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秋，北京，罗瑞卿接任总参谋长。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张普通的任命表，而是一套牵动全军的工作班子。总参谋长负责三军作战指挥、军事建设和日常协调，军委秘书长又要承接大量军务文电。两个位置叠在一起，分量自然非同寻常。
新中国成立初期，总参谋长的地位很重。那时军队总部机构尚在调整，陆海空军建设、院校教育、国防工程和高级干部任免，都需要有人把军委的决策落到具体部门。相比后来逐渐分工细化的体制，当年的总参谋长更像是连接军委与全军的一座枢纽。
罗瑞卿能担此重任，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早年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和军队政治工作，抗战时期又在晋察冀等地参与根据地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公安部部长，处理过政权安全、社会治安和国家保卫等复杂事务。这些工作看似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指挥，却很考验组织、判断和统筹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罗瑞卿还曾担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公安军并非普通地方武装，而是承担边防、内卫和重要目标警卫等任务的军种。司令员、政委一肩挑，意味着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都要抓。这个经历，使他对军队系统的运行方式并不陌生。
1957年，公安军与防空军等建制经过调整，罗瑞卿的主要工作重心转向公安系统。两年后，军队领导层再次出现变化。黄克诚离开总参谋长岗位，罗瑞卿被调入中央军委核心工作圈，出任总参谋长。这个安排，显然不是单纯的岗位替换，而是对其综合能力的重新使用。
当时，林彪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由于身体状况和工作分工等原因，军委需要建立一个更便于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军委办公会议由罗瑞卿主持，成员包括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等人，承担文件起草、请示审议、政策传达以及高级干部任免事项的研究。
这类会议不负责替代军委作最终决定，却负责把大量具体工作筛选、归纳和落实。军队机构庞大，报告一层层上来，若没有稳定的办事渠道，决策很容易堵在中间。罗瑞卿的长处，恰恰在于能够把复杂问题拆开处理，再交给有关部门执行。
据有关回忆，林彪在军委会议上曾评价罗瑞卿“很有领导和组织工作的能力”，并表示希望由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的表态，既是对老部下工作能力的认可，也说明罗瑞卿得到的权限并非来自一个单独岗位，而是来自军委对其办事能力的集中授权。
罗瑞卿当时身兼五项重要职务：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五个职务分属党、政、军三个系统，彼此之间又有紧密联系。如此安排，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领导序列中十分少见。
不过，“身兼五职”并不等于所有事情都由罗瑞卿个人决定。军委实行集体领导，重大军事问题仍须经过中央和军委研究。他的特殊之处，在于能够同时接触不同系统的工作，并把中央政策、军委意图和部队执行连接起来。说得直白些，他更像是军委日常运转中的总协调者。
这种格局也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1959年前后，军队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国防工业、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和部队编制都需要统筹。与此同时，国家机关与军队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许多重大事项不能只由一个总部单独处理。罗瑞卿兼任国务院职务，便于军政之间沟通，但工作压力也可想而知。
有人曾问：“总参谋长为什么还要兼管这么多事务？”得到的解释很实际：“事情要有人接得住，也要有人办得成。”这句话未必是正式会议记录，却道出了当时用人的逻辑。能不能把命令变成计划，把计划变成行动，是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
后来，军队领导体制逐步调整，总参谋长承担的工作开始与军委秘书长、军委办公机构以及各总部进一步分开。杨成武、黄永胜先后担任代总参谋长或总参谋长期间，军委日常工作也通过军委办事组等机构运转。到1980年，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岗位分工更加明确。
1982年以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系统逐渐承担更多日常协调事务，总参谋长作为三军总参谋和作战系统负责人的职能仍然重要，但不再包揽军委层面的全部事务。职务权力从集中走向分工，正是军队领导体制不断制度化的一个侧面。
因此，1959年的罗瑞卿，不只是“担任五大职务”这一数字值得注意。更关键的是，他被放在了党政军联系最密集的位置上，承担的是一项组织性极强的工作：把最高层的决策，通过军委办公机制，转化为全军能够执行的部署。这种安排，构成了他在新中国军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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