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

诉说忧伤

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

作者丨戴维·卡普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凑的当代社会，抑郁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最基本的生存体验之一。截止至2019年为止，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3.5亿人遭受抑郁症困扰，抑郁症无疑是全球大流行的疾病。美国社会学家戴维·A.卡普也是众多饱受抑郁症折磨的患者之一。

在《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卡普基于本人数十年的患病经历和50位患者的社会调查意在表明，抑郁症是一种“孤立的疾痛”，医学并不能解决抑郁症带来的所有问题。抑郁症发作时，不仅患者会陷入自我隔离的状态，周围他人也会被卷入其中，抑郁症如同一个不断吸取人们生命能量的“情感黑洞”。而医学将情感痛苦化约为疾病问题，窄化了疾痛的社会意义，实际上将痛苦无意义化，这无疑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迄今为止，《诉说忧伤》是为科学主义所劫持的社会学界中罕见的以第一人称来对抑郁症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民族志文本。作者卡普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其与理论的对话，而是他勇于坦承个人遭遇并且超越主观感受，赋予被社会边缘化的精障患者“谈病说痛”的声音，以娴熟的专业手段，将个体叙事整合在全书一气呵成的篇章之中。《诉说忧伤》最终获得以著名社会学家Charles Horton Cooley命名的学术大奖，可谓实至名归。

下文摘选自《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第四章“药物治疗的意义”。

我只能告诉你：“哦，上帝，用对了药的时候，你能感觉到。”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会说，我有了一次精神体验。

研究生，女性，24 岁

我这辈子再也不吃他妈的药了。我不是把我的感受推广到其他人身上，但对我来说，这玩意我已经受够了，再也不会吃了。

兼职教授，男性，48 岁

一天中午，我和一群经济学家在波士顿学院的教师餐厅共进午餐时，饶有兴趣地听着有人抱怨某位同事“不断拷问数据，直到它们坦白一切”。尽管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可能性，甚至是可取性有相当大的争论，但大多数社会学家可能会说，我们不应该放弃研究的客观性。我自己的立场是，没有人能逃脱自己特定经历和生活环境带来的偏见，声称研究人员在研究时可以不受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响是愚不可及的想法。研究者和其他人一样，必须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而这个角度影响着研究的每个部分——影响提出问题的方式、偏好的研究方法、对受访者的观察或提问方式， 影响对理解研究对象数据类型的选择，影响分析过程中对研究重点的选择，也影响研究者最后呈现其“发现”的方式。

鉴于无法达到绝对的客观性，研究人员应该正视他们的偏见和假设，这样，读者至少可以知道它们“源自哪里”。有研究人员偶尔声称他们的研究是完全客观的，虽然我认为这种说法荒谬，但我也在研究方法课上告诫学生，完全放弃客观性会引发学术混乱。我认为，客观性是研究追求的目标，让研究者诚实地回应收集到的数据，从人们所说的话中分析真正的结果。客观性的态度还包括，特意去寻找可能与新兴理论相抵触的数据。简而言之，研究人员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完全爱上自己的理论而无法放弃。

在本书所有的章节中，受我个人强烈感情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本章了。本着我在课上指导学生的一贯精神，我想在呈现数据和分析之前，先简述一下我个人对药物的态度。在第一章中，我说过，我一直在服用药物，但内心一直很矛盾。事实上，我多年来一直服药，但是我时不时换新药，希望最终能找到一种在我身上“起作用”。我担心停药后情况会变得更糟，我不想冒这样的险，因此，我虽不情愿，却坚持服药。除了抗抑郁药外，我也有得到“许可”，“必要时”可以服用克诺平这一抗焦虑的药物，以改善睡眠。我试着控制服用氯硝西泮的量，因为与我服用的抗抑郁药不同，氯硝西泮会使人在生理上对其上瘾。我想完全戒掉，但是撤药症状（易怒和可怕的失眠——我一开始服用氯硝西泮就是为了治疗失眠）让我难以招架，而且氯硝西泮能让人偶尔睡个好觉，非常诱人。这些年来，我对服用这些药物的态度一直很稳定——既充满敌意，又相当依赖。

当我梳理自己对药物治疗的敌意态度时，我意识到，我对药物的态度与我对精神病学的看法以及精神病学通常把抑郁症定义为生物学疾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我尊重医学家帮助人的真诚意图，但我也想知道，精神科医生全力以赴支持药物治疗的意愿是否与他们自身地位在医学界受到质疑有关。如果能证明情感障碍和糖尿病、癫痫或心脏病一样具有明显的生物学病因，就可以肯定精神病学的“医学”专业性。然而，就单相抑郁而言，从未确定过明显的器质性病因。人们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后有时会感觉好些，但这并不能确切证明抑郁症是由潜在的生理病因引起的。这背后的逻辑类似于，某人晚餐时喝一两杯葡萄酒感到更舒服，但这不能证明说他实际上患有某种可由酒精治愈的生理损伤。

