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元年的清晨,眉山纱縠行的薄雾还没散,三个男人挎着包袱踏出院门。48岁的苏洵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没人能想到,这三个从西南小城走出来的人,后来直接把北宋文坛的天花板抬到了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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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年轻的时候根本不是什么“文学大家”。他年少游荡,27岁才突然收心闭门苦读,之前三次参加科举全落榜,连自己都笑称“昔年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这次带两个儿子进京,他自己谋官是次要的,把两个天赋异禀的孩子送进北宋核心文人圈,才是他真正的底牌。
父子三人先绕去成都拜谒益州太守张方平。张方平当场出题测试兄弟俩,看完答卷直接拍板:“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他亲手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给欧阳修,一封给韩琦,把三苏直接推到了北宋文坛最核心的人脉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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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的礼部贡举,欧阳修做主考官。梅尧臣在密封卷里翻到《刑赏忠厚之至论》,当场惊呼好文,递给欧阳修。欧阳修读完拍案叫绝,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把原本该第一的文章点成了第二。放榜之后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来自眉山的年轻人苏轼。同榜及第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一时间“三苏”的名号在汴梁城直接炸开。
刚要在京城站稳脚跟,老家突然传来程夫人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连夜赶回眉山守孝,等三年后再沿江东下重返汴京,整个北宋的政治格局已经变了。宋神宗继位,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朝堂上瞬间分成新旧两派。苏洵早就看不惯王安石的行事风格,两人同在欧阳修门下,却始终不肯有私交,苏洵甚至写下《辨奸论》,直接点出王安石“不近人情”的性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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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苏辙的选择和父亲完全一致。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时,直接上书批评新法的弊端,主动请求外任。苏轼更刚,从《上皇帝书》到《拟进士对试策》,连续公开反对新法,被新党弹劾之后主动请求外放,避开朝堂上的政治漩涡。
往后的几十年里,兄弟俩一个在杭州、密州、徐州辗转任职,一个在陈州、齐州、南京四处为官。隔着几百里地,两人靠诗文往来唱和,当年在汴京怀远驿相约“夜雨对床”的约定,成了两人后半生最盼的事。苏轼在杭州修钱塘六井,在密州抗旱捕蝗,苏辙在齐州整治治安,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两个人不管新党上台还是旧党得势,始终没丢过以民为本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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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一辈子没当过大官,修完《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之后,58岁在汴京病逝。朝野上下一百三十多人主动为他撰写哀词铭诔,欧阳修亲自为他写下墓志铭。苏轼和苏辙护着父亲的灵柩沿长江逆流而上,运回眉山安葬,那年苏轼31岁,苏辙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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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张鹏翮给三苏祠写的大门联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三个从眉山巷子里走出来的人,没有靠门第混圈子,没有靠钻营谋高位,凭着手里的一支笔,把“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的家风,活成了后世千年都在传颂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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