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宾｜《望云骓马歌》与“明皇幸蜀图”的诞生

作 者：韦宾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摘 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皇幸蜀图》是“望云骓图”的原本之一，取材于元稹《望云骓马歌》。“望云骓图”的粉本在宋代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改动。有的被署以“李思训”或“李昭道”的名字，改名为“明皇幸蜀图”；有的则被加入“摘瓜”的内容，而成为“摘瓜图”。因两图相似，又常被混淆。“望云骓图”衍变为“明皇幸蜀图”“摘瓜图”的过程，反映了古代粉本在流传过程中变异的一般情况。

关键词：明皇幸蜀图；望云骓马歌；摘瓜图；李昭道；李昇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画论史”（项目编号：25FYSB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皇幸蜀图》（图1，以下简称“台北本”），原名《关山行旅图》，是书画史上广为人知的作品。此画青绿着色，于尖峰峭壁之中，既描绘商贾行旅，又图写贵族出行，形成主题冲突。揆诸过往文献，与此图相关的记载向来扑朔迷离，莫衷一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此图粉本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异。这里所讲的粉本，既指画家间流传的样本，也包括起粉本作用的原作。自20世纪50年代李霖灿提出此画应取名“明皇幸蜀图”以来， [1] 这一说法得到普遍认可，即便后来也有学者提出此画系元人所绘， [2] 但对其主题的判断，仍以“明皇幸蜀”为是。然而，此图的主题及绘制时间，可能与唐明皇无关，而与唐德宗有很大关系。就笔者所见现有研究而言，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

图1（传）李昭道《明皇幸蜀图》绢本设色

55.9cm×81cm 唐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德宗幸梁洋与“望云骓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皇幸蜀图》，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宋人关山行旅图》（一轴）。本幅：绢本。纵一尺七寸五分，横二尺五寸。青绿画。尖峰峭壁，栈道盘纡，行旅杂沓，步骑后先，盖以数十百计。无款印。” [3] 今考此图，人物共计31人，“数十百计”只在形容人物多。又录乾隆帝行书御题：“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客人各结束，行李自周详。总为名和利，那辞劳与忙。年陈失姓氏，北宋近乎唐。” [4 ] 可见在乾隆帝眼中，此图描绘的是行旅题材，作者不详，是唐宋间物。此图本无款印，而乾隆帝的题诗，也收在《御制诗四集》中，题目即《题宋人关山行旅图》。 [5] 清人大约依乾隆帝题诗，取名“关山行旅”。自此画得名“明皇幸蜀”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相关研究中，从未有人质疑过此画与唐明皇的关系。然台北本的原型，可能与唐明皇无关，而是反映唐德宗幸梁洋一事，并与元稹的《望云骓马歌》有很大关系。首先，我们看一下《望云骓马歌》与台北本的关系。南北宋间的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载：

《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导从略备。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而议者疑。元稹《望云骓歌》有“骑骡幸蜀”之语，谓仓猝不应仪物犹若是盛，遂欲以为非幸蜀时事者，终不能改也。山谷间民皆冠白巾，以为蜀人为诸葛孔明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然不见他书。 [6]

这则文献为很多学者征引，唯独忽视了《望云骓马歌》的问题。叶梦得主要描述的是“摹本”的情况。摹本中“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而台北本没有“摘瓜”内容。又提到元稹《望云骓马歌》有唐明皇“骑骡幸蜀”的说法，而台北本不但是骑马，而且“不应仪物犹若是盛”，应与幸蜀无关。这里无意间为我们研究此图提供了一条线索。今考元稹《望云骓马歌》序谓：“德宗皇帝以八马幸蜀，七马道毙，唯望云骓来往不顿。贞元中老死天厩。臣稹作歌以记之。”其诗曰：

忆昔先皇幸蜀时，八马入谷七马疲。肉绽筋挛四蹄脱，七马死尽无马骑……圉人初进望云骓……路傍垂白天宝民，望骓礼拜见骓哭。皆言：玄宗当时无此马，不免骑骡来幸蜀…… [7]

这首诗写的是德宗幸梁洋事，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唐建中四年（783），因朱泚叛乱，德宗李适从长安出逃梁州（今汉中）、洋州（今汉中洋县），路经武功、周至，进入骆谷，通过“傥骆道”到达梁洋。这条道是蜀道之一，现在还能见到栈道相关的遗迹（图2）。梁洋虽属今陕西，但德宗幸梁洋，也常被称作“德宗幸蜀”。一般认为，唐明皇“骑骡幸蜀”的典故出自元稹此诗。“骑骡幸蜀”有时也写成“骑驴幸蜀”，如明代茅维编的《苏轼文集》就将“不免骑骡来幸蜀”引作“不免骑驴来幸蜀” [8] 。

