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0年6月，上海城内，钱庄、商号和租界巡捕都在盯着同一件事：北方局势究竟会不会烧到江南。北京尚未失守，战火也没有抵达上海，可街头已经先乱了起来。
消息从电报、报纸和南北航运线上不断传来。义和团在华北兴起，清廷与列强关系急剧恶化，京津一带炮火频仍。对普通人来说，这不是朝廷公文里的“国事”，而是亲属能否回来、货物能否出港、借出去的钱还能不能收回的现实问题。
1899年以后，义和团运动逐渐扩展到直隶、山东等地。清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置这股力量意见不一，地方官员有镇压，也有招抚。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清廷与列强的冲突全面升级。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向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宣战，局势由外交危机转为战争。
北京城内的紧张，很快通过电报和报纸传到上海。那时的上海已经是全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南北之间的人员、资金和货物往来密切。北方的一次兵变，可能牵动江南商人的一笔贷款；一条铁路中断，也可能让南方市场立刻缺货。
有意思的是，上海并没有遭遇北方那样的直接战火，却出现了明显的恐慌。钱庄缩短营业时间，商人减少交易，部分市民开始盘算离开城市。有人担心租界成为战场，有人担心粮价上涨，还有人担心乱兵和拳民冲击商铺。
钱庄业的谨慎尤其能说明问题。金融生意最怕的不是一时亏损，而是消息失真和信用断裂。北方局势不明，商人不敢贸然放款，汇兑也变得困难。只要南北航线停摆，货物无法抵达，账目便会一笔接一笔地悬在那里。
一名商人曾对同行说：“北边若继续打下去，货运就不能走，账也收不回来。”旁人答道：“怕的不是一船货，怕的是谁都不敢再做下一笔生意。”
恐慌并非空穴来风。上海不少家庭有人在北京求学、经商或任职，北方出了乱子，家中自然坐立不安。商号在京津设有分店的，担心店铺遭到抢掠；与北方客户有债务往来的，又担心对方失去踪迹。战争还未抵达，损失却已经通过预期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
租界内部同样不平静。列强领事和工部局担忧难民涌入、治安恶化及冲突外溢，于是增加巡捕，限制谣言传播，并要求各行业会馆协助维持秩序。租界并非真正安全，只是凭借特殊的管理和武装力量，暂时隔开了北方战事的冲击。
此时，江南督抚面临的难题很棘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一方面不能公开承认朝廷宣战诏令无效，另一方面又不愿让列强军舰和战火进入自己的辖区。若依照中央命令参战，江南的港口、税收和城市秩序都可能陷入危险。
于是，一种特殊安排出现了。南方督抚同上海、宁波等地的外国领事交涉，约定保护各自辖区内的社会秩序和人员财产，避免战火扩大到长江流域。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东南互保”。
它并不是一纸全国统一、格式严密的条约，各地做法也不完全相同。更准确地说，这是地方督抚、外国领事和地方商绅在危机中形成的一套默契。它以维护地方安定为核心，实际上拒绝执行朝廷把战争全面扩大的政策，因此被视为清末最典型的一次地方对中央的“抗旨”。
这场抗旨的背后，当然有地方实力派保存实力、维护税源的考虑，也有列强不愿破坏上海、南京等地商业利益的盘算。但若只把它解释成督抚与朝廷争权，仍然不够。城市里的恐慌、商路上的停滞、家庭对北方亲人的牵挂，同样构成了东南互保能够形成的社会基础。
当时江南没有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主战场波及，并非因为战争与这里无关，而是多方都害怕局势继续失控。清廷后来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时间是1901年9月7日。至于上海等地，正是在那段战火逼近、秩序却尚未崩溃的日子里，完成了对中央诏令的消极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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