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4月27日，北京怀仁堂，毛泽东接见陈国生、文运昌和文涧泉。刚见面不久，他忽然板起脸，问陈国生：“外甥第一次见舅舅，没给我带点东西？”
这句话听着像是长辈打趣，陈国生却一下紧张起来。她从湖南来到北京，既没有带土特产，也没准备什么贵重礼物。面对毛主席，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红着脸说：“三舅，我们什么也没带，您需要什么呢？”
毛泽东没有让她为难，接着问：“书信、报告一类的材料，有没有带来？”陈国生这才想起，自己确实带了几封信，其中一封，是养母毛泽建在狱中留下的亲笔材料，另一封则关系到丈夫宋毅刚的历史情况。
她赶忙说道：“带了，只是放在前门饭店的枕头底下。”毛泽东听后笑了：“东西带来了，又放在旅社里，那就派人去取。”
一个小小的玩笑，背后其实有着很深的亲情意味。陈国生并非毛泽东的亲生外甥女，却是毛泽建收养的孩子。毛泽建是毛泽东的妹妹，1929年8月28日在湖南衡山英勇就义。她牺牲时，年仅二十多岁。
毛泽建被捕后，敌人曾以她是毛泽东之妹为由，企图逼她交代革命同志的情况。她始终没有屈服。牺牲之后，当局还张贴告示，限制百姓收殓遗体。几名码头工人冒险将她遗体抢出，才使这位烈士得以安葬。
1950年，毛岸英从韶山回到北京，向父亲讲起故乡亲属的情况，也提到了毛泽建还有一名养女在世。毛泽东听完，立即追问：“她现在在哪里？”
当时的陈国生住在湘乡乡下，生活并不宽裕。她的生父梁泽南于1928年3月被杀，母亲陈淑元为了躲避追捕，只得把年幼的女儿寄养在外祖母家。此后，陈芬、毛泽建相继遇害，陈国生便在颠沛流离中长大。
在文运昌帮助下，地方干部找到了陈国生，并对她的身世进行了调查。确认身份后，她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两个请求：希望安排一份工作，也希望有机会到北京看望舅舅。
毛泽东没有立即同意她进京，而是在1950年5月7日回信，劝她先在湖南设法就业，并把当地情况写信告知。信中称她为“国生贤甥”，语气亲切，却没有因为亲属关系而违反当时的工作安排。
陈国生的丈夫宋毅刚曾在国民党县警察系统任职。解放初期，国民党旧职人员需要登记、交代历史，家属也难免承受压力。后来，地方政府根据调查情况，将陈国生安排到长沙茶厂工作，之后又调往蔡锷北路肉食店担任出纳。
1951年，陈国生终于接到中南海通知，被邀请到北京。4月24日，她与文运昌、文涧泉抵达北京，住在前门饭店。三天后，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他们，握手、寒暄、留饭，谈话一直持续到很晚。
席间，陈国生提到毛泽建墓地简陋，希望政府拨款修缮。毛泽东沉默片刻后说，毛泽建的墓要修，陈芬的墓也要修，但当时国家刚刚结束长期战争，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不能只顾一家一姓。他还提到，自己的父母墓地仍是草坟，也没有同意立即修建。
这番话并非推托，而是当时财政困难和烈士纪念工作实际状况的反映。毛泽东明确表示，烈士墓终究要修，但要分轻重缓急，不能把公款优先用于个人亲属。
谈到宋毅刚时，毛泽东直接问：“他有血债吗？民愤大不大？”陈国生如实说明，丈夫只是基层旧职人员，没有造成严重伤害，解放后还主动交出了有关毛泽建、陈芬的资料。
毛泽东听后说，如果有血债、民愤大，就留在北京；如果没有，就回去让丈夫接受改造。他还解释，对国民党人员不能一概镇压，必须区别对待，对罪大恶极者严惩，对没有血债、民愤不大的人员则实行改造。
这次谈话中，亲情和原则始终交织在一起。毛泽东把陈国生当作毛泽建的孩子照料，却没有因此回避对其丈夫历史问题的审查；他关心烈士后人，也同样强调不能把私人感情置于政策之外。
陈国生后来返回湖南，继续工作。1955年离开北京后，据她回忆，毛泽东还曾通过秘书，从自己的稿费中按年寄给她家二百元钱，帮助他们渡过困难。她也一直参与毛泽建等烈士墓地的修缮事宜，使那段被尘土掩埋的革命往事留下了可以凭吊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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