图2 傥骆道上的洋县华阳镇 韦宾摄

台北本基本与元稹《望云骓马歌》的内容相对应，理由如下：首先，唐明皇幸蜀时年七十三岁，唐德宗幸蜀时年四十三岁，图中皇帝形象更符合德宗身份；其次，元稹诗没有提及“摘瓜”问题，台北本也没有“摘瓜”图像；再次，《望云骓马歌》解释了画中主题冲突的问题。据此诗说，明皇当时是仓促骑骡（驴）而来，而德宗是骑马而来。这样看台北本，画面两部分不相关的内容得到了合理解释，即图左边的商贾所骑之驴被画成闲散的样子，暗喻当年唐明皇的狼狈，而突出望云骓的功绩，这正是《望云骓马歌》的主题所在；最后，诗中所说路旁“天宝民”在画中也有反映。明皇幸蜀的路线是褒斜道，最后抵达成都；德宗幸蜀的路线是骆谷道，最后抵达汉中。两帝入蜀路线不一致，断无两次见皇帝幸蜀的“天宝民”。诗中所讲显然只是虚构，假设了当时见过玄宗的人已老，前后有对比。这些虚构的内容基本在台北本中反映出来，可以认为，此图是按照元稹《望云骓马歌》所绘。

李肇《唐国史补》载：“德宗幸梁洋，唯御骓马号‘望云骓’者，驾还京，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至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多图写之。” [9] 《佩文斋书画谱》卷六十五征引了这段文字，署以标题曰“望云骓图”。我们姑且依其说，将这类作品称为“望云骓图”。然而，这段文字只是记述了贵戚多图写这匹马，没有记录如何图写。以常理推测，这种图写既然多，则其形式也必有变化，或者如韩幹之写“照夜白”的形式，但也不排除按“望云骓”相关的文学来描绘。据陈寅恪的说法，当时影射德宗幸蜀的绘画创作，不必一定命名为“望云骓”，也可以是图绘“八骏图”，其故即应是“德宗皇帝以八马幸蜀”。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八骏图》说：“（元）微之有‘德宗以八马幸蜀’之言，李肇记时人多图写望云骓之事，而《柳河东集》壹陆亦有《观八骏图说》一文，盖此乃当时之风气也。至此种风气特盛于贞元元和之故，殆由以德宗幸蜀之史事，比附于周穆王以八骏西巡之物语欤？要之，画师诗人之写咏穆天子者，其胸中固有德宗幸蜀之史事在也。” [10] 八骏题材在画史的记载上出现得更早一些，虽然白居易《八骏图》明确说是“戒奇物惩佚游” [11] ，陈寅恪仍然将其与德宗幸蜀联系起来。而明确以“望云骓”为主题的绘画创作，当时虽成风气，可惜无论文献还是实物，留下来的东西还是太少。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白居易撰元稹墓志铭谓：“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 [12] 由此推测，其《望云骓马歌》写就之后，也很快会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其墓志铭又谓：“授监察御史。使于蜀……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 [13] 《望云骓马歌》本来就与幸蜀有关，此诗在四川为人所留意，是势所必然的。中国历代画家向来重视从文学作品中取材，且不论戴逵画《南都赋》，即如传为顾恺之的《论画》，也充分反映了早期画家对于文学与历史题材运用的情况。这种风气，贯穿于中国绘画史始终，唐代也不例外。元稹有《画松》《八骏图诗》《杨子华画》等诗，想必他与画家是有交往的，其《望云骓马歌》被画家绘制成作品，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台北本与《望云骓马歌》的对照可见，此图应是取材于《望云骓马歌》中关于德宗幸蜀事件的描写。

关于《望云骓马歌》的写作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此诗当作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之后。又据诗中“槖它山上斧刃堆，望秦岭下锥头石。五六百里真符县，八十四盘青山驿” [14] 等语，认为此诗是元稹身临其境时所写，当作于元和四年（809）分务东台或元和五年（810）贬谪江陵以后。吴伟斌《新编元稹集》则认为，元稹写《八骏图诗》《望云骓马歌》，与此前接触过相关的“图”有关。 [15] 元稹的《八骏图诗》《望云骓马歌》都涉及唐德宗幸梁州之时的史实，是同期先后之作，并推定此诗写作于“元和四年三月十三日，地点就在骆口驿南行的山道上，亦即‘五六百里真符县，八十四盘青山驿’地段” [16] 。元稹在四川两次任职，第一次是元和四年，以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第二次是元和十年（815）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他两次入蜀都经过傥骆道，即德宗幸蜀的路线。当时李晟是平定朱泚之乱的大功臣，因与张彦远的曾祖张延赏关系不好，受到压制。据《望云骓马歌》落句云：“望云骓，用与不用各有时，尔勿悲” [17] ，元稹以“望云骓马”为喻，表面为李晟鸣不平，其实在发泄自己不容于权幸的怨恨，大体如“江州司马青衫湿”一样，应是被贬后所写，极可能是元和十年以后作于四川。因他的影响，四川当地画家按照其诗，并结合关中传来的粉本再次绘制“望云骓图”是完全有可能的。

