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北京,军事科学院的战史编写工作进入关键阶段。郭化若面对的,不只是资料取舍和文字斟酌,更有一个绕不开的原则问题:怎样评价中国革命战争,怎样写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
案头堆着战报、文电、回忆材料,编写人员各有看法。有人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提出应当淡化甚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郭化若没有回避,也没有用空泛口号搪塞,而是把问题重新拉回史实本身。
他的态度很明确:战史不是个人功过的简单排列,更不能为了迎合一时议论而割断历史脉络。中国革命战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许多重大决策、战略转变,都必须放在具体环境中考察。
郭化若要求编写工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同时用充分、可靠的材料说话。他强调,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领导作用,不能靠感情,也不能靠传闻,而要让战役经过、会议记录、命令电报和部队实践彼此印证。
这份坚持,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1937年8月,郭化若由庆阳步兵学校来到延安,随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当时抗大第三期已经开学,来自各地的青年陆续汇聚。毛泽东曾为学员讲授政治、哲学和军事问题,课程内容被整理成记录稿,供学员学习。
郭化若到延安较晚,没能完整听到毛泽东的哲学课,曾对此感到遗憾。后来,他从整理出的讲课记录中认真研读,逐渐体会到,理论并不是脱离战争的空谈,而是要回答怎样认识敌我、怎样组织群众、怎样把握战争规律。
有一次,在洛川会议前,郭化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先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提醒他不要只顾工作而忽视休息。谈话时,郭化若看到桌上放着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书中留有密密麻麻的批注。
毛泽东曾对他说:“不读书不行,抗战需要理论武器。”这句话给郭化若留下很深印象。那时工作异常繁重,毛泽东常常批阅电报、研究战局,仍坚持读书和思考。郭化若后来从事军事理论和战史研究,显然受到了这种工作方法的影响。
抗战时期,郭化若还奉命撰写《抗战游击战争》,为此查阅资料、总结经验,并把战场上的具体问题提升到战略层面。对他而言,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抽象的标签,而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发展并接受检验的思想体系。
这种认识也经历过现实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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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郭化若一度长期处于较少工作的状态。1972年,他曾致信叶剑英,请求重新分配适当工作。1973年,他从合肥到北京治病,并继续争取参加实际工作。那段时间,他没有消沉,每天读书、练字,还向身边干部讲革命经历。
郭化若待人朴实。人在合肥时,他常步行数里去看望基层同志,询问生活困难和返乡安排。离开合肥前,许多老部下赶来送行,这份感情并非因为职位,而是多年相处积累下来的信任。
1973年冬,毛泽东批示同意郭化若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接到通知后,他说:“又可以为党多做工作了。”此时的郭化若已年近七十,却仍把这次调动看作新的责任,而不是迟来的补偿。
军事科学院的战史工作,既要求熟悉军事,也要求有较强的历史判断力。1978年,战史试编工作启动,郭化若就提出,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到1980年正式编写时,面对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他再次重申这一立场。
他并非要求回避问题。相反,他主张把战争中的复杂情况、经验教训和具体失误都写清楚,但不能因为存在曲折,就否定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成果。战史可以有分析,可以有讨论,却不能脱离事实,更不能任意颠倒因果。
郭化若还指出,毛泽东代表了中国革命一个重要时代,维护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是战史工作者的责任。于是,编写组把重点放在原始材料、战役过程和群众作用上,力求让结论从史实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先定结论再寻找材料。
这场争论的意义,不只在于一句表态。对一位亲历革命战争、长期接触毛泽东并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老将来说,坚持毛泽东思想,既是政治立场,也是他对战争实践和历史材料的基本判断。1980年的战史编写桌前,郭化若守住的,正是这一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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