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登没赢下想要的战争，却让美国输掉中东秩序，6万亿打水漂

本·拉登曾亲眼见证美国在1983年贝鲁特军营爆炸案后撤军，也目睹1993年摩加迪沙战斗后美国的撤退。因此，他错误地认为，美国公众无法承受人员伤亡的代价。25年过去，一些曾被认为不宜公开讨论的问题愈发无法回避。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25周年前夕，其中一个问题依然挥之不去：奥萨马·本·拉登赢了吗？

25年后的今天，美国军队屈辱地撤离喀布尔，美国在中东构建的旧秩序也公开瓦解。若要诚实面对这一问题，结论比人们直觉上的反应更令人不安。这需要区分25年来被草率混为一谈的两件事：本·拉登的神学抱负和他的战略手段。前者彻底失败，后者却产生了效果——尽管并非按照他的设计，而是通过非对称挑衅的常见方式奏效：诱使实力远胜于己的对手陷入自我毁伤。

本·拉登看到，美国在1983年贝鲁特军营爆炸案后放弃当地，又在1993年摩加迪沙战斗后撤离。他误以为，美国民众无法承受伤亡，一次震撼袭击就能让华盛顿重演越南战争后的局面：蒙受羞辱后退出穆斯林世界。他认为，只要撤去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受其支撑的“叛教”阿拉伯政权就会自行垮台，从而为“基地”组织领导民众恢复哈里发国扫清道路。

用他身边人的说法，这是一项“打蛇头而非打蛇尾”的计划，但它严重误判了美国政治。华盛顿没有撤退，反而团结起来发动了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全球“反恐战争”。“基地”组织核心在随后10年间并未壮大，而是忙于生存。

其内部通信显示，该组织遭无人机持续追击，其安全委员会将这一处境称为灾难；同时，它与地区分支日渐隔绝，那些分支借用其名号发动宗派战争，而“基地”组织私下认为，这些行动严重损害了自身形象。这个组织只能隔着卫星电视，带着兴奋与恐惧交织的心情，注视阿拉伯之春的展开。

但衡量大战略，不能只看计划是否按原样实现，也要看对手作出反应后付出了什么代价。安德鲁·巴切维奇在《争夺大中东的美国战争》中讲述的故事，并非极端主义的失败，而是帝国式的自我伤害。

华盛顿深信自身不可或缺，将“9·11”事件视为以武力重塑伊斯兰世界的许可，发动了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反恐战争”，最终波及约85个国家。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估算，这场战争的开支已超过6万亿美元；若计入退伍军人照护费用，金额接近8万亿美元，并造成近1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数千名美国军人。

入侵伊拉克没有造就一个附庸式民主国家，反而导致宗派内战、“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并向伊朗送出了一份决定性的战略大礼。美国用了20年在兴都库什山区追捕一个无国家依托的敌人。

这些结果都没有写入本·拉登的计划。他既未预见2026年的多极世界，也没有预见自己此后将隐匿10年。但他明白了一点，而他的对手没有明白：一个因自认正义而受伤的大国，可能被挑衅得比任何非国家行为体所能造成的程度更严重地伤害自身。

马克·林奇将这一架构称为“美国中东”：这是1991年后形成的秩序，建立在华盛顿保护以色列、获取海湾石油，以及支持一批顺从且高度军事化的阿拉伯政权之上。林奇在《外交事务》杂志中指出，这一秩序如今已经终结；最近的对伊朗战争只是它最后的牺牲品，而非第一个。

按照库克的解读，入侵伊拉克是华盛顿的“苏伊士时刻”：这是一次自我造成的打击，击垮了美国在该地区秩序的根基，正如1956年苏伊士危机击垮了英国和法国一样。这场瓦解的两个标志性节点相隔一代人：2021年喀布尔落入塔利班之手，以及两年后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后者由第三方斡旋达成，美国缺席的事实格外醒目。

利雅得、阿布扎比和开罗已不再像附庸国那样行事。它们公开在华盛顿、莫斯科和其他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它们得出结论：美国的保护已不再无条件，美国的关注也不再可靠。还应加上道义层面的代价。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耗尽了华盛顿所剩无几的、宣称捍卫基于规则国际秩序的信誉。全球南方一代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也看到了其中的美国留下的痕迹，他们不会忘记。

那么，本·拉登赢了吗？前提是必须严格分开计算两本账。从政治神学的账目看，本·拉登已经破产：没有哈里发国，没有被动员起来的穆斯林社群。他死后延续下来的主要是一块被地方军阀劫持的招牌，这些人借此实施他私下也不认同的大规模暴力行径。这个地区的民众一旦有了真正的选择，便拒绝了他的愿景，转而追求更朴素、也更具人性的目标：一份工作、一张选票，以及结束酷刑囚室。

但从体系性后果来看，结论恰恰相反。本·拉登并不需要建设任何东西。他只需挑动一个确信自身正义的超级大国，使其展开一场持续20年的过度扩张：耗尽财政，撕裂国内政治，分散其对真正战略竞争对手的注意力，并最终瓦解那19名劫机者原本要攻击的地区秩序。他得到了这一切。对于一个藏身托拉博拉山洞的人而言，结果甚至超出了他所能想象的范围。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因此得到辩护。但25年后，华盛顿面对的是一个自己已无法安排、裁决或重建的中东。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尽管本·拉登在有关该地区应当变成什么样的论争中失败了，他仍比任何其他单一行为体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结果：谁不再有权决定这一地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