南宋周煇《清波杂志》谓：“舅氏张必用，家藏唐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笔。巾裹红袍，年祀悠远而色不渝。独明皇像别为一帧，幅巾跨马，左右侍卫单寡，有崎岖涂路之状。题云《幸蜀图》。然僖宗亦尝幸蜀，未知孰是。” [18] 其中提到皇帝“巾裹红袍”，而台北本中的皇帝则是幞头红袍。“幅巾”“巾裹”指用整幅的绢布裹头，现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南宋佚名《明皇幸蜀图》（图3），正是“巾裹”的样子，看来确有渊源。但从传世的唐代帝王图像来看，戴幞头的也有，所以台北本的皇帝形象，也没有问题。

图3 佚名《明皇幸蜀图》绢本设色

82.9cm×113.7cm 南宋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台北本与《望云骓马歌》内容略有出入，主要有两点，一是马的颜色问题，二是“路傍垂白天宝民”的问题。“骓”是青白毛相杂的（图4），但台北本绘为赭色，后来别本又绘为“照夜白”（图5），这都是“望云骓”主题被模糊、消解的表现；《望云骓马歌》有句“路傍垂白天宝民”，“垂白”就是年老的意思。台北本左下角有拄杖的老者，总体来说与“路傍垂白天宝民”的描述是对应的。叶梦得谓所见“幸蜀图”摹本中“山谷间民皆冠白巾”，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也记：“世传《明皇幸蜀图》，山谷间老叟出望驾，有着白巾者，释者曰服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19] 这种道旁老叟的形象，因作品尺寸不大，可能是将原来粉本的“路傍垂白天宝民”误认为是着白巾，重画时改成白巾。台北本没有白发或“冠白巾”的山谷间民，但有“冠巾”之民，这些或是因为粉本传写过程中画者不知此图典故而出现的一些变动。台北本应是“望云骓图”流行一定时间后，因主题模糊而出现的再造本。

图4 赵霖《昭陵六骏图》（局部之青骓）

绢本设色 27.4cm×444.2cm 金 故宫博物院

图5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之照夜白）

纸本设色 29.5cm×225cm 北宋 东京国立博物馆

二、李昇与“明皇幸蜀图”的诞生

从《国史补》的记载看，当时关中一带有不少“望云骓图”，其粉本也可能流布全国，包括四川。《益州名画录》载：“蜀因二帝驻跸，昭宗迁幸，自京入蜀者，将到图书名画散落人间，固亦多矣。” [20] 比如“赵德玄者，雍京人也，天福年入蜀……入蜀时将梁隋唐名画百本，至今相传……德玄将到梁隋及唐百本画，或自模搨，或是粉本，或是墨迹，无非秘府散逸者，本相传在蜀，信后学之幸也” [21] 。赵德玄于后晋天福年间入蜀，已是唐朝结束后三四十年间的事了，他携入蜀地的中原作品，不排除有“望云骓图”的粉本或原作，并对四川的画家产生影响。事实上，在晚唐五代四川的画家中，就能找到一位画过“望云骓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明皇幸蜀图”的画家，他就是与李昭道一样被称为“小李将军”的李昇。

