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1月上旬，北京医院，74岁的李富春病情已经十分危重。躺在病床上的他，牵挂的却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另一位同样重病缠身的老战友：周恩来。李富春反复询问：“总理的病情怎么样了？”这句话，成为两人半个多世纪革命交往的最后一个交集。
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后来身居高位后才建立起来的。1920年冬，周恩来到达法国马赛；此时，李富春已经在法国学习、做工，并参加旅欧进步青年的活动。两人年龄相近，志向相投，很快便在政治斗争和组织工作中走到了一起。
那时的留法青年，生活并不轻松。白天进工厂，晚上读书、办刊物，还要应对复杂的政治环境。李富春曾做过工人，也接触过铁路运输，对工业生产和技术管理有切身体会。周恩来则善于组织、宣传和协调。一个重实际，一个长于谋划，彼此之间形成了很好的配合。
1921年前后，旅欧共产主义组织逐步建立。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与李富春、王若飞等人共同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组织工作。后来，《少年》改组为《赤光》，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人都参与编辑。条件很简陋，工作却异常繁重，常常是做完工再熬夜写稿。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友谊并非只建立在私人交往上，更是在一次次实际斗争中加深。围绕北洋政府对外借款、出让铁路权益等问题，旅欧华人曾发起拒款斗争。周恩来负责联络和宣传，李富春积极参加组织工作。那段经历让他们认识到，单靠个人热情难以推动社会变革，必须建立严密而有纪律的组织。
1925年，李富春与蔡畅回国，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周恩来比他早一年回国，正在广东从事军事和政治工作。两人再度相逢时，已经从留法青年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后来，他们分别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从事政治工作，推动军队中的宣传、组织和思想教育。
军队政治工作当时还是新课题。李富春重视建立基层组织，选派进步青年开展宣传和党务；周恩来则从更大范围统筹军事工作。两人住处相近，工作联系频繁。遇到紧急情况，常常一谈就是很久。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他们又共同经历了白色恐怖和南昌起义的严峻考验。
1935年长征途中，周恩来因长期劳累和恶劣环境患病，病情一度十分严重。过草地前，他身体虚弱，行动困难。李富春当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和彭德怀等人组织力量，安排担架和人员护送周恩来。草地泥沼密布，粮食和药品都极其缺乏，担架队行进十分艰难。
李富春并没有把护送任务简单交给战士，行军途中经常查看担架情况，叮嘱大家稳住脚步。周恩来病重，关系到的不只是个人安危，也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指挥系统的稳定。那几天的相互扶持，后来成为两人关系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在经济建设战线上并肩工作。1950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莫斯科，李富春参加有关谈判。李富春长期接触工业和东北经济恢复，对重工业、交通和计划管理比较熟悉，因此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承担了重要工作。
1953年，为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代表团再次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周恩来负责总体领导，李富春参与具体项目和援助方案的磋商。此后，他长期负责计划和经济工作，参与编制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两人的工作方式不同，却都强调从国情出发，不能把建设计划写成脱离实际的数字游戏。
李富春晚年遭遇疾病和政治风波，生活条件也曾十分困难。有一次，警卫人员反映中南海住所暖气失修，李富春只能穿着棉大衣工作。情况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过问：“怎么能让老同志这样受冻？”随后，相关部门很快安排人员检修。事情不大，却能看出周恩来对老战友生活处境的关注。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他仍担心周恩来的健康，询问总理病情是否恶化。那时的周恩来已经身患重病，身体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1月15日，李富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不顾医护人员劝阻，从医院赶来参加。蔡畅见到他，既意外又担忧。周恩来只说：“我怎么能不来？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会场中的这句话，没有铺陈，也没有修饰，却把两人从法国公寓、革命战场到国家建设岗位上的半个多世纪，全部连接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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