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勋阁第十五位司马光编撰千古史书一代大儒为何卷入北宋党争漩涡

南宋宝庆二年，宋理宗下诏建立昭勋阁，绘两宋二十四位功臣画像，用以纪念为本朝立下不朽功业的文臣武将。司马光位列第十五。提到司马光，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少年砸缸的聪慧孩童，以及鸿篇巨制《资治通鉴》的主编。很多人只看见史学家的身份，却忽略他作为北宋晚期举足轻重的宰相，深陷新旧党争，一生功过备受后世争议。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出身官宦世家，自幼饱读诗书。少年时期“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流传千古，这件轶事出自宋人笔记，是宋代民间广为流传的佳话，足以见得他年少之时便思维机敏。他二十岁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仕途。为官早期，司马光以正直敢谏闻名，不慕荣华，生活简朴，在士大夫之中声望极高。

真正奠定司马光历史地位的，便是《资治通鉴》。宋英宗时期，司马光便开始着手整理历代史料。英宗十分支持他的修书事业，专门设立书局，调配人力物力。宋神宗即位之后，十分看重这部史书，赐名《资治通鉴》，寓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熙宁变法浪潮席卷朝堂，王安石大刀阔斧推行新法。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彻底决裂。司马光并不否认北宋存在冗官、冗兵、冗财的弊病，但是他坚决反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手段。在司马光看来，天下法度沿袭百年，虽有弊端，但不宜骤然大变；新法当中青苗法、免役法，本意利民，可经过地方官吏扭曲，反而盘剥百姓，加重民间负担。

朝堂之上争论不断，司马光数次上书，与王安石反复辩论。当改革大势已定，司马光不愿在中枢同新党共事，毅然请求离开京城。退居洛阳，这一待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间，他远离朝堂纷争，把全部心血倾注于编撰史书之上。邀约刘恕、刘攽、范祖禹一众饱学之士，呕心沥血，删改打磨。耗尽十九年光阴，共计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终于完稿。上起战国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后周灭亡，一千三百余年历史被系统梳理。这部史书，不仅仅是一部典籍，更是司马光政治思想的载体，他希望君王阅读史书，吸取历代治乱兴衰的教训。

就在史书成书不久，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太后素来不认同新法，于是征召司马光返回汴京，拜为宰相，开启元祐更化。此时的司马光已是体弱多病，年近七十，抱病主持朝政。执政之后，他大力起用旧臣，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

这里也是后世争议最大之处。司马光不分好坏，几乎将新法全部推翻。哪怕是很多新党内部也认可、确有实效的保甲法、将兵法，也一并罢除。不少同僚劝说他，部分法令可以酌情保留，但是司马光态度坚决。他担心只要留有一条新法，日后便会有人再度恢复变法。与此同时，新旧党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朝堂党同伐异的风气愈演愈烈。

对外政策上，司马光也饱受后世诟病。为求边境安宁，他主张将熙河开边收复的部分土地归还西夏，希望以此换取两国和平。朝中大臣多有反对，认为这是放弃将士浴血奋战换来的国土。最终部分寨堡归还西夏，可和平并未长久维持。

执掌朝政仅仅一年多，司马光便病逝。他身居宰相高位，家中却十分清贫，离世之时，屋内简朴，没有丰厚家产。百姓听闻司马光去世，街头巷尾自发哀悼，足见民间声望。

到了南宋，理学兴盛，朝廷重新评判北宋新旧党争。王安石及其新党被视作祸乱朝纲，司马光的地位被极大抬高。宋理宗设立昭勋阁，将司马光列入二十四功臣，位列第十五位。

那为什么功绩赫赫的司马光，排名没有更加靠前？

第一，昭勋阁评判功臣，优先考量安邦定国、定策边防的现实功业。司马光最大的功绩是修史，属于文化建树；在内政上，元祐更化全盘废除新法，带来党争加剧的后遗症，在后世官方评价中，既有褒扬，亦有保留。对比前面的富弼，富弼有出使辽国化解战争、救灾数十万百姓实打实的安邦之功，位次便排在司马光之前。

第二，北宋后期无休止的党争，源头不能完全归罪司马光，但元祐更化时期，彻底清算新党，激化派系对立，为后来哲宗、徽宗朝反复的政局动荡埋下隐患。南宋史官肯定司马光的人品学问，但也正视这一段历史教训。

当然，我们不能用上帝视角苛责古人。司马光为人清廉正直，心怀苍生，他并非守旧的顽固官僚。他看见新法执行之下百姓遭受的苦难，才极力反对。只是时代局限之下，他拿不出一套全新的改革方案，只能选择恢复旧制。

抛开朝堂的是是非非，《资治通鉴》光耀千古。若无司马光呕心沥血的编撰，后世很难如此系统完整地读懂千年古代历史。作为士大夫，司马光修身、齐家，品行堪称楷模；作为宰相，他的施政留下巨大争议。

司马光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是伟大的史学家，却并非完美无缺的政治家。昭勋阁第十五的名次，正是南宋朝廷对他的折中评价：高度认可他的道德品行与文化不朽贡献，同时客观看待他执政带来的利弊得失。千年之后再读司马光，我们既要看见砸缸少年的聪慧，看见《资治通鉴》的宏大，也应当看见北宋中后期朝堂困局之下，一代大儒的挣扎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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