唐代因皇帝出逃四川，常有画家追随入蜀。《益州名画录》记载的入蜀画家中，有孙位、赵公佑、赵德玄等人，但这些人不以山水见长。《益州名画录》所载以山水见长的画家有李昇，及其后学杜措。《益州名画录》载：“明皇朝有李将军擅名山水，蜀人皆呼昇为‘小李将军’，盖其艺相匹尔。” [2 2 ] 《宣和画谱》则载：“李昇，唐末成都人也。初得李思训笔法，而清丽过之……蜀人亦呼为‘小李将军’……昇笔意幽闲，人有得其画者，往往误称王右丞者焉。” [23] 从《宣和画谱》的著录看，李昇又擅长佛道人物，技法较为全面。至于李昇的画常被误归在王维名下，这大约指北宋人心目中的“王维”，与画风近于吴道子的王维并非一回事。 [24] 李昇的生卒年不详，从《益州名画录》记载看，应是唐末五代画家，距离元稹被贬四川有一定的时间。李昇擅长“蜀境山川平远” [25] ，蜀境平远山水不是蜀道山水。蜀道指的是从陕西关中进入四川的山道，且有多条路，如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等，因多在河谷险峡中，故多栈道，主要在陕西境内。李昇虽不以蜀道山水见长，但他对于“二李”山水应有一定了解。他应该见过“望云骓图”，甚至可能根据关中流传来的“望云骓图”，并结合元稹《望云骓马歌》进行过再创造。李昇不但擅长山水，也能画人物，这些都是绘制“幸蜀”题材作品必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米芾《画史》提示我们，李昇确实画过与台北本高度相似的作品，并被改题为“李思训”所作：

余昔购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 [26]

米芾记载的这件李昇作品，“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这些特点似可与台北本相对应。台北本中可依据画法特征明确判定为松树的植株，共计40株（图6a）。这个数据是基于高清图像放大数倍后逐一辨识得来的。若以原作实际尺幅考量，部分体量极微小的松株未被计入亦属正常。至于“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则更是丝毫不爽（图6b、6c），只是尚未发现松身上有“李思训”的署名。可见米芾记载的李昇这件作品，与台北本极像。米芾没有记载这件作品的名称，但他又说“苏澥浩然处，见寿州人摹《明皇幸蜀道图》，人物甚小，云是李思训本，与宗室仲忽本不同” [27] ，从其语气看，在讲赵仲忽藏本的作者是“李思训”，这点可在叶梦得那段话里得到印证。叶梦得明确说，在赵仲忽家所见“明皇幸蜀图”是“李思训画”。今按北宋绍圣四年（1097）《重修广州净慧寺塔记》是赵叔盎撰书、赵仲忽篆额，可见这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 [28] 赵仲忽家藏李思训画的“明皇幸蜀图”，极可能是刘泾所改题的李昇画。刘泾改题李昇画时，尚不名“幸蜀图”，其间经过赵叔盎将画转手给赵仲忽，便成了“明皇幸蜀图”，这是“明皇幸蜀图”出现的源头。从叶梦得记载看，“明皇幸蜀图”在宋徽宗之前已存在。又按蔡绦《铁围山丛谈》谓徽宗：“赐阁下以小李将军《唐明皇幸蜀图》一横轴。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窃谓：御府名丹青，若顾、陆、曹、展而下不翅数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 [29] 蔡绦所见徽宗所赐之画的名称就是“明皇幸蜀图”，否则他不会有不祥之感。可以解释的是，在北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可能发生了刘泾改题李昇画并转手赵叔盎，而赵叔盎又转手赵仲忽之事，《明皇幸蜀图》因这件事而出现，此画很可能进入了徽宗御府，又因李思训生卒年与“幸蜀”之事在时间上不合，遂改作小李将军。在北宋，绘画虽然也会被当作政治工具，如“流民图”等，但“明皇幸蜀图”这一名称出现在“靖康之难”前则有一定偶然性。直至“靖康之难”时局骤变，这一原本偶见的画题才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意涵，陡然成为敏感话题，这点从蔡绦《铁围山丛谈》的相关记载中可略窥一斑。后世主题明确并具有政治隐喻的“明皇幸蜀图”，其源流可追溯至此。

图6a 台北本自左至右数第40株松树

图6b 台北本与米芾《画史》描述的“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对应图示

图6c 台北本与米芾《画史》描述的“上危峰，下桥涉”对应图示

台北本应是“望云骓图”的早期版本之一。其相关粉本在流传过程中，为了坐实是“明皇幸蜀”，干脆就添上“明皇”的形象，最典型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藏元人《摹李昭道明皇幸蜀图》（图7），其在“望云骓图”粉本的基础上，在图的右中部分，增加了唐明皇的形象，并将原认为是桥边的皇帝的形象改为导从，而“望云骓”则从画面上消失了。还有的干脆连画的主题都改了，比如传为仇英的《蜀川佳丽图》（图8）、传为李昭道的《春山行旅图》（图9），后者被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朱彝尊题跋谓：“曾入思陵内府藏，摩挲宝翰犹堪识。”清康熙壬申（1692）孙承泽题跋谓：“是帧《春山行旅图》为李昭道真迹，经徽庙题识，盖院本所作，皆在内廷，未能流播于外，故传世甚少。”注谓：“谨案是迹见宋《宣和画谱》。” [30] 而宋徽宗的题识大约被割去了，现在看不到。此画若真是《宣和画谱》所著录李昭道名下的《春山图》，则说明它是台北本在北宋的一件摹本，只是在纵横方向上做了调整。

