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辩护11｜改变资金用途并不一定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袁某某案合同诈骗案无罪判例的规范解析与辩护实务

裁判要旨及其对辩护策略的启示：其一，资金用途的变更不等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抵押物的足额存在可在客观层面阻断财产损失，在主观层面反证行为人无侵吞意图，辩护律师应围绕履约能力、资金用途、事后态度构建完整的反证链条；其二，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须以实质法益侵害为前提，抵押担保有效覆盖贷款风险时刑事手段无介入余地，辩护律师应善用法益侵害的实质审查限缩客观构成要件的成立；其三，程序正义的坚守是无罪判决的制度保障，辩护律师应全面运用各诉讼阶段的程序救济手段——从审前程序的介入到审判阶段的质证与抗辩，以正当程序守护实体公正。

审理法院 ：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 ： (2014)皖刑终字第00357号

案由 ： 合同诈骗罪

一、案件基本情况与争议焦点

（一）事实概要

2007年10月，袁某某为偿还前期高息债务，以名下大甬公司57.56亩土地使用权作抵押（2007年5月经评估价值8917万元），通过时任当涂县发改委主任何某某、财政局局长蒋某某协调，向当涂县担保公司借款3000万元。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由建行、徽商行代为发放），约定贷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期限一个月，大甬公司及袁某某个人提供连带担保及土地使用权抵押。

贷款到账后，袁某某将1600万元偿还宁波力拓担保公司，1200万元汇至深圳自由神电子有限公司，余款用于偿还其他债务——资金实际用途为“借新还旧”。贷款到期后大甬公司仅归还部分款项，经催收后于2009年9月以8800万元转让抵押土地，全额归还欠款及利息。2009年9月袁某某被刑事拘留，后历经四次审判程序，最终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

（二）争议焦点

综合全案事实，控辩双方争议集中于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争议焦点一：改变贷款用途是否等同于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及“非法占有目的”？

控方认为：袁某某以“流动资金周转”为名申请贷款，实际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属于虚构贷款用途；贷款到期后未能按期归还，结合其将资金用于清偿旧债的行为，应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辩方则认为：贷款用途系与地方政府人员协商确定，未伪造文件或虚假担保；“借新还旧”是资金周转的一种形式，不等于非法占有；足额抵押物和最终全额还款构成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有力反证。

争议焦点二：在抵押物足额覆盖贷款风险且最终未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能否认定骗取贷款罪中的“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

控方主张：根据案发时《刑法》第175条之一的规定，“情节严重”独立于“重大损失”，骗取数额巨大本身即可构罪，不需要以实际损失为前提。辩方则认为：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是信贷资金安全，抵押物价值足以覆盖贷款风险时，金融机构的资本安全未受实质侵害；“情节严重”应作与法益侵害程度相适应的实质解释，不能仅以数额入罪。

争议焦点三：未取得金融许可证的信用担保公司是否属于骗取贷款罪中的“其他金融机构”？

控方主张：担保公司从事融资担保业务，应认定为金融机构。辩方则认为：根据《金融机构编码规范》，信用担保公司须取得金融许可证方能认定为金融机构；当涂县担保公司未取得许可，其在委托贷款中仅作为委托人提供资金，银行仅履行通道职责，不承担信用风险，未侵犯金融机构的信贷秩序。

二、法律分析：无罪判决的规范逻辑与法理根基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困境——从主观要件的规范结构出发

合同诈骗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主观超过要素，该要件在规范结构上具有双重特征：一是主观性，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认知，难以通过直接证据证明；二是推定性，须借助客观行为事实进行间接证明。正是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极易滑入“客观归罪”的陷阱——即仅因行为人实施了某些欺诈行为或未能还款，便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意图。

从证明标准层面分析，控方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列举的可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如资金用于赌博、挥霍、逃匿等），本质上是将某些客观上具有高度表征性的行为类型化，但这些推定允许被告人以反证予以推翻。换言之，该司法解释为辩护预留了空间：当行为人能够证明其具备履约能力、资金用于合法用途、事后积极还款时，推定即可被推翻。

具体到本案的分析。第一，关于履约能力的客观存在。袁某某借款时提供了经专业机构评估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评估价值8917万元。即便该土地已先行抵押给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担保5500万元授信），剩余价值约3400万元仍可覆盖3000万元贷款。根据物权法的基本原理，抵押权赋予债权人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这一权利不因债务人的其他债务纠纷而受影响。换言之，袁某某的借款行为具有物权层面的履约保障，这在规范评价上显著区别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情形。第二，关于资金用途的规范定性。“借新还旧”本身并非刑法评价的对象。偿还既有债务与肆意挥霍、违法犯罪资金之间，存在规范层面的本质差异——前者不具有“化公为私”的侵吞意图，后者则直接指向非法占有目的。第三，关于事后还款行为的证据价值。袁某某在贷款逾期后持续与债权人沟通，2008年已归还320万元，2009年9月通过土地转让一次性清偿全部本息。这种持续的还款意愿和最终的足额清偿，在证据法上构成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有力反证。

