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瓦卢瓦王权的图像建构

在英法百年战争的困难时期，面对来自国外或王国内部的敌人，法兰西的国家民族意识逐渐发展。查理五世（Charles V，1364-1380）登基后，一改自14世纪中叶以来诸多军事失败。面对外国势力对瓦卢瓦王权合法性的质疑，他致力恢复王室的权威。在他的祝圣宣誓中，加入一项新誓词“我将不可侵犯地维护主权、法兰西王位的权利和尊贵性，我将不会转让或放弃它们”。这是“不可转让权”（l’inaliénabilité）原则，首次被纳入官方正式仪典的记载。英法百年战争的灾难遮蔽了法兰西王权的光辉，随着查理五世朝的复兴再度使其焕发光彩。查理五世以圣路易继承人自居，他对王权、圣洁和骑士的三重理想有着深刻的体认。他在法令中明确地宣布：

镌刻在我们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最重要的是，我们最神圣的先祖对王国的治理。荣光蒙福的圣路易，他是王室的守护圣者与捍卫者、百合花徽、荣誉、旗帜和明镜；他不仅是持守王室的封圣君王，更是法兰西人民的守护圣徒。他的记忆将被祝福，直到世界末日……他的生命引导着我们。

法兰西王权的优越性，源于王室的神圣血统。其中两位被封圣的受膏君王——查理曼和圣路易（克洛维自15世纪起，也加入圣徒国王之列，但纯属法兰西人民尊敬克洛维的王权崇拜）——更为法兰西王室投射高贵圣洁的光影。这股意识，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的战争期进一步加深了法兰西人民的国族情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天上圣油”的膏抹是王国兴盛的主要标志。查理五世重新检视圣路易朝编定的《祝圣仪典书》（l’ordo du sacre），最终形式的仪典书底定成为后世国王祝圣加冕仪轨的基础。同样地，查理五世身边的亲随——加墨尔会士让·戈兰（Jean Golein，约1325-1403），翻译纪尧姆·迪朗（Guillaume Durand，约1230-1296）的《圣职手册》（Rational des Divines office），创作一篇关于君主圣化的优美短文《祝圣礼论著》（le Traité du Sacre），文中说明祝圣仪式按照基督教的基本仪轨进行，并阐释天上圣油膏抹、王权器物的象征意义以及受膏国王御触治病的奇迹性质。在《祝圣礼论著》中，他再次提及圣油瓶的奇迹，言说“天上圣油”的神圣性质：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虽受膏油，但任何一位君主，皆无法比拟耶路撒冷的万王之王。不论英格兰王、西班牙王、匈牙利王，或其他君主都无法与之比拟；唯有查理五世，如同先祖君王们在兰斯的祝圣加冕，他的膏油，来自天上的神圣油膏，由天使之手携至，以此尊崇荣耀无比尊贵的法兰西国王。由于他被称为“最基督徒国王”与教会的捍卫者，任何世俗的君主都无法凌驾其权威之上。

上述论点，铿锵有力地确认国王的神圣性和法兰西王室血统的尊贵性。这些元素在《祝圣礼论著》中充分表达出来，旨在为法兰西王权的卓越性辩护，并在英法百年战争中为法兰西人民和后代子孙描摹一幅神圣王权的理想图像，以恢复国族的自豪感。值得一提的是，《祝圣礼论著》推崇法兰西王权的另一面——国王御触治病的奇迹。神圣膏油不仅赋予法兰西国王行使王权的世俗权力，也赐下医治瘰疬病人（颈结核性淋巴结炎，les écrouelles / scrofula）的奇迹能力：

人们提到圣丹尼教堂或圣尼古拉教堂的圣油瓶，圣丹尼赐予法兰西坚贞信仰，人们必须真诚地铭记圣油瓶。圣尼古拉意指肢体永远健康的奇迹。因为在圣油瓶中的“天上圣油”，经由上帝的奇迹和圣律，它是至高神圣的。当国王被膏抹、圣化之时，恍若圣尼古拉的四肢被膏抹一般。因此，患有瘰疬疾病的人，若被御手碰触，即可痊愈。

在1380年的兰斯教士会议中，查理五世签署了一份宪章。在序言中，他重申圣油瓶传说和御触治病的奇迹恩典：

在著名的兰斯大教堂中，克洛维遵从圣雷米主教的预言和教诲。当他接受洗礼时，圣灵幻化成白鸽形式，霎时从天而降，携带装满圣油的瓶子。自此刻起，克洛维国王、后世君王与我本人，在祝圣加冕之日，上帝恩赐我们膏油。在慈爱上帝的庇护中，此一美德和恩典是普世价值，使人民仅仅碰触御手，即能免遭疾病的摧折：这恩典，已于无数人身上得到清晰的印证。

圣油瓶的膏抹，作为国王与上帝直接相连的渠道，凸显法兰西王权的独特性，法兰西国王的神圣威望，凌驾于其他基督教国王之上。虽然法学精英倾向于否认祝圣仪式的法制价值，强调血统出身和王室继承的即时性。但只要王权理论运行在神圣性概念的轨迹上，宗教圣化对国王和民众而言就具有不可化约的秘奥性，祝圣礼也是不可取代的仪制庆典。对国王膏油仪式的崇拜，根植于中世纪民众对宗教热情的同感中。1429年7月17日，圣女贞德扶立查理七世在兰斯大教堂膏油祝圣，仪轨依照《1230年祝圣仪典书》，主要程序包含人民的欢呼同意、宣誓、骑士叙任礼、膏油、授予王权御宝与加冕即位。

