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北京，军事科学院的战史编写工作进入关键阶段。郭化若面对的，不只是资料取舍和文字斟酌，更有一个绕不开的原则问题：怎样评价中国革命战争，怎样写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
案头堆着战报、文电、回忆材料，编写人员各有看法。有人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提出应当淡化甚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郭化若没有回避，也没有用空泛口号搪塞，而是把问题重新拉回史实本身。
他的态度很明确：战史不是个人功过的简单排列，更不能为了迎合一时议论而割断历史脉络。中国革命战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许多重大决策、战略转变，都必须放在具体环境中考察。
郭化若要求编写工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同时用充分、可靠的材料说话。他强调，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领导作用，不能靠感情，也不能靠传闻，而要让战役经过、会议记录、命令电报和部队实践彼此印证。
这份坚持，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1937年8月，郭化若由庆阳步兵学校来到延安，随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当时抗大第三期已经开学，来自各地的青年陆续汇聚。毛泽东曾为学员讲授政治、哲学和军事问题，课程内容被整理成记录稿，供学员学习。
郭化若到延安较晚，没能完整听到毛泽东的哲学课，曾对此感到遗憾。后来，他从整理出的讲课记录中认真研读，逐渐体会到，理论并不是脱离战争的空谈，而是要回答怎样认识敌我、怎样组织群众、怎样把握战争规律。
有一次，在洛川会议前，郭化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先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提醒他不要只顾工作而忽视休息。谈话时，郭化若看到桌上放着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书中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
毛泽东曾对他说：“不读书不行，抗战需要理论武器。”这句话给郭化若留下很深印象。那时工作异常繁重，毛泽东常常批阅电报、研究战局，仍坚持读书和思考。郭化若后来从事军事理论和战史研究，显然受到了这种工作方法的影响。
抗战时期，郭化若还奉命撰写《抗战游击战争》，为此查阅资料、总结经验，并把战场上的具体问题提升到战略层面。对他而言，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抽象的标签，而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发展并接受检验的思想体系。
这种认识也经历过现实考验。
“文化大革命”后，郭化若一度长期处于较少工作的状态。1972年，他曾致信叶剑英，请求重新分配适当工作。1973年，他从合肥到北京治病，并继续争取参加实际工作。那段时间，他没有消沉，每天读书、练字，还向身边干部讲革命经历。
郭化若待人朴实。人在合肥时，他常步行数里去看望基层同志，询问生活困难和返乡安排。离开合肥前，许多老部下赶来送行，这份感情并非因为职位，而是多年相处积累下来的信任。
1973年冬，毛泽东批示同意郭化若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接到通知后，他说：“又可以为党多做工作了。”此时的郭化若已年近七十，却仍把这次调动看作新的责任，而不是迟来的补偿。
军事科学院的战史工作，既要求熟悉军事，也要求有较强的历史判断力。1978年，战史试编工作启动，郭化若就提出，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到1980年正式编写时，面对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他再次重申这一立场。
他并非要求回避问题。相反，他主张把战争中的复杂情况、经验教训和具体失误都写清楚，但不能因为存在曲折，就否定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成果。战史可以有分析，可以有讨论，却不能脱离事实，更不能任意颠倒因果。
郭化若还指出，毛泽东代表了中国革命一个重要时代，维护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是战史工作者的责任。于是，编写组把重点放在原始材料、战役过程和群众作用上，力求让结论从史实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先定结论再寻找材料。
这场争论的意义，不只在于一句表态。对一位亲历革命战争、长期接触毛泽东并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老将来说，坚持毛泽东思想，既是政治立场，也是他对战争实践和历史材料的基本判断。1980年的战史编写桌前，郭化若守住的，正是这一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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