从规范保护目的的理论视角进一步审视。合同诈骗罪条款设立的目的在于惩治那些利用合同形式、缺乏真实履约意图的侵财行为，而非规制一切带有瑕疵的合同行为。当行为人提供了足额担保且最终履行了还款义务时，合同目的实质上已经实现，刑法介入的必要性便不复存在。这体现了刑法作为“最后手段”的谦抑性要求——在民事救济手段能够有效实现权利保护的场合，不应轻易启动刑事追诉。

（二）骗取贷款罪的入罪标准与法益侵害的实质判断

骗取贷款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在于维护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安全，而非惩罚一切不规范的贷款行为。对“重大损失”与“情节严重”的解释，应当紧扣这一规范目的，避免形式化的入罪逻辑。

从法益侵害的理论视角分析。抵押权的本质是通过对特定财产的优先受偿权来保障债权的实现。当抵押物价值足以覆盖贷款金额时，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即被有效锁定，信贷资金安全已获得物权层面的充分保障。在此前提下，即便债务人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资金，该行为对金融秩序的抽象危险也尚未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的程度——因为金融秩序的实质是资金的安全性而非用途的合规性。骗取贷款罪要求“造成重大损失”，该“损失”应具有终局性和确定性。在存在足额物权担保的情况下，债权人的损失尚未终局性发生，不宜认定构成犯罪。

从“情节严重”的体系解释角度分析。案发时《刑法》第175条之一将“重大损失”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作为入罪要件。有观点主张将“骗取数额巨大”直接归入“其他严重情节”。然而，这一解释路径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如果“数额巨大”可以独立构成“情节严重”，那么“重大损失”要件即被架空，因为大部分“数额巨大”的案件本身便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两个入罪标准将产生逻辑重叠而非互补关系。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合理的解读应当是：“其他严重情节”系针对那些损失难以量化但法益侵害程度同样严重的情形（如多次骗贷、骗贷后逃匿虽未造成账面损失但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等），而非将“数额巨大”本身作为独立的入罪标准。安徽省高院在本案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这一论证路径，但其实质判断——抵押足额则损失不存、损失不存则犯罪不成立——与上述解释逻辑高度契合，也与四年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其他严重情节”的修法方向完全一致。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切入。骗取贷款罪的成立还要求欺骗手段与贷款发放及损失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银行贷款的发放依据是足额的土地抵押担保，而非袁某某对贷款用途的说明。退一步分析，即便贷款用途与约定不符，该不实陈述也未对贷款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银行关注的核心是还款保障而非资金的具体流向。若欺骗行为与贷款发放之间不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则客观构成要件不完整，不构成犯罪。

（三）金融机构性质的规范界定

骗取贷款罪的犯罪对象限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这一主体要件的设立具有规范上的实质意义：骗取贷款罪被置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其规范保护目的在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而非保护一般债权人的利益。将非金融机构排除在犯罪对象之外，是刑法区分金融犯罪与普通财产犯罪的基本界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编码规范》（银发〔2014〕351号），融资担保公司须取得《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方能被归类为“非货币银行服务类金融机构”。当涂县担保公司作为地方政府设立的信用担保机构，未取得金融业务许可证，其在委托贷款关系中仅作为委托人提供资金，银行仅履行通道职责，不承担信用风险，实际出资方和风险承担者均为担保公司。因此，本案贷款行为未实质介入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未侵犯金融机构的信贷秩序，不满足骗取贷款罪的客体要件。

这一判断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意义。辩护律师在办理类似案件时，应首先审查贷款主体的金融业务资质——是持有金融许可证的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还是仅从事一般借贷业务的非金融企业。对于后者，即便其名称中含有“担保”“金融”“贷款”等字样，仍可能因未取得金融许可证而不具备骗取贷款罪的犯罪对象适格性。

三、辩护思路总结与解析

袁某某案为辩护律师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完整的辩护框架。以下从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两个维度，系统阐述辩护律师在面对类似指控时的策略选择与操作要点。

（一）实体辩护之一：以客观事实反证“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

在合同诈骗罪案件中，推翻控方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是辩护的核心任务。辩护律师应从以下维度构建证据体系：

第一，签约时履约能力的证明。 全面收集行为人签约时的资产状况、抵押物评估报告、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等。若存在超额抵押，应计算出精确的风险覆盖倍数，以证明债权实现具有充分保障、行为人主观上无侵吞意图。即便抵押物存在其他优先债权，也应精确计算剩余价值，避免控方以“抵押物已先行抵押”为由否定担保效力的论证策略。

