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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有些发热、头胀、眼酸,刚躺了半个多小时。本想篇幅比较长和争议性比较大的内容都缓一缓,先简单谈一个前置想法,但可能最近想的比较清楚了,40分钟写了5千字,硬生生把一篇小随笔,写成了正式头条文章,修改排版差点跟写时长差不多了。
如此更好,长期分享,不能追求状态完美,必须在一切可能情况下,都保持输出能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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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治理不能继续走兜底和转嫁的习惯路线了,要想办法建立真正现代化的治理模式,要培养真正现代化的中国公民,注意必须是中国化的,而不是受所谓进步主义之类西方思潮影响的不中不洋的夹缝存在,这早晚要出大问题。
说三个例子,就方便理解小镇说的兜底和转嫁了。
第一个例子,与房地产有关。
8月28日的这次变革,从冲击性来看不如1998年商品房改革,也不如2015年的货币化棚改,但颠覆性更强,要以更长时间、循序渐进、市场化而非行政化的手段,完成中国房地产的根本重塑,更要由此重塑城市、乡村与人的关系,当然主要是城市与人的关系。
房地产领域的问题特别多,从个人居住体验上讲,最令人头疼的是噪音和漏水问题,尤其是噪音,这也是很多人渴望类似美国独栋别墅式生活的一大动力。
客观地说,目前城市平层是最适合中国人的居住形式,钢筋水泥的结构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居民建筑材料,在美国,钢筋水泥结构也是房产税最高的,在日本,有高级物业管理的公寓式住宅也是最高级的。网上经常说的木质、石质建筑,但凡真的住进去,就知道有多劣质,木质的隔音、保温、安全性、防虫等问题很严重,而石质最大的问题在于保温性差,跟着外部环境温度走,冬冷夏热。
但就算建材角度最优,也不能解决建筑标准、周围配套、设计理念等方面短板不足带来的生活烦恼。
从人的居住偏好角度,好的住宅应该是进行日常生活动作,比如一般性的运动、说话、交流、娱乐等等,不至于影响到邻居,但实际上隔音效果如何,大家都清楚。这几年强调“好房子”,出现什么四代住宅、空中花园之类,在小镇看来都是扯淡,能够把隔音、防水、私密、通风、光照等基本需求满足,才有资格说“好房子”。
但就算到这一步,仍然远远不够,在小镇看来,“好房子”最重要的不是硬件设施,而是软性服务,也就是每一个小区的软性环境和服务,最直接的就是物业。
商品房改革后,城市居民更多生活在商品房小区而非单位大院,承担住房维护的慢慢从政府、单位交到了物业手中,尤其适应中国特点,也是为了降低社会治理的难度,商品房小区普遍用院墙栅栏围起来,只留下若干个出口。
于是一定程度上,小区内部就脱离了公共治理范畴,转为小区业主、物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基层协商治理。
这实际就是把公共治理的责任转嫁给了小区内部的业主和物业。
因为无论是不是围上一道墙,这个小区、小区内的建筑和人,仍然是社会环境、城市环境的一部分,政府就应该承担公共治理的责任,包括治安、维护、环境等等。现在法律上交给了业主,治理上交给了物业,又引入基层的社区、街道介入,但小区内部的治理不成体系,处于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
物业作为要获得盈利的市场机构,并非行政机构,却要承担起公共治理的责任,可国家却没有授予物业强制权和执行权,那么当物业无法执法、业主拒缴物业费、维修资金难以动用甚至吃出现侵占小区共有资金的时候,该怎么办?这必然带来了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这时候代表政府的社区、街道也只是调解,处理起来也很艰难。
最终的代价谁来承担?
