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狂傲称才学可“藐苏轼”，自作《水调歌头》却高下立见

如果你今天路过四川眉山，站在岷江边上吹一会儿风，可能很难想象：这个看起来有点安静甚至普通的小城，曾经接连“产出”过两位横跨千年的文坛巨星——苏轼和郭沫若，一个是温润儒雅的旷世词宗，一个是张扬狂放的“文豹”，而且他们之间，还隔着一场有点微妙、有点好笑、也有几分尴尬的“隔空较劲”。

苏轼出生在这里，是公元1037年，那时候的眉州，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进士之乡”，两宋886名进士从这里走出去，“八百进士”的名头，至今还在当地口耳相传。山水养人，文风养气，苏轼从小就是那种带着一股明亮气质的少年：读书、作诗、画画、练字，全都玩得转，后来他站在瓦屋山下写“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把眉山一带写得像一幅水墨长卷。

整整八百多年之后，1892年，这地方又出了一个“世纪文豪”——郭沫若。很多人只知道他是诗人、学者、历史剧作家，却不知道他也是地道的眉山人。你要是把这两个人放在一张老照片里对比一下，会发现一种特别有趣的反差：苏轼是那种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儒者之风，浑身松弛；郭沫若则更像一只时刻蓄势待发的野兽，眉宇间是明晃晃的一种“要跟天掰个腕子”的劲儿。

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郭沫若怎么在一首诗里，把苏轼和韩愈一起拖出来“比高低”，然后在一首仿《水调歌头》的词里，试图和苏轼正面“对线”。这个故事，说简单点，就是一个晚出生的天才，站在20世纪的跑道上，回头冲着宋代的一个巨人喊了一嗓子：“我不比你差。”但当我们真的把他写的作品摆开来看，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他自己说得那么轻松。

先说清楚，这整件事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时间是1942年，地点在重庆。当时抗战正胶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知识分子大多也都挤在西南这一片山城里，文化圈子虽然困顿，却也异常热闹。郭沫若已经是如日中天的大师人物了：早年《女神》名声大噪，中途去了日本搞学术，回国后又投身革命和抗战宣传，身上集中了“诗人+学者+政治活动家”的多重身份，是那种走在街上，年轻人会忍不住想去打招呼的名人。

在这样的氛围里，崇拜他的人很多，有一位女粉丝就直接写了两首赞美他的词寄去，意思是：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文豪，我太佩服您了。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读到这样的“彩虹屁”，心里当然是舒坦的。郭沫若也不例外，他看完很开心，情绪一上来，诗兴就跟着翻涌，于是提笔写了一首七律，算是既回应粉丝，又顺便抒发一下自己的志气：

“平生多负气，志学藐苏韩。”

这句是整首诗里最扎眼的地方。前半句“平生多负气”，是自我画像：我骨子里就是个不服输的人，浑身都是一股冲劲；后半句则直接把古代的两座大山搬出来——苏轼和韩愈，说自己在志向和学问上是“藐苏韩”，这个“藐”，不是普通的“超过”，而是带着一点俯视的意思：我看他们，不过如此。

我们现在看这句话，难免会觉得有点“口气太大了”。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被后人称为“百代文宗”；苏轼就更不用说了，从诗词到散文到书画，再到做人处世，几乎没有短板，被王国维评为“人格最高之人”。郭沫若把这两人拎出来，一句“志学藐之”，就像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我以后要在全校考试里超过两位传奇学霸。

那郭沫若凭什么这么说？还真不是随口一喊，他背后是有一整套自我论证的。

其一，他的时代不同。

韩愈和苏轼活在封建时代，郭沫若则身处一个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的现代中国。他从五四运动走出来，参加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文、自由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的一席之地。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看“在本时代的突破力度”，郭沫若的贡献不算小，他自然会觉得自己站在历史的上游，要跟古人“理论几句”。

其二，他确实有过辉煌的文学战绩。

《女神》刚出来的时候，很多读者是被震住的。那种猛烈的情绪、巨大的跳跃感、近乎咆哮的语言，跟传统诗词完全不是一个系统。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它有一种摧枯拉朽的快感，仿佛旧世界的墙突然被一锤砸出一个大洞。