第二，履约过程的动态呈现。 梳理贷款发放后的资金使用明细、还款记录、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函件等，形成完整的时间线，证明行为人有持续的履约意愿和行为。辩护律师在此环节应注意区分两种违约情形：一是因经营失败、市场变化等客观原因导致的违约，其性质为民事风险；二是收款后逃匿、转移资金、肆意挥霍等行为，其性质方为刑事可罚。对于前者，应通过证据论证其与后者的本质差异。

第三，资金去向的合法性论证。 对资金用途逐笔追踪，提供完整的资金使用明细及对应凭证。偿还既有合法债务、用于持续经营投入、用于资产购置等，均不同于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可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辩护律师应特别注意：当资金用于偿还前期债务时，要说明前期债务的形成背景及合法性，以切断“偿还债务=非法占有”的简单推论链条。

第四，事后态度的积极呈现。 证明行为人在债务逾期后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制定还款计划、处置资产偿债，而非失联逃匿或隐匿资产。若最终债务已获全额清偿，应重点强调该事实对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价值——非法占有目的一旦成立，通常不具有事后全额还款的可能性，二者在逻辑上存在根本冲突。

（二）实体辩护之二：以法益侵害的实质审查限缩客观构成要件

第一，损失要件的阻断。 在骗取贷款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首先审查损失是否实际发生以及是否具有终局性。若存在足额抵押，应主张：抵押物的存在使损失不具有确定性，民事执行程序终结前不得认定“重大损失”已终局发生。若金融机构已通过处置抵押物实现债权，则损失要件根本不成立。辩护律师应申请调取金融机构的内部催收记录、抵押物处置情况等证据，以查明债权实现状况。

第二，因果关系的断裂。 即使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若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真实依据是抵押物价值而非被虚构的事实，则欺骗行为与贷款发放之间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辩护律师应申请调取金融机构的授信审批文件、贷前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内部材料，审查贷款决策的核心依据——若决策依据为抵押物价值而非贷款用途说明，则因果关系即被阻断。

第三，主体资格的审查。 仔细审查贷款主体的金融业务资质。未取得金融许可证的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典当行等，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不满足骗取贷款罪的客体要件。辩护律师应调取贷款主体的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或证明其未取得该证的文件）、经营范围等工商登记资料，从主体资格层面进行根本性抗辩。

（三）程序辩护：证据标准与正当程序的坚守

第一，严格审查证据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远高于民事案件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辩护律师应系统审查控方证据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如抵押物价值的评估依据是否充分、还款能力的证明是否完整、资金去向的举证是否可追溯——通过证据链的断裂点动摇有罪认定的基础。尤其应注意：在控方主要依赖言词证据（如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而缺乏客观书证印证的案件中，应重点审查言词证据之间的一致性、与书证之间的印证关系，揭示证明体系的脆弱性。

第二，利用程序瑕疵抗辩。 当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环节存在程序违法时，应积极主张程序违法对实体认定公正性的影响。本案中安徽省高院两次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发回重审，体现了程序正义对实体认定的制约功能。辩护律师应密切关注侦查阶段的讯问程序是否规范（是否存在疲劳审讯、违法取证等）、审查起诉阶段的告知义务是否履行、审判阶段的质证权是否保障、回避制度是否适用等程序问题。

第三，善用刑法谦抑原则的规范内涵。 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要求在经济领域优先适用民事救济。对于可通过民事诉讼实现债权救济的借贷纠纷，应主张刑事手段的介入须以实质法益侵害为前提。辩护律师应全面梳理民事程序的进展状态——是否已提起民事诉讼、是否已获得生效判决、是否已进入执行程序、债权是否已获清偿——以此构建“民事救济已足”或“民事救济尚在进行”的程序抗辩。

第四，审前程序的积极运用。 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可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向侦查机关提交法律意见书，论证案件属于民事纠纷而非刑事犯罪，争取在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应主动向检察机关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证抵押足额阻断损失、金融机构主体不适格、非法占有目的证据不足等核心问题，争取在审判前终结刑事追诉。本案历经四次审判最终改判无罪，虽属个例，但也充分说明在事实和法律上站得住脚的案件，持续的程序救济具有现实可能性。

第五，二审程序的审慎把握。 若一审作出有罪判决，辩护律师应细致梳理一审裁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的错误，充分利用二审全面审查的优势寻求改判。尤其在合议庭已在发回重审裁定中表达倾向性意见的案件中，应敏锐捕捉该等意见蕴含的裁判方向，将其纳入上诉理由的论证框架。

游涛

作者简介

游涛，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曾任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法律服务，以及医药、数据、直播、娱乐社交等领域合规建设。

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