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下“50岁退休,65岁再领养老金,这15年跑到养老院去做义工不吃饭”,随即引发了一场全民网暴。她的名字在百度上最频繁的关联搜索是“杨燕绥不敢出门”。有人甚至给她寄去一块搓衣板,附言让她“去给老年人洗衣服”。十年后,当年说她的人中,不少开始回头说一句“她讲的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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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转本身,就是理解杨燕绥的一个入口。她不是预言家,只是一个愿意在公众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把制度真相说出来的人。而社保这件事,恰恰最怕的就是所有人都假装没有问题。
杨燕绥曾反复强调的一个判断是:中国的养老保险存在缺口,根源不在谁贪污了钱,而在于1997年改革前已经退休的人员没有个人积累,后续缴费者的钱被分摊到了他们身上。这是一个历史形成的结构性缺口,不是靠道德谴责能填上的。随着老龄化加剧,分摊的人越来越少,被分摊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账迟早要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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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棘手的是“视同缴费”这笔账。上世纪90年代社保制度建立时,很多在国企、机关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职工,工龄被直接认定为缴费年限,但他们当年确实没有缴过一分钱社保。这些人的养老金从统筹账户里出,而统筹账户的钱来自现在正在工作的人。
一个90后每月扣掉几百块社保,其中一部分确实在养那些从没交过钱的人。你可以说这不公平,但你不能说这些老职工不该领——他们当年拿几十块工资修铁路、建工厂,劳动成果早已沉淀在国有资产里。问题在于,这笔历史问题到底由谁来还,拖得越久,越难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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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燕绥曾给出的方案,不是简单的“延迟退休”四个字。她提出的是一种结构性调整:把养老金拆成“国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两个层次,前者保基本,后者靠自己攒。换句话说,别指望一根柱子撑起所有人的晚年。这个判断在当时被淹没在“延迟领钱”的骂声里,但后来政策的方向——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企业年金扩容、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本沿着她所说的“多支柱”逻辑在走。
值得注意的是,杨燕绥以前谈社保时反复用到一个词:可持续。她说得很直白:公平和可持续得一块讲,不能持续也就没公平了,像希腊那样缸里都没水了,大家都成穷光蛋。这话听起来冷,但社保的本质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可以无限透支的账户,而是一个需要代际之间相互信任的契约。年轻人愿意交,是因为相信老了能领到;老人能领到,是因为年轻人还在交。一旦这个信任链条断了,整个制度就塌了。
而当下最紧迫的信任考验,来自“63婴儿潮”。1963年中国出生了2790万人,此后陆续出生的这一代人总共约3.7亿。2023年他们开始进入60岁,2033年将进入70岁,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人数预计达到4000万左右。杨燕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全由家庭承担的社会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尤其难以承受。必须抓住2030年之前的窗口期,构建起社会化的失能失智照护体系。这就是长期护理保险——“社保第六险”——被推上前台的原因。
长护险的意义,杨燕绥看得很远。她曾说这项制度从起步就覆盖全体国民,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型社会互济计划”,全世界没有先例。但它面临的挑战也同样真实: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城乡二元、征收难。制度出台了,“三分靠制定,七分靠执行”,能不能在2030年之前把服务体系建起来,决定了2033年那波照护高峰来临时,社会是手忙脚乱还是有备而来。
回过头看,杨燕绥身上最值得琢磨的东西,不是她的方案有多完美,而是她作为制度设计者的一种姿态。她公开说过“十分抱歉,我设计的社保不能应对你的养老危机”。一个参与顶层设计的人,承认自己设计的制度有边界,这需要不小的清醒。制度的责任是兜底,但兜底之外还有一大片空间,需要个人、家庭、市场一起去填。
这话不讨喜,但它比任何承诺都更负责任。老龄化的浪已经拍到脚边,抱怨浪太急没有用,提前把丑话说在前头的人,其实是在替所有人争取时间。
本文为历史回顾性文章,所涉杨燕绥教授关于社保、养老金、延迟退休、长期护理保险等问题的言论、观点及相关政策讨论,均基于当时公开报道、演讲、访谈、学术资料和政策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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