其三，他是研究古代文化的专家。

郭沫若不是只会写诗、喊口号，他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古代史的研究上都有非常系统的成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些书，在学术史上都有分量。他对古人是认真研究过的，并不是完全凭感觉说话。所以他敢说“志学藐苏韩”，背后也有一种：我既读过你们，也大致摸清了你们的路数，现在我要走一条更大的路。

综合这些，他那句“志学藐苏韩”并不是简单的狂言，而是一个时代的骄傲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发声。但问题在于，一旦你说出这种话，别人就会自然地拿你的作品和你口中的那两位一起对比，看看到底谁高谁低。

这就顺势引出了他那首仿苏轼《水调歌头》的词。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人脑海里的“词中天花板”，家喻户晓到不需要全文抄出来，哪怕不懂词牌格律的人，读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会感到一种很柔软又很深的力量。

郭沫若作为一个有雄心的诗人，直接挑选《水调歌头》这个词牌来写自己的东西，很难不让人读出一点“我要向你致敬，也要和你比一比”的心态。他写的这首叫《水调歌头·归途》，大致是这样一个场景：他从国外乘飞机回国，俯瞰大江山河，触景生情，提笔写作。

词开头是：

“不羡天池鸟，不慕北溟鱼。
瞬息乘风万里，铁翼云中舒。
才到新西比利，已过乌兰巴托，瀚海览无余。
谁谓乾坤大？浑似一沤夫。”

你光看这几个句子，就能感到跟苏轼那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意境完全不同。苏轼是站在一个静止的秋夜里仰望月亮，心中有家国，有亲人，有时间的无常；郭沫若则是坐在一架现代的铁鸟上，脚下是成千上万公里的土地和海洋，他的视角是俯视的，是飞越的，是一种“我站在历史高空俯瞰全世界”的姿态。

“瞬息乘风万里”，这句确实写出了飞机飞行带来的速度感。苏轼说“我欲乘风归去”，那是一个想象，是神游；郭沫若这里，则是现实场景：现代科技已经让“乘风万里”变成了日常体验。这个对比放一起，确实有点庄子式的“逍遥游”味道——但郭沫若的逍遥，是借助现代机器达成的。

“才到新西比利，已过乌兰巴托”，这就是很具体的航线：从西伯利亚到蒙古，荒原、戈壁在下方一一掠过。“瀚海览无余”，把整片大地收进了视野范围。“谁谓乾坤大？浑似一沤夫”，这句话在气势上是想冲击读者的：“你们说天地很大，我看不过是一粒水泡。”这种把宇宙缩小、把自我扩大的写法，很典型的现代人的骄傲感。

后半段写回到中国：

“高歌倦，雄谈歇，展画图。
长城蓦地眼底，岪郁盘云途。
地上山山横黛，天上人人俯首，又见昆明湖。
锦绣山河好，今朝气象殊。”

这里转入一种归国的激动：唱歌唱累了，谈话谈尽了，打开地图，突然发现飞行到了长城上空，那种“蓦地眼底”的惊讶写得很直接。“岪郁盘云途”，用形容词堆叠出长城蜿蜒盘旋的壮观。“地上山山横黛，天上人人俯首”，一边是群山如画，另一边是机舱里的人都往下看，“又见昆明湖”，点出了具体地标。

最后两句“锦绣山河好，今朝气象殊”，算是全词的收束，也是情感的抬升：我们的江山依旧是锦绣，但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今朝气象殊”，暗含一种：今天的中国已经在风雨中走向新的局面，我回来的这一趟，不只是个人的归途，更是和时代对话的归途。

这首词，单拿出来看，确实不是“小学水平”。语言上有张力，意象也不算俗气，视角跟古典词调很不一样，能把现代科技、世界地图和传统词牌硬生生拉到一个画面里，这本身就挺有实验性的。

但说到这里，我们就得冷静一点：它和苏轼那首《水调歌头》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生什么？

首先，苏轼那首词的情感结构非常紧密：由酒到月，由月到对天问，由对天问到人生无常，再到对弟弟的思念，最后落在“但愿人长久”。整条情绪线非常清晰、自然，你读完之后，心里会留下一个很稳的回响，类似一种“人在世间漂泊，但只要心意相连，我们就能对抗时间”的安慰。

