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唐宋的社会流动，要立足科举制、走出科举制

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开放性的标识。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期。考察唐宋的社会流动，立足科举制的分析固然重要，但更需要走出科举制，在更大的社会场域中进行研究。古代人的观察和感受无疑比我们更接近现实，我们的分析就从古人的感受和观察开始。

史料中的“富民”

贫富贵贱的分化

南宋人卫湜《礼记集说》卷13记载：

先王之制，天下贵者必富，贱者必贫。故言富则知其贵，未有富贵贫贱离而为四者也。富贵贫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不能制爵禄之失也。古者制公、侯、伯、子、男之爵，则有公、侯、伯、子、男之地之富；制大夫之爵，则有大夫之地之富；制士之爵，则有士之车马之数之富；庶人无爵而有田，则有鸡豚狗彘之富。所谓“因爵以制其禄，以驭其富”也。后世不然，有封君之富而无一级之爵，有公侯之贵而或乘牛车者，皆失所以制禄之说也。

观诸唐宋社会，“贫富贵贱，离而为四”主要包括这样一些显著的社会现象：

首先，贵者未必富。在汉晋门阀制度下，士族地主把持政局，享有特权，又拥有巨额财富，他们既是社会上的贵者，又是富者。但是，历南北朝和隋代，进入初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以后，贵者贫穷的窘况进一步加剧。后蜀宰相周庠之子周仁矩，“为驸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国亡后，与贫丐者为伍，俾一人先道爵里于市肆酒坊间，人有哀者，日获三二百钱，与其徒饮啖而已。成都人皆嗟叹之”。到了宋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贵者的贫穷更为普遍、更为突出，就连宰相之家也生计窘迫。太祖朝宰相范质，其侄范杲“家贫，贷人钱数百万”。司马光，“丧其夫人，质田以葬”。贵和富的分离已非偶然和个别。当时，这些处于贫困的贵者仍然拥有一定的名爵，享有某些特权，因此又导致了贫者未必贱的情况，贵者未必富与贫者未必贱成为一对孪生兄弟。同时由于科举制的实施，不少家庭贫苦者依靠读书好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布衣宰相”。唐代的马周、张九龄都是依靠个人出众的文才位极人臣。宋代名相吕蒙正幼年母子贫苦，依靠寒窑苦读考中状元，一生三次拜相。

再看富者未必贵。唐代王元宝，地位仅属贱商之列，但却为天下之富。宋代，天下各地的富户，许多都是非贵者之列的大商人。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建康杨二郎，兴贩南海，往来十余年，累赀千万”。这些富者多为非贵者之列的贱民，使贱者未必贫与之形成另一对孪生兄弟。

最后，贫富贵贱处于经常性的转化之中。张载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黄震说：“贫富久必易位。”富、贵、贫、贱的不断转化成了富民家庭和士大夫家族治家首要考虑的问题。富、贵、贫、贱的不断转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贵者未必富、富者未必贵以及贱者未必贫、贫者未必贱的分离过程。

史料中的“富民”

为什么贫富贵贱的分化会受到古人如此关注？因为，它涉及影响乃至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两个重要因素——贵和富，即权力与财富。置诸中国古代历史长河来看，“贫富贵贱，离而为四”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和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这是对中国古代礼制的一次巨大冲击。贫富观是中国古人的重要观念，在上古三代礼制中，强调的是“贵者始富，贱者不富”，贫富贵贱各有等次。《荀子》中也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这也就是说，等级制度要靠富贵贫贱来体现。随着富贵贫贱的不断转化及其分离，旧有的等级制度便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于“贫富贵贱，离而为四”，就突破了三代礼制，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无怪乎当时有人将唐宋时期又称为一个礼乐崩坏的时期，并惊呼世道之乱。

另一方面，这是对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一次重构。《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既阐述了自己的财富观，也阐述了自己的贫富观。他强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道出了追求财富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强调财富力量决定着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唐宋时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现象的背后，正是一场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在这场重构中，财富的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史料中的“富民”

“富民”阶层的崛起

宋人关注到的又一大社会变化是“富民”的兴起和作用的发挥。宋太祖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北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些都表明了“富民”的兴起及其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广泛的作用。

“富民”，在史料中又被称作“富室”“富家”“富户”“富人”“富姓”“多赀之家”等，某些情况下还可称为“大姓”“右族”“望族”“豪族”“兼并之家”等。置于唐宋历史变迁中来观察，“富民”这个群体已不再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而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为什么说“富民”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一是分布十分广泛。正如前引苏辙之言：“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可见宋代富民阶层分布的普遍性。

二是有着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显著特征，即占有财富而又没有政治特权，同时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富民”中既有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也有靠手工业和商业经营致富的人，他们不论职业差别，统统以占有财富的多少为标准。

据《北梦琐言》卷3《不肖子三变》记载：

唐咸通中，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辈，以束脩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僚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虫，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

这既总结出了唐宋社会富民家庭衰败的三部曲，又道出了富民家庭的根基与特征。“富民”对于文化教育在维持家业不败方面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进而形成了富民阶层“富而好儒”“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

三是影响极大。富民崛起以后，迅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层”，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

南宋思想家叶适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作为“中间层”，富民通过占有土地，既提供土地给贫民耕种而使贫民得以生存，同时又为国家提供赋税。法国学者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指出：“从11至13世纪，由于新的势力在起作用，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遂渐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愈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而事实上，商人只是富民中极小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中间层应为“富民”。他们既代表百姓，代表乡村利益，与国家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但又有妥协合作的一面，从而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乡村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作为“稳定层”，“富民”甚至可以影响王朝的盛衰存亡。蒙思明先生在论述南宋的灭亡时分析道：“（自公田法后）南宋政府与豪富阶级发生利益冲突而相乖离……于是元兵所至，诸郡望风而降；绝无豪士、义民起而拒抗，如元末之义军风起云涌者；是政府不得豪富阶级之奥援，亦南宋速亡之一因也。”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夫南宋百有余年之统治，其内政之主要问题，即为对付境内之豪富阶级；初因富室之作梗而经界不行，终因富室之离异而国以速灭；南宋富室之影响政治有如此之大者。”“富民”阶层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可见一斑。