基于我的个人经历、倾听他人讲述以及毕生阅读社科著作、吸纳符合常识的观点，我认为，抑郁产生于社会环境、个人脾性和生物化学交织而成的极其复杂、不断变化、难以捉摸的网络。因此，我绝不会说，不应该服用能改变体内化学组成的药物。有非常多服药后受益的人认同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也强烈反对有意弱化社会经验在塑造情绪方面（包括好情绪和坏情绪）作用的做法。其他抑郁症疗法的效果不太好，求助药片可能是一种实用的策略。然而，服用药物有时对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并不能证明医学界盛行的判断，认为抑郁症首先是有生物学病因基础的。

无论是从个人还是我的专业出发，我都反对完全从生物学角度解读人类的行为。从政治角度出发，我对目前的精神病学实践也存在疑虑。无论是过去的谈话疗法，还是现在流行的药物疗法，这些解决方案都忽略了情感困扰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基础。举个例子来说，诸多研究表明女性患抑郁症的概率是男性的两倍，如果仅仅从生物学差异来解释这一发现就很难让人信服。在我看来，一个显然合理的假设是，女性面临某些模式化的社会状况，这导致了所有这些研究中的统计差异。由此看来，只专注于改变患者的医疗方案（或通过谈话改变病人的自我，或用药物改变病人的生化特征），会完全忽略了人类痛苦的结构性来源。因此，大多数精神病学治疗本质上是保守的，间接支持着系统性的现状。医学界几乎总是把疾病解释为个体身体病理的反映，很少将疾病解读为对病态社会结构的正常反应。照此思路，我发现当下鼓吹抑郁症药物治疗的医学辞令既是科学上的傲慢，也是政治上的倒退。

和数百万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们一样，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医学承诺不会成为明天的问题。然而，有史为鉴，我们不应该对任何被标榜的“神药”抱乐观态度。相反，我们应该怀疑这类说法。我们要记住，20世纪50年代开始鼓吹的革命性疗法声称，影响人们，尤其女性生活的多种焦虑症状可用安定和利眠宁等精神药物治疗。在短短一段时间后，数百万的人们开始“嗑药”，以减轻痛苦。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医学和社会科学家逐渐认识到，这些弱镇静剂的广泛使用是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回想起来，早期医学上关于镇静剂功效的说法似乎言过其实，且有明显危害。

我在第一章中提到，最后一章将详细说明美国宏观的文化架构，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抑郁。我希望，更广阔的文化分析将能引人深思、令人信服。不过，在当前历史阶段，我预料美国医学界会越来越认同药物是治疗抑郁症的最佳方法这一观点。这场由极其强大的医疗机构和美国人寻求快速科学的解决方案的意愿所推动的化学革命，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动力。事实上，现在美国大约有600人在使用一种自1986年才出现的药物——百优解。最初，百优解是用于治疗抑郁症的，现在已推广到强迫症、减肥和过度害羞等症状的治疗。彼得·克雷默在其颇具争议的《神奇百优解》一书中提到，一种似乎能改变人的脾性并让一些人感觉“比好还好”的药物使得未来可能出现“心理美容精神药物学”，这令人担忧。

↑百优解（Fluoxetine）是一款由美国礼来制药(Eli Lilly and Company)推出的抗抑郁药物

到目前为止，我的评论表明了我对过度使用抗抑郁药物秉持保留态度。医生这一群体拥有极大的权威，可以塑造整个社会对疾病特征及其应对措施的看法；也许，我和诸多研究医学的社会学家一样，对他们如此强大的权威感到强烈的担忧。对医学伟大成就的认可并不妨碍我持有这样的观点，即科学本身是一个信仰体系，很有可能出错，也很有可能造成权力滥用以控制他人。

从根本上讲，本章探讨抑郁症患者是如何几乎一致接受自身问题的医学诊断及其医学解决方案的。当下流行的文化观点是，修正个人的生化物质构成是自我健康修正的最佳途径。尽管人们越来越“相信”药物治疗是对抗抑郁症的首选方法，但本章的分析将表明，决定开始一个疗程的服药并不是不加思考听从医嘱的简单过程。事实上，患者开始并坚持药物疗法的意愿是一个全面的解读过程，过程中他们会考虑诸多问题，包括药物使用和疾病自我定义之间的联系、药物副作用的含义、对医生的态度、对医生专业知识的评估以及对自身问题原因的不确定性等。

《诉说忧伤》

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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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卡普｜著

文字选自《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第四章“药物治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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