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报人陈四益 | 李成

2026年1月29日晚间得知陈四益先生已于六天前辞世，我遽然一惊，一种苦涩涌上心头：距离我最近的一位最令我钦佩的作家、学者前辈就这样走了，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楚。

我说“距离最近”是因为我与陈先生在同一个大院内上班。我曾多次跟同事说，陈四益可能是我们这个大单位有史以来最有学问的人，是最大的才子。我觉得这个说法并非武断，这也可以他留下的二十多本至今仍可一读的著作为证——这些著作包括杂文、文史随笔、散文，还有在当代已属难得的文言作品——大约二百篇寓言故事或者说小说，还可以包括他的一些诗作，那些独立成篇或附于其杂文之后的、貌似打油实则颇为典雅和有风味的七言绝句。

作者与陈四益（右）

我大约是1995年结识陈四益先生的。在此前一年，我刚走上工作岗位，听同事说起本单位有个在《读书》开专栏的作家，很是佩服，想要去拜访他。我从报刊楼的八楼下到六楼，一找就找到了他。我自报家门，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和写作作了简单介绍，他很有兴趣地听着。当我提到请他指点读书与写作时，他谦虚地说他不懂新诗，他的同学当中也没有出过诗人，上大学时，中文系的教授郭绍虞先生就直接告诉学生：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在那热火朝天的革命年代，也有些同学写诗，就是那种慷慨激昂直接抒发豪情的诗……随即滔滔不绝地背诵了一大段，又大笑说：这样的诗恐怕现在不能叫诗了吧。他的记忆力之强着实让我吃惊。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在电梯里碰见也开始点头打招呼或者聊上几句。有一次我的部门头儿也在等电梯，他称四益先生“陈子”，使我觉得陈先生的博学是大家公认的，可与古代诸子媲美；后来我读《绘图双百喻》，严文井先生所作序中也称四益“陈子”，那时我还没见谁这么称现代人的。

也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有人向他介绍我是一个刚入职的新人，四益先生接口说道：“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觉得这一下子说中了我当时的处境和心境，我正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有茫然之感，不知从何处着力为好。我决定还是去找陈先生，渴望他指点迷津。这一次我主要问他怎么看中国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在此趋势下，年轻人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来规划人生。我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但他却显示出了一位杂文家的清醒，没有许我以美好的前景，而是提出要扎实做事。他还着重谈到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状况，说到其流变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魔幻现实主义到所谓“痞子文学”和“否定崇高”现象的出现，其背后都有社会的背景与根源，这实际上就是告诉我要立足于自身条件，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势而为。在谈话结束向他告别时，他还特意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径直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以此传递出一种鼓励的力量。

经过这次较长时间的交谈，我们比较相熟了。他那时不断有著作出版，我向他讨要，他都爽快地送我。记得第一本是《瞎操心》，他在上面签名题赠。第二本就是《绘图双百喻》，厚厚的一本，收集了他最有代表性的文言作品。在今天还能写出精粹的文言文，而且是些精妙的故事——有的是借古代典籍中的人物，有的纯粹出于独创，有点像《庄子》等先秦诸子里的假设人物，并一气写出两百篇，形式上有些像《郁离子》，没有很大的功力哪里能办到。

我问到外界对他作品的反应，他说有次会议上王蒙先生就曾问有关编辑：这是哪一位老先生（老学者）写的呀？三联书店的老总把陈四益推到他跟前：喏，就是这位“老先生”！王蒙一看：原来是位年轻人啊！于是哄堂大笑。王蒙也曾为《绘图双百喻》作序，称赞：“批评中有理解，尖刻中有宽容，智慧中见光彩，亦庄亦谐，兼虚兼实，不只是怒气冲冲，也并不急于党同伐异说服谁或压倒谁，显出了雍容，显出了巧妙，显出了美。”陈先生还跟我说他写这些故事，是当作小说写的。他取法中国古代的一些志怪小说，包括《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等。他讲过，他这辈子的理想就是出十本书。但实际上他出了二十种还不止。其中一本参与了一个重要奖项的评选却落选了（我则认为他这本在所有参选图书中是写得最好的），当时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凑热闹”，现在想，这说明他到底对世事还抱有一份热心啊。

跟人谈话时，陈先生总是笑容可掬，言语中常常透着诙谐幽默。而且反应敏捷，往往我引用古代的诗句或谚语，刚说出上句，下一句他就脱口而出。到食堂吃饭，他也常跟年轻人结伴，有次食堂边上有书店来摆摊售书，我们一起逛了逛，走到几册《外国杂文选》前，我说这书不错，他却说：“外国有杂文吗？”说得我一愣，但随即恍然而点头。他还从年轻的同事那里借书看，我记得有一回他借过《古今名联谈趣》。我送过他一本我所在部门出的《诗艺丛谈》，今人写的诗话，我以为他不会有多大兴趣，没想到他很快看完，跟我说写得不错，可惜校对工作做得不够好，有许多错别字。不久，该书责任编辑对我提起有读者给他打电话提到错别字问题，我怀疑打电话的就是陈四益先生。还有一次饭后一道上楼回办公室，我邀请他去我办公室转转，他也不拒绝，走进来看了看我的书架，问我们出过科幻作品没有，他带回去给他孩子看看。

1997年，我整理自己的作品，准备出一本诗集，请陈先生写篇序。他再次谦称他不懂诗歌，并主动告诉我，可以带我去拜访邵燕祥先生。我喜出望外。当年11月的某一天，我们各骑一辆自行车前往《诗刊》社在虎坊桥的宿舍，见到了邵先生。一看就知道他们非常熟稔，聊天不拘形式，亲切又自然。那天我听到他们谈到许多文朋诗友的近况，现在只记得他们说到王得后与赵园是夫妇，似乎他们也是新近才知道，说着他们又笑了起来，为朋友的美好姻缘而欢欣。

此后不久，我因故离开了单位一段时间，到了外地。我写信给他，希望他寄点《瞭望》杂志给我阅读。他给我寄了四五本，另外还有一本报道文艺动态的刊物，给我寂寥的生活以很大慰藉。待我回到原单位向他表示感谢，他还像往常一样，淡淡一笑，并嘱我还像往常一样勤奋工作。但不久他就很少来单位了，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是在我所在部门举办一套卡通漫画本鲁迅作品的首发式上，其时他已退休，我打电话请他参加，他二话没说就来了。他还作了发言，可惜讲了什么，我已找不到记录，只记得别有见地，与众不同。这之后，我只在单位食堂里碰见他一两次，那大约是他来原部门参加活动，吃完饭就回家的，匆匆打个招呼或略作寒暄，未及深谈。

《瞭望》周刊的文艺副刊《珍珠滩》，每期虽只有五个页码，只是一块小小的园地，但陈先生办得很有品位，发了很多名家的稿；他还搞了几次征文活动，提高了《瞭望》的影响。到临近退休的几年，他想培养一个替手，有关人士推荐我去应聘，我把简历和我的作品都送过去了，陈先生当然表示欢迎，总编也无异议，可是我所在部门不同意放人，这就错过了进入《瞭望》就近跟陈先生学习编刊的机会。而陈四益退休后，“珍珠滩”这一团结国内名流写手的文化副刊就消失了，每当想起，我都引以为憾。如今，一代才人、著名报人、杂文家陈四益先生溘然归道山，他的那么多读者，他的健在的文友只得揾泪叹惜，道一声：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