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 | 《庄子》内篇的精神修养

庄子思想一以贯之的精神旨归，是以通透的认知打破世俗执念，以从容的姿态应对纷乱世事，以开放的心灵合于整全大道，从而在现世中实现精神与心灵的自适和安宁。通读《庄子》内七篇，不仅可以领会庄子所处时代的思想脉动，还能从中汲取破解现代人生存困境、纾解精神焦虑的思想启迪。从《逍遥游》中对小大之辩、无待逍遥的阐释，到《齐物论》对是非、物我的齐同观照，再到《养生主》对有限生命超越之道的阐发，《人间世》对自全心灵工夫的讨论，《德充符》对形神关系的辩证，《大宗师》对体道合道理想境界的描画，直至《应帝王》对顺物自然政治智慧的总结，庄子对心灵自由的思考层层推进、逐步展开，形成了一套自洽的精神修养体系。

《逍遥游》作为内七篇之首，阐述了“以自适求得愉悦”的理念、态度和境界，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与镜鉴价值。庄子通过极具想象力的“小大之辩”，展现了视角转换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鲲鹏飞九万里与蜩鸠跃于榆枋之间，虽然境界大小悬殊，但各有其自适的逍遥。人生的精神痛苦，很大程度上源于以狭隘的自我视角衡量一切，将自身标准奉为唯一尺度，却得不到他人或社会的认可。在庄子看来，当人们能够打破认知局限，从足够广阔的视野来观照自身处境，便会发现那些曾让人焦虑不堪的困扰，不过是生命长河中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庄子强调，真正的逍遥意味着“无待”，即心灵不再受物质、名利等外在条件和成见、欲望等内在束缚的牵绊，超越了世俗的人际关系，摆脱了各种因功名执念带来的精神伤害。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正是要人们放下对“小我”的执着，破除对功业的贪恋，超脱对名声的追求，从而实现无处不在的自适性逍遥与精神性愉悦。《逍遥游》用“藐姑射山神人”“五石之瓠”“无何有之乡”等寓言，完成了从树立理想到提供方法再到落实安顿的“逍遥”证成。逍遥无待之境并非遥不可及的幻想，它始于“有用无用”的思维转换，经历浮于江湖的生活艺术，最终摆脱了“被使用”的压抑和“被物化”的焦虑，由此便可实现逍遥自适的愉悦心境。

如何观照世界，是《齐物论》的思想主题。庄子认为，天地万物各有其独特性，任造化所生，呈现出“吹万不同”的差异样态。面对千差万别的世界，人们基于不同的成长环境与人生境遇，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与表达，在人际交往中难免出现意见纷出、是非四起的局面。在庄子看来，这是因为人们常常限于自我之视域而带来的纷扰，这种纷扰既无必要也无意义。现代社会中，“信息茧房”与“立场之争”的困境亦可从这一思想中获得启示——人们往往被自身的成见所困，认定自己是真理的持有者而他人深陷谬误，却不自知这不过是“以我观之”的有限视角。庄子试图引导人们超越自我局限，尊重各自本然的差异性，以空明心境去观照世界、应对人世，任凭天地万象森罗，人们只需以齐物的眼光平等看待万物，以抵达超越虚妄是非的达观之境。庄子提出的“莫若以明”，要求人们消除那个自以为是的“小我”，让世界如其本然地呈现，而非将自身的意见强加给世界。“道通为一”的智慧，则启发人们从事物本质的同一性视角看待差异，从整体维度理解局部，避免陷入无谓的对立与分裂。庄子认为，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有限的概念语言分割了无限的大道；为了保全“道”的整全性，人不应在“人为划分标准”的有限思路中陷入无限循环，而应当从根本上转变观照世界的方式，以本质层面的普遍同一性看待世界，以静默的方式与世界共处、合而为一。由此，人们便可如其所是地观照世界，超越是非、差异、争执与相待所造成的精神困扰，实现物来顺应、随物自化、逍遥游世。

《养生主》阐述了“如何实现养生全神，并在此基础上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这一命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是庄子对生命有限性的深刻自觉。在庄子看来，人的肉体生命有限，既不能将其局限在对有形世界的知识求索上，也不能停留在经验与技术层面应对世界，更不能被形体残缺、生存困境与人伦礼法束缚，而应当顺应自然、由技进道、率性顺天，唯有如此，才能“养生全神”、挣脱有限性的束缚。“庖丁解牛”的故事进一步说明，任何技艺若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终究是有限且耗神的；唯有进阶到“道”的层面，也就是领悟事物本身的自然条理并与之合一，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在劳作中体悟自由与愉悦。庄子主张“安时处顺”，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天道的大化流行之中，从而获得超越性的无限体验。正如“薪尽火传”所蕴示的，有形的柴薪终究会燃尽，但个体生命可以通过“率性顺天”融入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在精神上挣脱有限性的桎梏，从而获得超越意义上的无限体验。

《人间世》讨论的是“人处于世，如何更好周全自身的心志与生命”这一问题。人是公共性的存在，需要承担各类公共职责，在公共事务中接受他人的评判。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命意义不只取决于对公共事务的有用程度，还在于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与生命的顺享天年。实际上，庄子并不像后世所误解的那样主张完全避世、遁世，他清醒地认识到公共义务“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为了更好地在共在中周全自身，庄子提供了一套独特的应对智慧。庄子既不鼓励牺牲自我成全公共事务，也不以对抗姿态逃避责任，而是通过“心斋”的修心方法，保持内在的空明宁静，以“乘物以游心”的姿态顺应外部事务的必然性，却不被它役使，以“形就心和”的策略与各色人相处，同时不丢失自身本真。庄子还提出了“无用之用”的生存智慧，世俗所看重的“有用”，比如才智、技能、名位，往往是招来祸患的根源；而那些被视作“无用”的，例如不材之木、形体残缺之人，却能“终其天年”。庄子的方案并非要求人真的做无用之人，而是要人从“被使用”的焦虑中解脱，意识到生命本身的价值高于一切外在的工具性价值。