图7 佚名《摹李昭道明皇幸蜀图》绢本设色

尺寸不详 元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

图8（传）仇英《蜀川佳丽图》（局部）

绢本设色 54.9cm×973cm 明 弗利尔美术馆

图9（传）李昭道《春山行旅图》绢本设色

95.5cm×55.3cm 唐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摘瓜版明皇幸蜀图

除了主观上有意将李昇画改为李思训（或李昭道）的情况外，一些客观条件也容易导致李昇作品被误定为李昭道手笔。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著录赵与懃藏画有“李昭道《摘瓜图》、李昇《春山游赏》” [31] ，这两件作品在文献中前后相连著录，校勘记谓：“李昇《春山游赏》，此项清抄本作李昭道所画，考《宣和画谱》，李昇、李昭道均无此画。” [32] 因为都有“小李将军”的名号，李昇的《春山游赏》曾被误认作李昭道的作品。那么，李昭道《摘瓜图》若无“摘瓜”图像，则同样存在原作本属李昇、后被改题李昭道的可能。这里所说的《摘瓜图》实为《明皇幸蜀图》的别称。德宗幸蜀途中，屡有百姓进献瓜果，但元稹《望云骓马歌》并未载及此事，台北本亦未见“摘瓜”的内容。其他版本“幸蜀图”中则出现了与“献瓜果”相关的“摘瓜”图像，因而又称为“摘瓜图”。“摘瓜图”的出现，源自“望云骓图”粉本在流传过程中，后人对“献瓜果”史事的附会与增益，也正是这一图像元素的掺入，使得此类作品常被误读为李贤贬蜀。《新唐书·陆贽传》载，德宗出幸梁、洋之际：

道有献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试官，贽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也……今献瓜一器、果一盛则受之，彼忘躯命者有以相谓矣，曰：‘吾之躯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劝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欢心，厚赐之可也。” [33]

《陆贽集》收录有《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状》《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两篇文字。其《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状》谓有人奉宣圣旨：“自发洋州已来，累路百姓进献果子、胡瓜等，虽甚微细，且有此心，今拟各与散试官，卿宜商量可否者。”而陆贽认为：“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缘路所献瓜果，盖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圣猷，无之不足亏至化，量以钱帛为赐，足彰行幸之恩，馈献酬官，恐非令典。” [34] 《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谓：“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试官，以酬所献，则彼突铦锋而竭筋力者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35] 德宗幸梁洋路上不断有人献瓜果，后人一般笼统谓之“献瓜”，如《白孔六帖》载：“陆贽，幸梁有献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试官。贽曰：爵禄者天下公器，不可轻也。今献瓜一器，果一盛则受之。彼忘躯者，有以相谓矣，曰：吾之躯命，乃同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劝焉。” [36] 《旧唐书》中的陆贽传内容甚长，总为一卷，但却未曾提及陆贽谏瓜果之事。然而，宋仁宗时编撰的《新唐书》则据陆贽《翰苑集》，增入此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谏瓜果之事在宋仁宗时是被重视的。依常理推之，台北本没有“摘瓜”的内容，这恰说明台北本与《望云骓马歌》有直接关系。而“望云骓图”的粉本，在宋仁宗时期加入“摘瓜”的可能性很大。

宋仁宗时期还有一事，与“摘瓜”巧合，即“女祸”问题。元代张雨《唐宫女削瓜图》说：“唐宫佳丽绝代无，唐朝女祸何可诬。谁谓丹青不解语，黄台闻有摘瓜图。” [37] 此诗或许暗示了“摘瓜图”兴起的原因，即他所谓的“女祸”。唐肃宗之后的“女祸”很少，较明显的，如南唐元敬皇后宋氏、宋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宋真宗去世后，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但宋代很少有废太子之事，只是民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与刘氏有关。从“女祸”的角度解释“摘瓜图”兴起的原因，论据稍显薄弱。主要的原因，还是德宗幸蜀途中“献瓜果”事件被重新发现并引起重视，毕竟这一事件关乎国家用人制度。宋仁宗朝，冗官积弊已很严重。庆历新政诸多措置，大半针对官冗之弊，而《新唐书》之修纂，恰与此次新政渊源颇深。书中《陆贽传》增补献瓜故实，其意显然直指冗官之患与朝廷铨选用人之制。这一文本增补是一项明确标志：献瓜史事在庆历之际已上升为关注点，这种情况，或亦折射于彼时“望云骓图”的再创作中。可惜的是，目前尚未发现有“摘瓜”图像的“摘瓜图”，“摘瓜”究竟如何被描绘出来，也无从得知了。

