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oît Piéron，给伤口涂上一层闪粉

上一次真正审视自己身体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是某块肌肉不够紧实，还是某处线条不符合那个理想的轮廓？

我们生活在一个对身体有着精确要求的时代：够健康、够自律、够上镜。那些偏离这些标准的，因病痛、因缺陷、因“与众不同”、因衰老，慢慢“被消失”在叙述之外。

巴黎东京宫策展人Guillaume Désanges给这套隐形机制起了一个名字：健全主义（ableism）。他邀请艺术家，安静但坚定地回答同一个问题：这套标准，究竟是谁定的呢？

在东京宫最重要的展览季里，先行出场的四位：Pauline Curnier Jardin，女性身体是她最核心的材料；她创作了一件全新的影像装置，灵感来自2004年在托卡德罗广场地下偶然发现的一座秘密电影院 —— 那是一个在官方视线之外发明自由的地方。这个地下空间的存在，与她长期着迷的边缘地带、异见实践和逃逸叙事完美共鸣。Cathy de Monchaux，用天鹅绒的颗粒感与金属的寒意、铆钉的花边与皮革的束缚制作雕塑，看她的作品，有一种皮肤被轻轻切开的感觉 —— 那种在疼痛与快感之间的微妙存在。这位英国艺术家的首次回顾展，汇集了她从1984年至今逾五十件作品。

Cathy的作品有着极强的自传性。骨架结构来自一场几乎夺去她生命的车祸记忆，接着是她的马发生的事故。那个时刻，她受伤的想象力开始成形 —— 一种结构同时支撑、束缚、压迫的感觉，从此成为她所有作品的底色。展览的标题便说明了一切：欲望是希望的重复，伤口与战斗，是她的工作室日常。

Cheryl Marie Wade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嶙峋女王”（Queen-Mother of Gnarly）。她是1970至80年代加州伯克利残障艺术家运动的核心人物，用诗歌、独角戏和歌曲构建了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

有一种光，你无法准确说出它的颜色。它是粉的，也是蓝的、金的，在空气里悬浮、旋转、融合，直到失去任何确定性。走进Benoît Piéron的个展“阴影指甲油”（Shadow Polish），迎接我们的第一件事是一排路灯，光源里塞满了美甲闪粉。颜料互相渗透，变成无色，让整个空间陷入一种甜蜜的迷失。

……把最难以直视的事物，裹在最柔软的外壳里递给你。等你回过神来，你已经站在了死亡、疾病、身份与欲望的核心地带。

间性故事-第四集

( Intersex stories – episode 4 ) ，

2025年9月

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一次Collectif Intersexe Activiste的月度聚会。

在那里，我向集体中的两位成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们告诉我，我的经历与许多间性人的经历高度相似；而且，我其实不需要再继续追寻某种“确认”了 —— 因为那种认可，很可能永远不会真正到来。

几滴眼泪流了下来。

多亏了他们，我终于开始理解自己属于哪一种间性变异 —— 间性大约有四十种不同“类型” —— 以及我曾经接受过的是哪一种手术。

部分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Partial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以及尿道下裂（hypospadias）。

我的身体会产生大量睾酮，但我的组织却无法对这些睾酮作出反应。于是，其中一部分睾酮会转化为雌二醇（estradiol），而我的组织却对雌二醇是敏感的。

这使我成为一名间性人。一种存在于学校所教授的性别二元体系之外的性别。

CIA（间性行动者集体）告诉我，如果我仍然需要获得某种医学上的确认，他们可以帮我联系“间性专家中心”（Centre Expert Intersexe）。

自2000年代初以来，这个中心一直公开反对那些被医学界称为“矫正手术”的身体 mutilation（残割）。

而讽刺的是：这个中心，正设立在 Hôpital Kremlin-Bicêtre 。也正是在那里，我曾经接受手术。

也是在那里，我接受白血病治疗，并因输血而暴露于 HIV 风险之中。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踏进过那里。

而现在，我重新预约了一次会面。

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去的。

1983年，Benoît Piéron出生在巴黎近郊伊夫里-叙尔-塞纳，出生即伴随脑膜炎，由此引发偏瘫。三岁半，白血病确诊。在他有记忆之前，医院就已经是他的家。

偏偏那个年代，法国正深陷一桩公共卫生丑闻。1984至1985年间，数千名需要输血的患者因血液制品污染而感染艾滋病毒。Benoît所在的儿童血液科病房，约十个孩子接受了被污染血源的输血，最后只有两人活了下来。他是其中之一。

他至今无法完全理解这件事。为什么他没有血清阳转？为什么同一个病房里，有人被带走，有人留下？他有了一种，怎么说呢？“存活者的愧疚”。愧疚在他体内沉默多年，直到化成一件2015年的作品，《口红》（Le rouge à lèvres）。他用自己的血制成口红，涂在自己的嘴唇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公开谈论过自己的病史，但身体尝试先说话。