当然是物业和普通业主,但归根到底还是业主。
所以小镇之前就建议过,买房优先考虑二手,一定要重点考察小区环境、物业服务,最好去问问物业公司,这个小区的物业费缴纳率是多少,如果一个小区物业费缴纳长期不达标,当度过基础设施维护的低成本期,大概20年后,必然面临公共设施老化、居住品质下降等问题,直接后果是房价大为贬值。
关于这一点,小镇之前也谈过,什么时候能够把小区内部的基层治理搞清楚,那很多事就很容易解决了,这是不亚于乡村治理的大难题。
第二个例子:婚姻家庭。
自古讲清官能断家务事,所以倾向于治理退出家庭,交给公序良俗、宗族等处理,但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尤其在中国,婚姻和夫妻关系,具有社会改造的关键定位。
无论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乃至改革开放阶段,婚姻法都是非常关键的基础性法律,甚至往往跑在时代变化的最前面。具体变化,小镇今天就不多费笔墨了,这是谈婚姻家庭生育的文章要详细展开的。
但总的来说,国家对婚姻家庭的介入是不完全的甚至是偏颇的,这也是能力有限、责任无限的体现。某种意义上,婚姻法应该说是离婚法,核心是强调家庭内部成员以及离婚后的财产分配问题,法律和国家治理在婚姻上的兜底,聚焦到帮助家庭成员分财产。
但国家介入婚姻,除了家庭是社会最小单元之外,一个很直接的目的是促进生育,毕竟在中国,婚姻内生育才是绝对主体。可目的是促进生育,现实的落脚点确是针对离婚的财产分配,理论上说可以通过离婚财产分配为人提供敢于结婚的安全感。
但实际是真的吗?
这些年的男女对立、高彩礼等问题,个人认为与同期婚姻方面的法律调整尤其实务处置,是有关联的,客观地说,是以少数群体获得更好保障的局部优解,导致全局层面的总体利益受损。
毕竟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挑战大众认知的判例,带来的心理层面的损伤,远远大于实际,一旦产生传播,事件本身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比如彭宇案,法官问“不是你撞的为什么扶”,在法庭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法庭本就应该把一切可能性都穷尽,不能想当然,必须得到当事人的答案,这是正常的法庭审理;最重要的,民事案件不像刑事必须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民事案件讲究高度盖然性,不追求100%的真实,只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使得法院确信需要查证的事实,具备高度可能性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认定事实成立。
但传播开以后,公众是不会管法庭应该怎么审理,也不会管高度盖然性,更不会在意到底撞没撞。
这些年婚姻法相关的调整与实务,小镇认为法理上说得过去,也确实有利个体利益保护,但公众怎么想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多展开了。
总之,国家兜底侧重婚姻的离婚财产分配,而不是兜底婚姻、生育产生的巨大成本,比如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还有女性的生育损伤、职场中断,当然还有男性的付出。
那么这些成本,实际谁承担了?
夫妻、夫妻双方家庭共同承担了,但从整体上而言,注意是整体不是个体或者局部特例,至少经济方面,也就是女性生育损伤、职业中断的损失,大头是男性承担,也就出现了家庭内部的资产转移、高彩礼等等问题。
生孩子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只能女性承担,这没办法,能做的只是尽可能降低痛苦,但经济方面的支出,真的应该家庭内部承担吗?
小镇觉得不是,因为现代国家,人口的延续显然是公共治理问题,就好像内地省份年轻人口来到沿海城市,为沿海城市创造了海量财富,但年轻劳动力的抚养、教育乃至未来的养老,还是自己的家乡承担,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沿海大城市需要向内地城市转移支付。
那么众多小家庭为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一代人口,而未来老人养老也主要靠家庭内部,那么国家是否也应该向家庭转移支付呢?
毕竟从经济学上讲,大规模的服务供给,效率一定是更高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城市能够发展出非常发达的平台经济,农村也可以通过专业化服务,降低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成本。
当前,国家对家庭内部经济成本的兜底不足,在避免了巨额福利支出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替代的倾向于离婚财产分配的婚姻相关法律与实务,也加剧了矛盾。
第三个例子:劳动者保护和劳资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人类历史上从未面对过高达14亿人口、近10亿适龄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就业问题。
那么政府就不能完全偏向劳动者,必须在保就业、保权益之间走钢丝绳,还要稳住经济大盘,保证整个社会做大蛋糕,在此基础上才有分蛋糕的价值。
这是无奈的选择,也只能慢慢改进。但客观上也导致就业领域的公共治理问题,其代价被部分人承担了,这些人是劳务派遣、非正式用工、老实的打工人以及守法的中小企业主。
大量顶着“灵活就业”名头的低保障、低收入就业,背后是众多个体在社保、医疗、养老乃至婚姻、生育等等民生问题上半裸奔的现状。劳动监察也不可能全时段覆盖所有就业,劳资冲突只能涌向劳动仲裁、法院等有限渠道,甚至开始出现新的发泄渠道,比如最近的星宇违法劝退。
这也对全社会带来冲击。
政府当然没能力兜底解决,毕竟政府也只是分配社会财富,印钱也只是调节分配而不是创造财富,这些都能理解,可是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那么怎么做呢?
