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长芬：“艺术，本来就该是生活的赞美诗”

9月7日15点38分，著名摄影家、艺术家、中国艺术摄影学会第一、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陈长芬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9月8日午间，其子陈鹏发布讣告：“遵照逝者遗愿，现定于2026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初一（周五）上午10:00在北京东郊殡仪馆鹤归华表厅（北京市朝阳区平房北街133号）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消息来得猝不及防，翻看逝者的朋友圈，最后一条定格在今年7月12日傍晚，一张雨后初霁的照片。老人配文道：“大雨过后又一程。”

图片取自陈长芬先生最后一条朋友圈

八年前，因凭采访业缘，记者曾前往京郊民航博物馆院内的陈长芬府上，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尽管年事渐高，这位新中国“航拍第一人”待客却不减豪兴，启开一坛上好的陈年花雕，一边把酒言欢，一边畅叙艺术人生。

陈长芬

“家在洞庭衡岳间”

1941年，陈长芬出生在南岳衡山霞流镇平田村。唐代诗人王勃脍炙人口的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绘的便是这里的美景。“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衡阳的水土。在我工作室中就挂着一幅之前拍的作品，《竹井》。周边是竹林，丛中一眼井，我小时候就是喝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以拍摄长城名闻海内的摄影艺术家，彼时已年届耄耋，一开腔还是一口地道的湖南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家中“长”字一辈，名字中带一个北方常用来做女性名的“芬”字，却是为何？你把这话讲给他，老人先就哈哈大笑了起来，“名字里面带‘芬’的可不止我一个，还有贝多芬和达芬奇。”忆及往事，陈长芬说了四个字，“故事深沉”。

2014年的时候，他曾带着全家老少回乡认祖，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这口井，以示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个水到现在去看还是和当年一个样子，还是在不断地翻腾，就像是沸腾一样的感觉。”

龙舟雨·粽叶香 图片取自陈长芬先生朋友圈

作为地方望族，活水如许，自然叶茂枝繁。20世纪津门画坛领袖陈少梅便是陈长芬的堂叔，据说堂叔的印章很别致，刻的是“家在洞庭衡岳间”。而他的父亲陈嘉言，同晚清官场大员曾国藩过从甚密。作为一代廉吏，一直以李白那句“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自况。

“小孩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能有什么艺术的感觉？”陈长芬很讨厌成名后编排出个人幼年的种种“早慧”，更愿拉拉农人晴耕雨读的家常。“比如进山采蘑菇，在松树下放牛，过年过节时自己手工扎灯笼，这些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活计。记得家乡烤糍粑，把黏米放模子里，出来后就有了别致的花纹。要说艺术启蒙，这是我幼年对艺术的第一感觉。特别的，我对农具感觉非常亲切，蓑衣、斗笠，谷斗、米筛……我对它们的造型和制作方法至今都记忆犹新。”

白露时节·高粱红 图片取自陈长芬先生朋友圈

湘人好勇，陈长芬回忆里切近的是那场国仇家恨：“1944年，日本人，成群结队的三菱九七式轰炸机从衡阳城上空掠过，扔炸弹。”那场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至今让他兴叹，“战场就离我家十多公里。家门口竹井旁每天都停放着许多伤病员，有很多半死不活的军人坐在轿子里被抬来，还一边在呻吟……伤病员坐在轿子里从一家抬到另外一家，抬到哪一家就要负责他的温饱。我没见过哪家哪户会推卸，大家不会问这个军人的名姓、籍贯，只知道这是一个伤病员，这是一个人。”

“一次又一次，我想到了长城”

1959年，陈长芬来到广西柳州的中国民航第四航校读书，“学的是航空运输专业，分为货运和客运两个系统。我13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相机，那是来我们家乡协助挖矿的苏联专家携带的135相机。1957年衡阳铁桥通车，当时的通车典礼和展览我全都参与了，因为我美术字写得好嘛，让我去写了很多标语。可惜那个时候没有相机，如果有我就全都拍下来了。”回想过往，陈长芬还恨恨不已。

