的那个新兴行业，而今天的年轻人会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今只有国资才是真正的主流，不去国资就不主流，但主流了你可能又不舒服。

今天优秀创业公司本身就有投资和生态功能，去一家AI或者机器人公司做战略投资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既能理解技术和产业，又离真实业务更近。

去VC已经不再是接触投资的最佳路径。

10

关于Argo与重新出发

熊伟铭以Argo创始合伙人身份谈深港创投合作

29. 重新出发，因为我没时间了

2025年底，我开始第三段创业，做一只新的基金Argo。过去几年，中国创投市场越来越国资化。我一直是美元和市场化背景，政府募资、to G并不是我最擅长、也不是我最兴奋的工作。

这个决定也和年龄有关。年轻时可以不断试错，今天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再调整方向。我必须选择一件自己愿意再做二十年的事，那就是Argo。

30. Backing Global Chinese Founders

如果用一句话讲Argo在做什么，就是：Backing Global Chinese Founders。

我们想支持的，是从成立之初就把自己定义成全球公司的华人科技创业者。我希望挖掘美国在地华人创业者，或把一些有强烈国际化需求的中国创业者从第一天就带去美国。

这个定位其实和中美地缘政治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过去我的从业经历中，美元VC可以中美两国投资，项目也可以在海外市场退出；但如今，中国本土创业者即使接受美元VC的钱，也只能以内资身份在香港上市；那么谁来支持那些第一天就以海外公司的身份做全球化的华人创业者？这就是Argo的机会。

而对创业者来说，Argo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具体的需求：创始人的身份怎么解决、美国本土合伙人及核心团队如何引进、数据放在哪里、算法在哪里生成、谁来做go to market、本地融资和监管怎么处理——这些都是公司从第一天就要回答的问题。美国VC不是不投中国人，很多时候只是没法投一个监管关系说不清楚的中国公司。

而我们希望做的是那个翻译者和桥梁，把中国创业者擅长的工程、技术和供应链，跟美国市场的人才、资本、客户和本地网络接起来。从一开始，就让它成为那个市场能够理解和信任的公司。

31. Argo不是“逃离”，而是一艘探索的船

Argo这个名字，很多人先想到电影《逃离德黑兰》。但它更早来自希腊神话：伊阿宋带着一群人造了一艘船，到海的另一边去寻找金羊毛。

所以对我来说，Argo不是逃离，更像一条探险的船。我们做出海，就是要去海的另一边找新的市场、新的定价，也找新的合作方式。

中美关系一时半会很难回到过去。正因为如此，新一代全球华人公司更需要从Day One重新设计自己：在哪里造船，和谁一起上船，数据、团队、资本分别放在哪里。

Argo想和中国创业者一起上船，驶向更广阔的市场。

11

关于摇滚乐

2010年大愚乐队专场

32. 创业公司是商业世界里的摇滚乐

我以前组过一支乐队，叫“大愚”。名字来自电影《Big Fish》，也来自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里的那个“Foolish”。我最早弹主音吉他，后来时间越来越少，退到节奏吉他，最后停在贝斯上。

有人说，创业公司就是音乐行业里的摇滚乐。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摇滚乐的每一拍都像重拍，节奏很快，中间还会不断变拍；每个人都有solo的时间，但一首曲子最后长成什么样，取决于整个团队如何定义自己。

33. 很多事情最初像噪音，后来却可能创造新的流派

创业不是一段被准确写进乐谱、按部就班演奏的交响乐，而是对现有业务的一次disruption。你会尝试失真、延时，会加入别人没有用过的声音。

投资也是如此。一个方向热起来，又会退潮；一代公司站到舞台中央，另一代公司从无人注意的角落开始调音。我们不可能永远踩中每一个节拍，也不可能避免错过和遗憾。

但演出还没有结束。

我们生在摇滚乐的年代。我曾经跟公元（原华创资本投资人，现红杉中国合伙人）说，如果Queen当时没有去组乐队，他们四个人大概会是一家创业公司。

而我现在做Argo，不过是重新找到一群人，换一个舞台，再开一场新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