Benoît回忆，当年病房里的孩子们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式。他们全都迷上了《小吸血鬼》（The Little Vampire）这套儿童漫画 —— 那个生活在夜晚、与死亡为邻的小生命。Benoît说：死亡真实地悬浮在病房上空，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形状，一种可以触摸的塑性。他开始相信自己是一个巴伐利亚吸血鬼，睡觉时双臂交叠于胸前。这个信念，后来成了他整套艺术语言的起点。“孩子们会在夜里倾听哭声，猜测哪个邻床的孩子还活着。门口堆放的脏床单，有时是因为孩子死了，有时是因为孩子痊愈回家了。那是医院的灰色，也是健康的灰色 —— 同一种颜色，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2008年，Benoît从巴黎美术学院毕业。他开始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一种特殊织物：废旧医院床单。这些床单从家居建材超市购入。医院淘汰的旧布料，洗过、磨损，上面留着前一个使用者的痕迹：血迹、油脂、各种分泌物。他被那些褪色的浅粉、淡蓝、米白深深吸引 —— 那是他的童年色彩，他称之为“我的纹章，我的盾牌”。

他将它们拼缝成床垫、扶手椅、帘幕，又做成名为《心理引导玩偶》（Peluches Psychopompes，2022）的填充玩具蝙蝠，亲切地取名“Monique” —— 向法国作家莫妮克·薇蒂格（Monique Wittig）致敬。这只蝙蝠，是那个在病房里和朋友们玩小吸血鬼玩偶的孩子留下的遗存。他说他做的一切，是为了那些在他人生命里消失的人，那一堆堆被推到房间外面的脏床单，那些名字他已无法完整记住的邻居 —— 说：我还在。我们曾经在一起。这也算是一种幸存。

这些是Benoît刻意设计的，他称之为“激进温柔”（radical gentleness）：

“对我来说，拼布、刺绣、钩针、剪贴簿，所有这些‘手工创意活动’，是那些待在候诊室里的病人们的民间艺术与传统。在那些地方，时间失去了价值，因为它不具生产性……我的可爱形式让人们能够把药片吞下去 —— 也就是说，能够直视现实而不转身逃跑。”

Benoît Piéron虽然知道自己的医疗史，但长期认为它与艺术无关。没有人问起，他也没有主动提及。直到大约四年前，癌症再次来临，并引发了肌病（myopathy）。住院期间，他突然被强烈的感官记忆淹没：床单摩擦皮肤的感觉，等待的感觉，呼叫护士却无人应答的感觉。这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第二次经历创伤”：只有重新活过一次，才能真正把握它，使用它。

“我失去工作，无法动弹……我别无选择，只能对这场接管了我生命的疾病做点什么。与其让疾病摧毁我，不如让它让我的艺术开花。那个生理上正在摧毁我的东西，也要负责‘把我的冰箱填满’。”Benoît把手头所有的钱，租了一间工作室，雇了一名助理，重新开始。他称这是自己“第二次成为艺术家”。从那以后，他将自己的病称为“宠物疾病”（pet illnesses）：与它共处，和它对话，从它身上提取某种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他说：那些被系统排除在外的身体，病人、残障者、间性人，是社会的幽灵、吸血鬼、蝙蝠。他们存在于一个平行时间维度，而这个维度，有其独特的智慧。

当然在实践层面，这条路并不充满诗意。Benoît家里的布局是：卧室在客厅楼上，每次下楼梯对他来说就像在滑滑梯。有时，他一天只能工作三十分钟，而且这三十分钟可能发生在凌晨两点半。东京宫的技术人员来他工作室架设拍摄设备时，巨大的摄影机臂架和电影级投影仪让他感觉置身放射科，四处乱走的线缆让他摔了三次跤。

就在近年，Benoît获得了关于自身的另一个认知：他是间性人（intersex）。间性人指天生拥有不符合标准男性或女性定义的性别或荷尔蒙特征的人，全球约占人口的1.7%。对于一个从小就因疾病而被医学系统反复检视、标注和规范的身体来说，这个发现并不陌生，却也并不简单。

它没有让Benoît的作品变得更沉重，反而让它获得了新的通透性。他把Frida Kahlo纳入他所说的“Handi-Queer家族”：那些将残障身体与性少数处境彼此连接、共同书写另一种美学的人。

展览中，那排用闪粉替代灯泡的路灯，是整件作品的核心隐喻。闪粉让光变得不稳定 —— 看见的颜色随时会消失，融进另一种颜色，再化为无色。Benoît说，这是关于“投射”（projection）的美学：社会以一种幻想化的方式看待间性身体，而他把这种“投射”本身转化成了一种光学现象，让观者亲身体验知觉的瓦解。

固定的系统原来只是变体。真理只是虚构。对Benoît而言，艺术是唯一真正的语言。他形容自己是“健康人群中的人类学家”，一个试图弄清楚这个正常世界究竟是怎么运转的外星人。

撰文徐卓菁 Zhuojing Xu

编辑R

图片提供巴黎东京宫 Palais de Tok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