郭沫若这首，《归途》的情绪线则更像一个从外往里的收束：先是站在世界高度，俯瞰乾坤，把地球变成“水泡”；然后飞入中国版图，看到长城、昆明湖，最后落到“锦绣山河”和“今朝气象”。它的主轴是：从世界到祖国，从视觉震撼到政治情怀，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爱国抒怀词”。

你要说它有没有高度，当然是有的；但如果拿来跟苏轼比，“高度的类型”就明显不同——苏轼的高度，在于他把个体生命的有限和宇宙时间的无限，调和得非常自然；郭沫若的高度，更偏向于一个时代话语：科技、国家、民族、历史，再加上个人的参与感。当我们说“志学藐苏韩”的时候，很难说这两种高度可以简单地用一把尺子量出上下。

再回到评价层面。

马未都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一句很冲的评价，说郭沫若的作品是“小学水平”，这话一出口就引起了很多争议。站在严谨的角度，这种“一刀切”的评价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哪怕你对郭沫若不那么有好感，也不能否认他早期新诗的先锋性、他的古文字研究的专业性、以及他在历史剧创作上的某些成就。

但为什么会有人说出这种话？其实是针对他某些后期的作品，尤其是政治气氛浓厚时期的一些应景诗文，那里面确实存在语言粗糙、堆砌口号、几乎放弃审美追求的情况。把这些东西和他早年的《女神》、和他用《水调歌头》写的《归途》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是两个水准。于是有些人就一股脑儿把他打成“全盘低劣”，这就有点情绪化了。

具体到《水调歌头·归途》，不管你喜不喜欢它的风格，至少很难说“这是小学作文”。它有结构，有意象，有情怀，有时代背景，还试图在古典词体里容纳现代经验，这种尝试本身就不是小学程度能完成的。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首词和苏轼的《水调歌头》摆在一起，就会更清楚地看出一个现实：郭沫若确实是一个有才华、有野心的现代文人，但他要想“藐视”苏轼和韩愈，并不容易。苏轼的作品经过了近千年时间的淘洗，反复被吟诵、注解、分析，它的坚固度已经远超过一般审美的层级，是一种几乎“不可撼动的高峰”。郭沫若再怎么高估自己，也很难真正站到那样的位置。

所以，对于他那句“志学藐苏韩”，我们大概只能这样看：

一方面，这是一个时代的孩子在高喊。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普遍带着强烈的“破旧立新”的冲动，有人要推翻旧礼教，有人要拆古典文学的神龛，有人要用白话文重新重写中国的精神史。在这种氛围里，一个在诗歌和学术上都有建树的人，说自己要超越古人，并不奇怪，甚至是当时的主流姿态。

另一方面，从真正的作品成就看，他没有站稳这个“藐”的位置。他有高光时刻，但也有大量被时间淘汰的东西；他的学术有贡献，也有后来被证伪或修正的部分；他的政治立场影响了他某些时代的创作，使得部分文本更像宣传材料而非纯文学。苏轼、韩愈当然也有局限，但那种在作品里自然流露出的自我安置、自我反省、自我调和的力量，郭沫若这边是很难达到的。

换句话说，这场跨越千年的“较劲”，从形式上看，是郭沫若主动发起的挑战；从结果上看，则更像是他一个人的“自我宣言”。他喊“我可以藐视你们”，历史听了一百年，最后给出的回应是：你很重要，也很出色，但你还没到“藐视”这两个名字的程度。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往大处放一点，这个故事的意义其实也不止在“谁高谁低”的争执上。它提醒我们：每一个时代的文化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跟前人对话，有的人是致敬，有的人是批判，有的人是挑战。而这种对话不只是“你强我弱”的简单比较，更是一种自我位置的寻找——我在这个长长的时间序列里，到底在哪一层楼；我对这个民族的精神最终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苏轼在北宋的风雨里写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让后人读起来也能从中获得一点心灵上的宽慰；郭沫若在飞机上俯瞰山河，写下“锦绣山河好，今朝气象殊”，让那个在战火中的中国有了一点昂扬的自信。这两种声音，各有各的位置，都属于中国文化这条漫长河流中的不同浪花。

至于“志学藐苏韩”这句狂傲之言，我们不必全盘否定，也不用照单全收。把它当成一个人在特定时代的自我宣告，承认他有这样的勇气，也看到他没有真正做到这份“藐视”，也许才是最贴近事实的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