有关“明皇幸蜀图”的记载自“靖康之难”后多起来。从相关记载及传世作品来看，“明皇幸蜀图”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即主题明确的、有摘瓜图像的、无摘瓜图像的。台北本即无摘瓜图像的一类。主题明确的“明皇幸蜀图”，是因北宋后期出现这一画题的刺激而形成的诸多容易辨识的版本（图10），此处不再讨论。有“摘瓜”图像的“幸蜀图”，不妨称之为“摘瓜版明皇幸蜀图”，这种“幸蜀图”最早的记载，是叶梦得所记载的那件摹本。米芾见李昇画的时候，尚不能说出其名，可见当时并无“明皇幸蜀”或“摘瓜”的说法。到了绍圣年间（1094—1098），出现了“明皇幸蜀图”的说法，“摘瓜图”的名称也不应出现太早。因“摘瓜版明皇幸蜀图”的存在，后世文献常见貌似矛盾的表述。同一件作品，在某种情况下称之为“摘瓜图”，在另一种情况下称之为“明皇幸蜀图”，其实是同一件作品。目前传世的作品中，很难见到“摘瓜版明皇幸蜀图”，但文献记载的却比较多，如南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记载：“甲午岁五月三日访张受益，出示……徽宗所摹李昭道《摘瓜图》吊轴。同是陈月观物。” [38] 《画鉴》谓：“徽宗自画梦游化城图……今在嘉兴陈氏。又见其《临李昭道摘瓜图》，旧在张受益家，今闻在京师某人处。画明皇骑三鬃照夜白马，出栈道飞仙岭，乍见小桥，马惊不进。远地二人摘瓜，后有数骑渐至。奇迹也。” [39] 可见当时“摘瓜版明皇幸蜀图”的粉本，不但添了摘瓜的图像，而且又将“望云骓”改成玄宗的坐骑“照夜白”，将德宗幸蜀的主题模糊化，从而坐实了“明皇幸蜀”的主题。

图10（传）吴彬《明皇幸蜀图》纸本设色

112cm×65cm 明 天津博物馆

又如元明间的张羽《题胡廷晖画》注谓：“赵文敏公家藏小李将军《摘瓜图》，历代宝之，尝命廷晖全补之。廷晖私记其笔意，由此画法大进。” [40] 张羽只是讲胡廷晖私记其笔意，画法大进，到了陈继儒等人，就添了夸张的故事。如《妮古录》载：“赵文敏公家藏小李将军《摘瓜图》，历代宝之，常倩胡廷晖全补。晖私记其笔意，归写一幅质公，公惊赏乱真，由此名实俱进。” [41] 《六研斋笔记》又有：“赵魏公藏小李将军《摘瓜图》，历代所宝，因其剥落，倩胡廷晖全补。胡腹记其笔意，归写一幅质公，公大惊，以为夺真，由此名震。” [42] 值得注意的是，赵松雪请胡廷晖“全补”《摘瓜图》，而不是临摹，说明胡氏画风与《摘瓜图》相近。他画法大进，大约也指他因“全补”而对《摘瓜图》那套技法掌握得更加娴熟。有的学者因发现胡廷晖的画作与台北本极像，便说台北本是胡廷晖造出来的，此结论有些武断。 [43] 另外清代钱载《题赵文敏摹李将军明皇幸蜀图》谓有人赠以赵孟頫所摹《李将军明皇幸蜀图》，与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讲的摹本相合：“今松雪斋所摹正与之合。《妮古录》云：‘文敏家藏小李将军《摘瓜图》，尝倩胡廷晖全补。’然则文敏此幅固摹其所藏之昭道《摘瓜》，而仍从后人语题作《明皇幸蜀》也。” [44] 既然赵松雪所摹与叶梦得所讲摹本相合，可见就是一图二名，即“摘瓜版明皇幸蜀图”。台北本若是胡廷晖造，理应有“摘瓜”图像才是。

总之，“摘瓜版明皇幸蜀图”一图二名的情况，在阅读古代文献时，常常让人感到困惑。“摘瓜版明皇幸蜀图”的出现，是靖康之乱后对“幸蜀”的敏感，和对“望云骓图”印象的消退导致的认知上的混乱。但这些图与今台北本没有关系。今台北本因为时间较早，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望云骓图”的原貌。