菡萏花发

在航校，他摸到了毕生第一台相机。之后作为校宣传干事，他分到一台徕卡M3，并分管为所有应届飞行员拍毕业照，“航校第一代飞行员的毕业照很多都是我拍的。”陈长芬说自己的摄影之路起于摸索，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学习，“只是到照相馆去参观了几次，自己有了相机后就自顾自折腾。”1960年时，他拍了几株待放的荷花。黑白影像中，为世人呈上了自己的摄影处女作。

陈长芬早期拍摄的长城代表作《鹏程万里》，亦称“红长城”

在摄影界，提到陈长芬，就不能不说长城，而提到他拍长城，就不能不提他作为新中国“航拍第一人”的过往。1965年，作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邦交国，瑞士（航空出版社）几次提请来华拍摄长城。“当时中国还没有敞开国门，他们几次要求后，直到把信写到周总理那里才批下来，责成新华社和民航总局去代为拍摄。那么我是民航的代表，红头文件在手，我就可以去协调相关的民航飞机来完成此项拍摄，当时搭乘的机型是‘运五’。拍过长城之后，又拍了长江、钱塘江、西湖、黄浦江等地。”

黄浦江

往事在他口中，多少有点轻描淡写。追问他拍摄时的情形，绝非现如今乘客隔着舷窗拍拍苍茫大地般闲逸，而是穿着厚厚的飞行夹克，打开舱门，戴着风镜，听着耳畔风声呼啸，向下摁动快门……“我拍摄的时候用的还是徕卡M3，还有一个双镜头。航拍嘛，首先你要身体好，不能一上飞机就头晕。有一次贴地飞行，离地高度只有四到六米。那是什么概念？机翼抖一抖就可以扫到地面！还有一次在宁夏河套平原上空拍黄河，下面波涛滚滚，我拍得特别投入，不承想安全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松开了，幸亏边上的人一把把我拽住。”

速度，催发了艺术创作的激情。“有一定速度的时候最好玩，一遍过嘛，纵然可以复飞一遍，但这次摁动快门，是只此一次的机缘。在直升机上航拍可以悬停，可我觉得没意思，而且也危险，直升机低空悬停是最冒险的一个拍摄方法。”陈长芬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回忆说直到1973年跟随播撒农药的“运五”再次航拍这座“世界上最长的墙”时，“封建君王剥削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依旧影响着他。“那时还是把拍摄长城当成一项任务，到‘文革’结束后，人们当时的情感被压抑得太久了，而我自己也需要一个情感纾解的出口，我又一次想到了长城。”

长城

此后经年，长城早已不再仅仅是陈长芬镜头下的客体，而逐渐成为他兴寄情感，参悟人生的对话者。拍摄长城的五十余年间，他曾创下一年攀爬上百次，半个月就上山十三回的纪录。而纵览他长城作品的轨迹，从巍峨苍茫而春夏秋冬，由秦砖汉瓦到沿线斯人，从写实到写意，他几乎用镜头观照了关涉长城的一切。

我曾问他，某种意义而言，长城已然熔铸进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但之于这一建筑向来有一种看法，它同中国历史某些阶段相应，是拒人千里，故步自封的象征。我很想知道您到底怎么看长城，它到底是一堵‘墙’，还是一张‘网’？”

老人听罢放下酒杯先是一笑：“长城，城墙本身是一个墙的概念，这毋庸置疑。为什么我还认为它是一个网络的概念呢？”

“这就要回到什么是网？点、线、面构成一张网。这里我还要再回到一个词，薪火相传。‘薪火相传’是传递亦是传承，它最能体现长城文化，一个烽火台、一个烽火台的守望相助，情报就一个个传递下去。同时，这种传递的形式多少年了？两千多年了。这个传播的概念在今天依然有它概念化相应的存在，我们今天用手机便可以同地球的另一端通话，这中间需要多少基站传递？这和烽火台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对嘛，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网’里面。”

