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毛泽东的诗词情缘

汪建新

1973年7月17日， 新华社发布一条消息：“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会见了前来探亲、访问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毛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同杨振宁博士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极为亲切的谈话。”

杨振宁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的外籍华裔科学家，他们谈古论今，话题广泛。颇有意味的是，他们还兴致勃勃地谈论了毛泽东诗词。毛泽东尊重、爱护科学家，与科学家们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与之坐而谈诗的科学家屈指可数。杨振宁自幼受到国学熏陶，有很深的古典诗词修养，特别喜爱毛泽东诗词，那次会见交谈令他终生难忘。

钟情于古典诗词

195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后的晚宴上，杨振宁在致辞中深有感触地说：“从不止一层意义上说，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杨振宁是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

杨振宁扎实的国学修养，得益于书香门第的熏陶，尤其是父母的教诲。他出生仅10个月时，父亲杨武之出国留学，他4岁开始便在母亲罗孟华膝下开蒙。当父亲192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时，杨振宁已经识得三千汉字了。杨武之是数学教授，他既用“鸡兔同笼”之类的趣味算题对杨振宁进行数学启蒙，教杨振宁学说英语，也会教唱“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等民国歌曲，并辅导杨振宁了解中国文史常识。他还专门聘请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才生丁则良给杨振宁讲了两年《孟子》。这种“中西合璧”与“诗书传家”的教育理念，为杨振宁的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奠定了良好基础。1938年秋，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尽管他主修物理，却得以亲炙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钱穆等老师的文史课程，汲取到一流的人文滋养。

杨振宁这位在海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理科男”，时常展现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风范。他演讲时，常常脱口而出的是烂熟于心的古典诗文。杨振宁对中国诗歌有特别的爱好，他的诗词修养，也首先来自父亲的熏陶，杨武之让他自幼背诵了不少唐诗。有一次，杨武之看到一家酒店门上有集句联“劝君更尽一杯酒”(王维诗)、“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诗)，认为那是词性相同、平仄相调的“绝对”，便逐字传授给儿子。杨振宁曾在高中国文课本中李白诗篇《将进酒》后写下了这个集句对联。他曾仔细分析中国诗歌与西洋诗歌的不同，认为中国古诗词用字简洁，蕴含朦胧美，有“平上去入”四声，读起来音调铿锵，形成美妙的结构，韵味无穷，这些是西方诗歌所不具备的。杨振宁还尝试把杜甫、陆游的诗词译成英文，同“老外”们分享。

杨振宁曾在《美与物理学》一文中，强调文理相通，并无隔阂。他用“和谐、优雅、一致、简单、整齐”等词汇来概括物理学之美，将晦涩的物理学理论书写得令人神往。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是量子力学奠基人，杨振宁以清代书法家邓石如楹联“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意境称颂其文笔风格，用唐代高适《答侯少府》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来形容他的科学贡献。杨振宁还借用苏轼的诗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来抒发早年与李政道精诚合作的感受。他曾赋诗《赞陈氏级》，赞颂数学家陈省身的研究成果，称其可功追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等古今数学大师：“天衣岂无缝，匠心剪裁成。浑然为一体，广邃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

“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这是杨武之在1957年写给杨振宁、杜致礼夫妻的寄语，希望他们能回来报效祖国。2003年12月，杨振宁把他在清华大学的住所命名为“归根居”。他还创作了一首《归根》诗：“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与毛泽东诗心相通

杨振宁尤为欣赏毛泽东的诗词作品，这种兴趣也源自父亲的影响。他在《父亲和我》中回忆父亲时说：“他对毛主席万分敬佩，尤其喜欢毛的诗句，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毛泽东诗词是出版界的一个热点，面向海外发行的数量也有数千万册，在国外生活的杨振宁能够读到毛泽东诗词的不同版本。在国内，毛泽东诗词的公开发行量突破了4亿册，并以各种传播方式走进大众生活。笔记本里有毛泽东诗词手迹插页，挎包和草帽上印有毛泽东诗句，墙上挂着毛泽东诗词的宣传画……几乎处处可以感受到毛泽东诗词的浓郁氛围。

1971年4月，杨振宁了解到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前往中国旅行、访问的限制，他果断抓住机遇，于7月19日踏上了重返祖国之旅。在上海期间，杨振宁尽心陪侍了重病住院的老父亲杨武之，还回了一趟老家合肥。在北京，他访问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拜访了授业恩师，见到了同窗好友。入住北京饭店时，他看到房间墙壁上挂有宣传画，上面印着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杨建邺所著《杨振宁传》中评述道：“这使他心灵受到震动，感到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确有了巨大的变化，可是自己并没有像邓稼先、黄昆和许多老师那样为国出力，心中不免有负疚之感。”回到美国后，杨振宁向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师生介绍了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变化：“让我用以下的例子总结我对新中国的精神与风气的认识，在我住的北京饭店房间的墙上，有一首毛泽东的名诗，……其中有两句，很有诗意地描写出中国人民的志向和抱负，那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的演讲稿正是以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题。