四、关于李昭道的问题

就“幸蜀图”（“望云骓图”）粉本及变体画的流传看，作者当然不止一人。唯李思训在开元年间（713—741）已经去世，断无创作此图的可能，不当在作者之列。“小李将军”李昭道，因其时间较晚，往往被指认为“摘瓜图”或“幸蜀图”的作者。前文考辨已可明确，李昭道与“望云骓图”“明皇幸蜀图”“摘瓜图”没有关系，但因一些认识流传日久、影响颇深，故仍有进一步厘清之必要。

首先来看一下其与“摘瓜图”相关的《黄台瓜辞》问题。按《旧唐书》，章怀太子李贤因政治斗争，被废为庶人，“永淳二年，迁于巴州。文明元年，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勣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年三十二” [45] 。据传李贤写了《黄台瓜辞》。《旧唐书》记载李倓（肃宗第三子）传，李泌因肃宗杀李倓一事劝谏肃宗：

泌因奏曰：“臣幼稚时念《黄台瓜辞》，陛下尝闻其说乎……天后方图临朝……立雍王贤为太子。贤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于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省悟，即生哀愍。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运祚，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 [46]

李泌给肃宗所讲的话，应是《黄台瓜辞》最早的出处。然而从“四摘”的内容看，实在没有理由说是李贤所写。武后亲生四子，李弘死在李贤之前。李贤死的时候，最多也只能说是“二摘”。李贤为何会预言李显与李旦也会被“摘”？这样写诗，不是向武后求情，而是向武后示威，李贤不至于昏聩如此。李泌给肃宗讲此诗之时，李贤已去世七十多年。《黄台瓜辞》可能是影射武后杀子的民间歌谣，秘密流传，但并未传入宫廷，否则肃宗听到此诗后不至于“愕然”，而李泌也不必问“陛下尝闻其说乎”。但自李泌以此歌谣劝谏，《黄台瓜辞》的故事便流传开来。古代画家虽然重视文学作品的视觉重构，但在《黄台瓜辞》获得“正式身份”前，一般不会给予其过分关注。

再说李昭道有无可能知道《黄台瓜辞》。李昭道的生卒年目前尚无定论。《历代名画记》谓“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其中的“二李”，张彦远自注谓指“李将军、李中书” [47] ，李中书指李林甫。又谓“李林甫亦善丹青……余曾见其画迹，甚佳，山水小类李中舍也” [48] ，即李林甫画山水和李昭道很像。张氏又说：“（李思训）一家五人，并善丹青。（思训弟思诲，思诲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侄凑）世咸重之，书画称一时之妙。” [49 ] 这样看，李昭道与李林甫关系很不一般。李林甫知名度自不必说，李昭道当时也是名流。安史之乱起，玄宗避乱幸蜀，抵成都时，“扈从官吏军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而已” [50] ，检诸现存史籍，既无李昭道随驾入蜀的记载，亦未见其身陷安史叛军的相关记录。据此推考，李昭道卒于安史之乱前的可能性极高，自无由知晓《黄台瓜辞》。

《宣和画谱》将《摘瓜图》归于李昭道名下，并说：“武后时残虐宗支，为宗子者亦皆惴恐不获安处，故雍王贤作《黄台瓜辞》以自况，冀其感悟，而昭道有《摘瓜图》著戒，不为无补尔。” [51] 明确说李昭道《摘瓜图》有鉴戒之意。元代张昱《题唐李昭道画摘瓜图》也沿用《宣和画谱》之说法，说李昭道画《摘瓜图》主要用来劝谏：“中舍唐宗室，丹青焕云汉。适当天后朝，家国生屯难。所愿执艺事，婉焉而上谏。制为摘瓜图，忠恪非鄙慢。” [52] 问题是，李昭道画“摘瓜”劝谏的是什么人呢？若是劝谏武后，则李贤尚不能自保，而李思训在武后时处境也极艰难，李昭道不但会自讨没趣，恐怕也会引祸及身。又李昭道主要活动在唐玄宗时期，玄宗时期发生过“三庶人事件”，此事即李林甫与武惠妃勾结，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导致玄宗将三位皇子废为庶人并处死。然而在此事件中，李林甫是构陷者，李昭道与李林甫是从兄弟，也没有劝诫的理由。倒是在唐肃宗时出现了类似的危机，然而即便李昭道尚在世，且在李泌劝肃宗后所画，也没有道理，因为李泌已经通过《黄台瓜辞》的故事解决了问题。