“对不起，我不是风光摄影家”

“霸得蛮，耐得烦，吃得苦，不怕死。”坊间湘人那句经典的自况，用在陈长芬身上最是贴切。1989年10月，他摘得首届中国摄影艺术大赛“金像奖”，颁奖礼上便宣布这是自己第一次拿这个奖，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不再参加任何摄影比赛。”至于同年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高光时刻，更被他视作了“老黄历”：“那一年八月《时代》推出‘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年’特刊，封面选取了十位对摄影术有贡献的人物，在世不在世的都有，这其中有摄影术的发明者达盖尔，而我只是其中之一，身份是中国摄影家罢了。”

1989年《时代》杂志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年特刊封面，陈长芬在列（上排右一）

更能让人一窥陈长芬脾气的是2010年时，获邀出席一次摄影活动，主办方在为他颁发终身成就奖时，介绍说是“著名风光摄影家”。事主随后登台自白：“对不起，我不是风光摄影家，是艺术家。”旋即拂袖而去。

“‘风光摄影家’是对我的一个尊称，也是一种对我的爱护，但我觉得是不准确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而摄影也不应该如此分类。我在国外做过很多摄影展，从没有人说我是风光摄影家。长城是我作品中一个主要意象，可就此把长城归为‘风光’未免也太过简单，中国传统美学对于风光阐释的美学根基本来就非常深厚，绝不仅是个单纯‘景致’的问题，而是包含人类的生存空间等许多内容。我后来逐渐甩开了一些关涉长城具象的东西，用镜头让这个‘人类双手创造的奇迹’讲述自己的故事。”

2009年春天，陈长芬在长城边一个村子里遇见了97岁、一辈子守着长城、从没照过相的老奶奶马宝兰。第二次去时没带三脚架，他便把20×24英寸的机器绑在炕头案桌上，匍匐在地拍下老人坐在门槛上、背后就是长城砖的影像。照片洗好送去时，老人盘腿坐在炕上看着自己这辈子的第一张照片突然落泪，指着照片说“想妈妈”……两个月后，马宝兰便走了。陈长芬半年后才得知消息，想到坟前磕头，老人儿子因雪天地滑执意不让他去，他只好举着相机冲着山上的坟头拍了一张。“这就是长城儿女，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也葬于斯，一辈子简单质朴地过活。在那一刻，我觉得艺术，本来就该是生活的赞美诗。”

长城

美国汉学大家史景迁曾欣然为陈长芬摄影集《长城史诗》撰写的前言，被他引为知己洞见：“他的长城就是这样简单又令人惊奇的存在着。它是一个人造的结构，却看不见人心的目的。只是为了响应某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力量和目标而美妙地伸展着她的身躯，将自己的形体与环境融为一体。”

陈长芬摄影集《数码日记》内页 图片取自逝者朋友圈

陈长芬一辈子坚持亲手在暗房洗印自己拍摄的照片，对于新世纪初数码摄影全面取代胶片摄影，以及之后手机摄影同互联网结合的大行其道却持开放态度。这又显现出他在艺术追求上达观知命、顺势而为的一面。

“我一直认为摄影首先是科学语言，技术语言，其次才是作为艺术语言而存在。摄影的概念伴随近代科技的勃兴而生，本身发展也并没有定型，当科技发展推出了数码摄影技术，为什么要排斥呢？再一个，对于老百姓和摄影爱好者拍摄的东西，我没有批评的权力。如果要说建议，在我拍摄这些作品时会遵循两条底线：一是不能够拍的，不应该拍的或者不属于我拍的东西坚决不拍；二是涉及肖像权时必须以尊重和理解拍摄对象为前提，此后在使用这些作品的时候更应该慎重。”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