《德充符》回应了“为何应该重视人的心灵世界以及如何认知精神与形体的关系”的问题。庄子塑造了一系列形体残缺却精神完满的形象，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等人，或断足，或形貌丑陋，却能令众人倾心折服，甚至连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为之叹服。庄子用这种挑战常识的叙事说明，外在形体、世俗名位和内在德性没有必然关联，不执着于外在形貌才能实现心灵的解放。“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当一个人内在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时，外在的形体缺陷便不再阻碍自身对他人的吸引力。在社交媒体时代，有些人对外在形象、标签、人设的执着日益加深，这种执着恰恰催生了巨大的内心消耗——人们只活在他人的眼光里，活在比较与焦虑中，却忘了真正的魅力源自心灵的整全与自足。对于这类人，庄子的上述思想无疑具有一定的疗愈意义。人不必被外在的形质、世俗的评判标准所捆绑，真正重要的是内在德性的完满与心灵的自在安宁，超越了对外在形迹的执念，才能在任何处境中都获得通透的精神自由。庄子进一步指出，死生乃是天地大化的自然变迁，将死生视作同一条变化之途，便能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而“才全而德不形”的境界，更要求人顺随大化、保持内在精神的完满，不将德性显露在外以求取声名，让生命归于本真自然，由此便可获得不受任何外在束缚的精神自适。与此同时，庄子主张人们在公共交往中要重心灵之德而去形骸之蔽。在《德充符》里，庄子与惠施关于“无情”的辩论更点明了他的核心用意。所谓“无情”，并非生性冷漠，而是“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不让世俗的好恶、是非、情绪损伤自己的本真心性，这和当代心理学倡导的“情绪管理”“心理边界”等观念也有着深刻呼应。

《大宗师》为理想的“合道化”生活论证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也指出了践行这种生活的具体路径。庄子提出了“真人”的概念，称“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人之所以为“真”，在于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判断（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超越了欲望对生活的牵制（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也超越了对生死的忧惧（不知说生、不知恶死），最终抵达“天与人不相胜”的合一之境。这种“合道化”的生活，就是彻底顺应自然，不以人为意志干扰天道的运行，在“安时处顺”中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道”并非某种神秘的存在者，而是对世界整全性与自然性的理解，是人把握世界本质后形成的观念性象征。学道的过程，就是通过“外天下”“外物”“外生”的层层超越，最终抵达“朝彻”“见独”“无古今”“不死不生”的彻悟境界。而“坐忘”，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是实现这一超越的具体修养方法。日常生活中，人们都限于“合情合理”，而庄子则在“合情合理”的世俗生活之外，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合道”的生活图景：超越形体、生死、礼乐、仁义、是非的羁绊，回归自然的造化之道，在有限的人生中体验无限的逍遥，让生命回归本然的舒展状态。在庄子的“合道”境界中，人与大道同流，与天地并生，摆脱了俗世带来的种种精神枷锁，获得了无所拘束的心灵自由，这正是庄子一以贯之追求的生活理想。

《应帝王》讨论了“如何应对公共生活”的问题，将个体心灵的逍遥自由拓展到政治治理领域，阐发了顺物自然的政治哲学，完成了内七篇从个体修养到公共治理的精神推演。何以实现良好的公共治理从而让人们在公共生活中保持精神安宁？庄子的答案是，让每个个体都能保有自身的本真与自在，在顺应自然的治理中实现生命的自适逍遥。庄子既阐明了帝王的治理之道，认为帝王应当以无欲无为实现天下大治；同时也提出了民众的应对方式，主张民众顺应自然、“浑沌”应世，以此避开外在干扰，更好地主宰自己的生活。“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这是庄子应对公共之治的智慧：人的内心像镜子一样映照万物，却不滞留、不评判、不执着，物来则照，物去则空，唯有如此才能在与世界相处时不被世界伤害。“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寓言，更是点破了“有为而治”的根本弊端——任何基于主观标准的刻意改造与人为划分，都会戕害万物本然的整全性，最终破坏天下本有的秩序与安宁。庄子所设想的“浑沌”式不被干涉的自由，以及随物自安的无为之治，强调每个人都应保有不受他人强加干预的自主空间。庄子认为，无论是帝王还是民众，不能被外界迷惑控制，而应当摒除机巧之心，把心灵当作一面镜子，观照而不介入，从而在“不去做什么”“不要成为什么”的“消极应对”中实现个体的精神自由。当然,这种保持“浑沌”状态的自由观，既包含按照自身意志生活、不被他人干涉的内涵，同时也因放弃公共责任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我们辩证扬弃。

《庄子》内七篇从个体生命的精神境界出发，延伸到世界认知、生命养护、人生处世、心灵修养、理想生活，又落归于公共生活的应对，较为系统地展现了庄子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思想脉络。内七篇以精神逍遥为起点，顺着个体与世界关系的层层展开、逐步推进，始终围绕“人如何在有限的现世中获得精神自由与生命安适”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从精神境界、认知方法、生命态度、生存策略到形神观念、理想人格，最后落脚于公共生活，构建起一套有着系统意义的精神哲学。庄子的精神哲学既不否定人们对世俗生活的参与，也不回避人生在世必然要面对的种种困境，却始终为人们保留了一方不受外在标准裹挟、不被功利欲望奴役的精神自留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也有助于人们去探寻安顿心灵的方向，重获精神的自适与自由。

作者：朱承，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职教授

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