杨振宁曾经多次化用毛泽东诗词的句意或意象，说明他对毛泽东诗词是烂熟于心的。其文《空间与时间》中“若问那山未来事，物竞天存争朝夕”的“争朝夕”，应该是从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句化用而来。《归根》里的不少诗句也是如此，“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化用自《七律·到韶山》“敢教日月换新天”和“故园三十二年前”句；“学子凌云志”“循循谈笑中”，化用自《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和“谈笑凯歌还”句。

在对待古代文人作品的态度上，杨振宁与毛泽东也颇有几分心灵相通。比如，杨振宁和毛泽东一样，都欣赏宋代词人陆游。毛泽东曾参照陆游的《示儿》写了一首诗：“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勿忘告马翁。” 1997年7月1日，杨振宁有幸在香港会展中心参加香港回归盛典，他激动不已，思绪万千，想起了父亲的夙愿，作诗道：“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杨武之1896年出生，生不逢时，目睹了祖国被瓜分，同胞被欺凌。他早年出国留学，尝到了种族歧视的屈辱，他一心爱国，终生报国，可惜没能等到香港回归这一天。那一刻，杨振宁可以告慰父亲了。

主席接见 谈论诗歌

毛泽东博闻强记，一直记得杨振宁的名字。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道，自古以来，创立新学派的发明家在开始时候都是年轻的。他以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论断，其中就提到了杨振宁和李政道。

1973年夏天，杨振宁第四次回国访问时，提出了想见毛主席的愿望。当时毛泽东已80岁高龄，身体很不好，很少接待访客。杨振宁没抱太大希望，但没想到，他突然接到了通知：毛泽东要在自己的书房接见他。毛泽东会见华裔科学家，还是第一次。得知这一消息，杨振宁十分激动，去见毛主席那天，他专门起了个大早。收拾干净后，他就被警卫员带进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7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周恩来、周培源在座”。周培源曾对杨振宁回国之行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是在中美科学家之间架设起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仅此一点，杨振宁就功不可没。

当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与杨振宁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足见对其到访的重视。二人谈论了很多话题，从物质无限可分到宇称不守恒原理，从中国历史到中苏两党关系，再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到《矛盾论》，可谓海阔天空。对此，杨振宁说：“毛主席的兴趣非常广泛，那次一个半钟头的见面，从哲学到物理学，到怎么样做研究，都是我们谈的话题。最后走到门口，他跟我拉手照了一张相，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想在近代科学方面做一些贡献，可是后来没做到，我很高兴你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成绩。这几句话我想是他由衷讲出来的话。”谈话内容中，最让笔者感兴趣的，还是一个政治家和一个科学家关于诗词的对话和观点。

《毛泽东年谱》中这样记载：“谈到毛泽东的诗词时，杨振宁说：我读了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毛泽东说：那是长征快完时写的。讲了一个片面，讲不困难的一面，其实里边有很多斗争，跟蒋委员长斗争、跟内部斗争。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如《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我看，过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

杨振宁跟毛泽东提起《长征》的诗句，说明他对毛泽东诗词是喜爱和熟悉的。《七律·长征》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之一，笔触精练、气势磅礴，展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的解释突破了就诗论诗的窠臼，使读者对长征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这首诗反映了红军英勇顽强、心情舒快的一个侧面，或者说体现了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的一面。而长征本身是艰苦卓绝的，诚如毛泽东在批注《忆秦娥·娄山关》时所写：“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毛泽东与科学家接触很多，谈话不少，但与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探讨诗词问题却较为少见。毛泽东没有写过谈诗论词的专门著述，他的创作体会和诗学见解，散见于谈话、题词、批示、书信以及珍闻轶事之中。尽管披露出来的关于这次谈论诗词的内容不多，但却是探究毛泽东诗论主张的难得史料，弥足珍贵。关于“有些注释不大对头”，毛泽东曾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批注道：“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后人解释《诗经》，则是“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毛泽东熟读诗论，深知“《诗》无达诂”，他说过：“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而“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的感叹，表露出一种无奈的复杂心理，一方面，毛泽东笃信“《诗》无达诂”之理，另一方面，又还是希望人们能够正确理解他的诗词。

(来源：《炎黄春秋》，2026年第9期，作者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湖南韶山干部学院外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