典礼一开始，在“人民欢呼同意-国王宣誓”这一个仪轨环节完成后，接着进行骑士叙任仪式，由阿朗松公爵为他系上马刺。祭坛上置放王权御宝——王冠、剑、权杖、象牙制成的正义之手、缀饰金色百合花徽的皇家服饰。上述物件，并非查理六世祝圣时的王权御宝。因为英法百年战争后期，巴黎城为英格兰人占据，这些宝器无法送抵兰斯（王权御宝自1380年起，存放在巴黎北郊圣丹尼修道院）。为了这次祝圣礼，人们必须在兰斯大教堂的宝库里寻找其他较为简单的王权器物应急。上述的祝圣物品中，唯有“天上圣油”在场。圣雷米修道院院长让·卡纳尔（abbé Jean Ⅳ Canard，1394-1439）骑着白色骡驹，携带圣油瓶至兰斯大教堂门口。大主教在教堂入口处恭敬迎候，并由四名高级官员虔诚地护卫圣油瓶至祭坛。根据祝圣的礼拜仪式，国王脱下衣服，只穿一件前后敞开的丝绸长衣跪在祭坛前。大主教在他的头上、胸前、两肩、肩膀之间和肘部涂油五次，紧接着又在国王手上涂油。随后，法兰西总管为国王穿上达尔玛提卡长袍，外加金百合花的紫色披风，类似于神父的斗篷。

接着，加冕即位仪式由十二名“法兰西贵族”一起进行仪式。按惯例，国王传令官贝里（le roi d’armes de France， Berri）走上祭坛，由他按品阶序列唱名。 首席的世俗法兰西贵族——勃艮第公爵（在扶持王冠仪式中，有权置放两根手指），此次并未出席。根据《三位安茹士绅的信件》，本应出席这场盛会的六名身担神职身份的法兰西贵族中，只有两位出席——主持祝圣礼的兰斯大主教勒尼奥（Regnault de Chartres，约1380-1444）和夏隆主教（l’évêque de Chalôns，Jean de Sarrebrück，d. 1438），其余四位主教皆缺席。 这四位缺席者，由塞兹主教（l’évêque de Séez）、奥尔良主教和另外两名教士代替。六名世俗法兰西贵族中，诺曼底和奎恩两公国属于英格兰国王，图卢兹伯国和香槟伯国，经由联姻已并入法兰西王室领地。至于法兰德斯伯国的末代继承人——玛格丽特伯爵夫人（comtesse Marguerite），在1369年嫁给勃艮第公爵大胆腓力（Philippe le Hardic，1342-1404），至其孙好人腓力（Philippe le Bon，约1396-1467）时，勃艮第和法兰德斯合并成为强大的公国，对后世法兰西王权造成严重威胁。

在加冕时，兰斯大主教从祭坛上取下王冠，独自把它高举在国王头上却没有戴上，此时法兰西贵族立刻伸手共同扶持王冠。这一姿态被视为法兰西贵族团在加冕仪式的法制特权。在一篇反对查理·德布洛瓦（Charles de Blois，约1319 -1364）继承布列塔尼的回忆录中，让·德·蒙福尔（Jean de Montfort，约1295-1345）强调了这个观点：

法兰西贵族团犹如王冠上的宝石，是国王人格的一部分。在加冕礼上，他们将手置于王冠上……因他们有权与国王共治和审判。

根据《法兰西仪式总辑》（Le Cérémonial François），大主教左手扶持王冠，在十一名法兰西贵族（扶持王冠）的陪同下，引领国王从祭坛经过唱诗班席，登上铺着丝绸织物的王座高台。此时，大主教脱下主教冠在国王面前弯身，亲吻国王之手和脸颊。法兰西贵族团，从神职贵族也开始以同样的方式亲吻国王，对国王表达忠诚和敬意。随后，大主教布道祝福：

根据你先祖的世袭继承权，在全能上帝的权威中，借由我们，神的仆人，将法兰西王位托付于你。牢记啊！因为神职者更接近圣坛，你必赐予他们最大的荣耀，据此，上帝和人之间的调解人（基督），将使你成为神职者和民众之间的永恒中介。

祝福语结束后，国王登上王座，霎时人群高声欢呼，教士们齐唱圣歌，直到弥撒结束。环视法兰西国王祝圣仪轨的发展，至14世纪末期，已然完备。统治权合法性的法制依据在13世纪出现巨大转变，出身和血缘取代宗教性的祝圣礼。“死者的遗产在死后立即归属继承人”的原则，在后续世纪的政治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君主权移转的有力论据，王权理论趋于世俗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社会精英明辨其中的差异，但国王登基的圣化仪式，对人民而言，具有不可取代的真实性。“圣油瓶”的神奇传说，代代传颂。“天上圣油”赋予国王准圣职的尊严和御触治病的神迹，这种光辉绚丽的神圣王权扎实地烙印在法兰西民众的意识中。对人民而言，宗教祝圣创造了国王。查理七世在兰斯举行祝圣加冕礼之后，圣女贞德热泪盈眶地正式以“我仁慈的国王”称呼他，生动地反映了民众对国王祝圣仪式的看法。一位受过圣化膏油的国王才能合法统治法兰西王国，这是15世纪盛行的民众观点。圣女贞德这句“我仁慈的国王”，看似简单却蕴含深意，实则浓缩了数世纪以来国王祝圣礼在法兰西民众心中的真正价值。

（本文摘自陈秀风著《王权剧场：中世纪法兰西的庆典、仪式与权力》，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陈秀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