先明确一点,政府不能不兜底,但指望政府全兜起来成为无限责任政府,那也不可能,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穷的,政府说到底也是人组成的。
小镇个人觉得,最终的出路只能是社会共治,法律执行需要更多刚性,以此作为社会体现,法律之上由共治形成软性缓冲,而不是为了降低社会摩擦选择和稀泥。在信息化时代之前,和稀泥是可行的,反正知道的人很有限,但当下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
就说今年,引爆社会舆论的,绝大多数不再是宏大议题,甚至已经不是权贵腐败等话题,而是非常具体的日常生活小事。比如停车位被占带来的挪车纠纷,低保户出境看演唱会追星,“扶不扶”和稀泥赔偿1.9万元,星宇股份应届生“告洋状”维权等等,大家越来越关注具体的事情,这是好事。
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很迫切,和稀泥未来是走不下去的,多数民众也支持照章办事,而不是一味地站在看起来弱势这一方按“闹”分配。
比如最近低保户出境追星,就算在小红书,也是近乎一边倒的批判,毕竟小红书的用户,很清楚出境看演唱会追星,这有多少成本,能干出这种事的,绝不仅仅是看一次演唱会而已,这已经是重度追星族了,是很多城市小康家庭都舍不得花的钱。
这就很戏剧性了,因为这起事件在网络上曝光,是这家低保户主动发在网上的,原本是想搞舆论,迫使当地民政部门不要取消低保,结果事与愿违,实际在执行中,如果不闹大,民政部门反而倾向于尽量不取消。
上述如此复杂的问题,不是一篇文章能提出个完整方案的,如果真的能做到,小镇也就没时间跟大家每天分享了,早就去做事了。
正因为不可能有简单易行的方案,这才是小镇每日分享的价值体现,那就是尽可能影响更多人理性思考社会的复杂性,如果每个人都能尽可能把自己做好,进而影响几位身边人,这个社会必然会向好变化。
从影响大众心态角度,最关键的就是加强公民教育,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公民教育。接下来的建议,也是小镇《》一文的后续部分。
这几年高考改革,在小镇看来初心是好的,但该承认失败,从头开始了。
比如很多地方搞物理、历史二选一,导致高中、中考、中学弱化历史,说白了,其实原本是想着搞物理、政治二选一,但真要把政治纳进来,怎么着都不对劲,于是就选择了历史。
可是这样真的对吗?
把那些知识性的内容放在一边,语文、历史、政治三大科目,更关键的教育目的是意识形态、公民价值观培养,有些人批评说什么中国的历史教育让人不能独立思考之类,其实就是认为跟西方价值观不一样,但看看全球,哪个国家的历史教育不是服务于公民价值观塑造?比如日本。
不一样就对了,因为这三个课程本就是要培养认可中国价值观的未来公民,这就是为什么国家高度重视历史教育。不在于具体的知识点,而在于历史事件和讲述立场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小镇觉得,下一步的高考改革,应该充分考虑如何加强以公民教育为核心的通识教育。比如考虑增设一门名为“公民教育”的通识课,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考虑这门课程的特殊性,高考可以采取必考达标制,不及格不管其他课程分数有多高,一定层次以上和特殊领域的学校和专业,不予录取。
而这门课,就是要汇总语文、历史、政治乃至经济、法律等相关内容,要培养未来公民的共情能力、公共表达,要能够借助历史和现实案例教学,让未来公民理解社会的复杂性,知道公共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避免两极化极端思维,也要明白一切改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也有利于理解为什么政府不能无限兜底。
在上述基础上,要让年轻一代明白何为权利和义务,更要理解何为公共责任。讲清楚权利到底应该怎么争取、义务为什么要履行,区分正当权利维护和按“闹”分配,更要回答我们是谁、为什么能够走在一起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种教育很依赖合格的教师,但好的教材完全可以最大限度弥补教师能力不足,应该抽调各领域相关大家,努力搞出来一本可以直接用10年的优质教材,要有足够篇幅的阅读材料,也顺带锻炼下一代的长阅读能力,篇幅要努力达到20万字以上,而不是让教材变成某些人争名夺利的玩具。
经过10年以上的公民教育普及,很多事解决起来就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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