作为“动力层”，“富民”阶层极大地推动了宋以来乡村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从宋代以来历朝文献记载来看，在土地垦殖、水利工程的兴修、农业的精耕细作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中，富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经济事务中，富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乡村借贷和灾荒赈济之中，这对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和保持乡村社会的经济环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富民阶层广泛地在乡村举办私塾、延师讲学、藏书撰书和培养子弟进取功名，使乡村文化教育呈现勃勃发展之势。这不仅提高了乡村社会的文化水准，而且使乡村社会始终能够与外部世界保持较好的联系与沟通。

四是赓续时间长。在宋元明清几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富民”阶层一直赓续发展，并且始终是影响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股重要力量。

史料中的“富民”

士、农、工、商等级制的瓦解

自春秋管仲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以来，人们常常将士、农、工、商看作一种职业划分。其实，在中国古代，这种“四民分业”，既是一种职业划分，更是一种等级制度。其中，以士商等级鸿沟最大。直到唐代初年，官府仍然严格规定工商不得入仕。武德七年（624）敕令：“士、农、工、商，四民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从中唐开始，这一规定逐渐被突破，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迈进。

一是四民兼业现象日益普遍。唐宋以后，随着“士农工商”等级制度的松动，四民兼业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其中，既有小农兼业小工、小商的情况，又有官僚阶层兼营工商业的情况，还有工商业者广置田产兼事农业的情况。根据史料记载，中唐时，就出现了“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的现象。宋代，农民经商更多，以致造成“贾区夥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的状况。官僚士大夫也不甘落后。唐代大历年间，身处荣班的王公百官已是“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入宋以后，仕宦之人“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就连尘世之外的寺院也公开经商。宋代广南地区，“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这种兼业现象的日趋普遍，打破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社会结构，既是生产资料、社会资本、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又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和对等级制度的瓦解，从而使唐宋社会更具活力。

二是商人入仕备受注目。中唐以后，随着财富力量的崛起，商人越来越多地与权贵交通、与士宦联姻，以及纳财买官和培养子弟科举入仕，其获取政治权力的努力从未停息。虽然唐廷明令禁止工商业富民“预于士伍”之列，一些大臣也公开宣扬“工商之子不当仕”的传统观念，但这本身就说明此类现象已较多出现。到了宋代，“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富民读书应举的情况日益普遍。

三是士商交往频繁。宋人黄震说，“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但如今“同是一等齐民”，表明士、农、工、商等级制在贵者贫和贱者富的上下对立运动中已被财富力量摧毁。士人和商人之间的天堑，也在财富力量的侵蚀下悄然瓦解。唐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中多次记载唐玄宗与富民王元宝交往的轶事。如“元宝家有一皮扇子，制作甚质。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于坐前，使新水洒之，则飒然风生。巡酒之间，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去取看，爱而不受，帝曰：‘此龙皮扇子也。’”作为天下至尊的皇帝竟然与作为贱民的商人交往甚密，无疑为士商之间的交往打开了口子。而此时官僚士大夫阶层，出于各种目的，也迫切寻求与商人交结。

四是士商联姻风气盛行。自唐历宋，通过“榜下捉婿”、与官员士绅甚至皇室联姻而获得国家特权保护，成为富民的新时尚。魏晋及隋代、唐初，“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只讲阀阅门第，“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但中唐以来，开始“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逐渐转向论财。到了宋代，“观今世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形成了“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的婚姻论财风气。据史料记载：“帝女号公主，婿为驸马、都尉；近亲号郡主、县主，而婿俗呼郡马、县马，甚无义理。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初不限阀阅，富家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后相引为亲。京师富人如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

宋·赵佶《听琴图》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唐宋社会流动与社会变革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制社会。唐宋时期，旧有等级制度的崩溃就使得原来处于沉寂状态的各种社会要素流动起来，价值取向由求贵向求富的转变又引导着这些流动起来的要素按与以往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而统治阶级政策的调整既与此有关，又反过来为社会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创造着有利的环境，这样，三者的交互作用就促成了社会的重大变化和转折。

身处唐宋社会的人们，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这场变革。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当时社会的变化的呢？

《三山志》具体记述了福建一地的变化：

闽俗诸节最重元日……自缙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戴或褐笼衫；富民、胥吏皂衫；农贩下户白布褴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自三十年以前，风俗如此，不敢少变。又其称呼，士人非实读书，不称秀才；豪门大户，爹呼父，娘呼母，其婢仆及在己下，呼之曰郎君，曰娘；农贩下户罢呼父，妳呼母，其党类及在己下，呼之曰叔伯，曰嫂。锱铢甚严，虽骤富骤贫，不可移易。故其名分素定，岁时揖逊俯伏，井井可观。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称呼亦反是，非旧俗也。

上述记载列举了社会的很多变化。实际上，这些变化始于中唐，都经历了一个由微之著的过程。就变化的具体内容而言，无疑包含了等级制度的崩溃、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政策的调整等多个方面。

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本质上是等级制度的崩溃和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重构。追溯唐宋时期社会流动的深层根源，那就是因经济发展而崛起的那股财富力量。这股力量的人格化代表就是“富民”阶层。这个阶层，发端于中唐，兴起于宋，经历元代，赓续至明清。所以，我们主张宋元明清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富民社会”阶段。从唐宋社会流动来看，这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

（作者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