至于李昭道与“明皇幸蜀图”的关系。巫鸿提及“明皇幸蜀图”时曾说：“这幅画传为李昭道作，但这不可能，因为李昭道死于明皇幸蜀之前。” [53] 有的学者认为安史之乱，李昭道随玄宗入蜀，不知何据，或者就是凭“明皇幸蜀图”推测而来。如果李昭道在安史之乱前去世，他当然不可能画“明皇幸蜀图”。然而，明代顾起元《唐李昭道幸蜀图》载：“友人湖州沈不疑有横轴《明皇幸蜀图》一幅，出令余勘之……因取归悬壁上细看之，见左方山石内有金书‘李昭道’三小字，岁久漫漶，不易可睹，为之大快叫绝，信吾不负吾眼也。其下又有宣和小玺，因定为唐本无疑。” [54] 这个本子有个鲜明的特点，即上面有“李昭道”的署名。当年李霖灿因发现树中有“范宽”二字，遂定了范宽“溪山行旅”的铁案。顾起元发现“李昭道”画“明皇幸蜀图”似乎也不容置疑，但我们看米芾《画史》讲李昇画被易名为李思训、李日华《六研斋三笔》讲元人画被易名为李成，都是相似手段，这种事不可轻信。

结 语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对台北本《明皇幸蜀图》作一推测：此图应是“望云骓图”的原本之一。所谓“原本之一”，就是因为晚唐有不少“望云骓”题材的作品，它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它是依据元稹《望云骓马歌》这首长诗所绘，如今被幸运地保留下来。至于其绘制时间，可能在晚唐五代。“望云骓图”的粉本，在宋代流传过程中，不断被窜改，有的被署以“李思训”或“李昭道”的名字，改名为“明皇幸蜀图”，其中以米芾《画史》所载李昇画被窜改最为典型；有的则被加入“摘瓜”的内容而成为“摘瓜图”。因两图相似，又常被混淆，但其内容实与“明皇幸蜀”难以对应，因此后世画手，有的在粉本基础上，添入唐明皇的形象，比如元人《摹李昭道明皇幸蜀图》；有的甚至被改为其他画名，如《蜀川佳丽图》《春山行旅图》。 “望云骓图”粉本被窜改成“摘瓜图”“明皇幸蜀图”的过程，反映了古代粉本在流传过程中变异的一般情况。

注释

[1]李霖灿：《中国名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2][43]杨新：《胡廷晖作品的发现与〈明皇幸蜀图〉的时代探讨》，《文物》1999年第10期，第94—101页。

[3][4]（清）英和等辑：《石渠宝笈·三编》避暑山庄藏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0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5]（清）高宗弘历撰：《御制诗四集》卷二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6页。

[6]（宋）叶梦得撰，徐时仪整理 ：《避暑录话》卷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27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98页。

[7][14][17]（唐）元稹撰，冀勤点校 ：《元稹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6页。

[8]（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七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18页。

[9]（唐）李肇撰，聂清风校注：《唐国史补校注》卷上，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02页。

[1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9页。

[1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702页。

[12][13]（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十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29、1927页。

[15][16]（唐）元稹原著，吴伟斌辑佚编年笺注：《新编元稹集》，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9页。

[18]（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5页。

[19]（宋）程大昌撰，许逸民校证：《演繁露校证》卷十三，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93页。

[20][21][22][25]（宋）黄休复撰：《益州名画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7、487、491、491页。

[23][51]（宋）佚名撰：《宣和画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4、122页。

[24]参见韦宾：《“辋川”意象与熙宁后的文化转向—王维绘画作品作伪现象与江南文化的崛起》，《宋元画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26][27]（宋）米芾撰：《画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14页。

[28]参见《（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一，清光绪五年刊本，第8页。

[29]（宋）蔡绦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

[30]（清）英和等辑：《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0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31][32][38]（宋）周密撰，邓子勉点校：《志雅堂杂钞·云烟过眼录·澄怀录》，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16、216、67页。

[33]（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21—4922页。

[34][35]（唐）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5—446、451页。

[36]（唐）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白孔六帖》卷四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5页。

[37]（元）张雨撰，彭万隆点校：《张雨集》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39]（元）汤垕撰：《画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3页。

[40]（明）张羽撰，汤志波点校：《静庵张先生诗集》，《张羽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41]（明）陈继儒撰，印晓峰点校：《妮古录》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42]（明）李日华撰：《六研斋笔记》卷四，明天启崇祯间刻清康熙乾隆间修补本，叶九。

[44]（清）钱载撰：《萚石斋文集》卷十三，清乾隆刻本，叶三。

[45][46][5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32、3385、234页。

[47][48][49]（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0、346、346页。

[52]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4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页。

[53][美]巫鸿：《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页。

[54]转引自《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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