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15日,北京八宝山,一场普通职工的追悼会引来上千人。人群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来到现场,向安静躺在鲜花中的刘素琦深深鞠躬。她生前并非显赫人物,却把一份少有人愿意承担的工作,做了十多年。
这份工作,就是火化工。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火化车间既辛苦,又容易被误解。刘素琦的丈夫冯兰明后来担任副局长,按家庭条件和社会眼光,她完全可以选择一份轻松些的岗位。偏偏在八宝山人手最紧张的时候,她递上了申请,要求到火化车间工作。
那不是一时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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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八宝山的火化设备比较简陋,车间里的劳动强度很大。部分工人因长期劳累和管理混乱离开岗位,停尸房积压的遗体越来越多。有关方面曾面向社会招工,可一听工作内容,许多人连连摇头。
刘素琦出生在河北农村,早年养成了能吃苦、少计较的性格。她看着车间里的困难,心里始终放不下。经过反复考虑,她和苗秀清、李淑琴两位年轻女同志一起,决定接受这项任务。
她回家把想法告诉丈夫。冯兰明没有替她作决定,只说:“你觉得能干,就去申请,写份材料更正式。”这句话不长,却把选择权交还给了她。
真正进入车间后,刘素琦面对的第一道坎,是心理上的恐惧。遗体情况各不相同,病故者居多,也有因事故、凶案和自杀去世的人。刚上夜班时,车间的每一点声响都让她紧张,回到家后还常常做梦。
有一次,她和同事抬运一具事故遗体,途中突然听到一声闷响,低头才发现遗体的头部已经脱落。那天她回家时双腿发软,夜里也难以安睡。这样的经历,对任何初入岗位的人来说都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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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选择躲开,而是有意到停尸间巡视。一次、两次,日子久了,恐惧逐渐被熟悉取代。她明白,工作对象需要尊重,不能被想象中的惊惧牵着走。后来,即便独自值夜班,她也能沉着完成任务。
体力上的考验更加直接。冬季冷风灌入,烟气不易排出;盛夏几台炉子同时运转,车间像蒸笼一样闷热。白大褂被汗水浸透,打开炉门时,热浪迎面扑来,调整遗体位置和清理炉膛都需要经验与力量。
一具遗体从送入炉膛到完成火化,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遇到集中任务,工作人员还要连续加班。1986年北京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遇难者遗体运抵八宝山后,刘素琦立即投入处理。十几个小时下来,她几乎没有完整休息过。
更难承受的,是旁人的议论。
有人猜她是为了出风头,也有人认为火化工补贴较多。亲友则劝她另找工作,觉得这份职业“不体面”。这些话传到孩子耳中,也形成了压力。有人到家里询问母亲在哪里工作,孩子会急忙回答:“她在民政部门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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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时,职业一栏尤其让孩子为难。女儿甚至请求母亲换一份工作。刘素琦对此没有争辩,只是继续按时上班。她大概清楚,职业的价值不能靠几句解释获得,只有把事情做好,时间才会给出答案。
1983年,冯兰明担任副局长后,周围又出现了新的议论:丈夫职务提高了,妻子是不是该换个岗位?刘素琦的回答很平静:“他做他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
这不是姿态,而是她多年坚持的理由。她把遗体接运、炉膛操作、骨灰整理等环节一项项做好,面对家属时尽量耐心,面对特殊任务时不推诿。多年下来,她多次获得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并被评为北京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1990年2月5日,刘素琦因交通事故去世,年仅不详的具体年龄资料并未在相关叙述中明确。2月15日,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前来悼念者超过千人。田纪云副总理也赶到现场,在遗像和鲜花前俯身致意。
那一刻,车间里长期被忽视的劳动,终于以一种庄重方式被看见。她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壮举,留下的是一炉一炉完成的工作,是家属能够带走的骨灰,也是同事记忆中那个始终不肯敷衍岗位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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