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白眼”，凭啥火了三百多年？

有一位画家一辈子的行迹没出过江西：生于南昌，避乱奉新，客居临川，晚年回南昌卖画为生，还自叹画价太贱，“河水一担直三文”。可去世三百多年后，全世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以收藏他的画为荣。今年是他诞辰四百周年，日前南昌正在举办他的特展“高山仰止墨染千秋”。一个“白眼”，凭什么吸引了三百多年的关注？

白眼向天

他叫朱耷，1626年生于南昌，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十九岁那年，李自成破北京，旋即清军入关，大明亡了。作为宗室后裔，他隐姓埋名，四处逃难，二十三岁削发为僧，一当就是近三十年；还俗之后，靠一支笔在南昌卖画度日。亡国之痛、颠沛之苦、亲朋凋零，一样没落下。

五十八岁那年，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八大山人”。落款时四字竖笔连写，看上去有时像“哭之”，有时像“笑之”。哭笑不得，正是一个前朝王孙的心绪。他自释此号：“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天地四方，唯我独大，这哪里像一个看破红尘的人？

他的古怪是出了名的。忽有一日，他在门上大书一个“哑”字，从此对人不交一言，但酒喝得更酣，笑得更响。达官贵人捧着银子求他画一块石头，求不动；乡下人拿几尺绫绢来，他反倒欣然收下，说：“吾以作韈材！”我拿它去做袜子！权贵们没法子，只好托贩夫走卒去代购。清廷重臣宋荦屡次求见不得，朱耷索性画了一只圆头圆脑、秃着尾巴、拖着三根翎毛的孔雀送去，题诗“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华美凤鸟画成这副滑稽相，懂的人自然懂：那是送给大人看的。

《个山小像》 八大山人纪念馆藏

如今南昌青云谱的八大山人纪念馆里，还藏着一幅《个山小像》，据说是存世唯一的八大真实画像：画中人清瘦、素衣，目光斜出，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画像上有友人题跋，一句“豫章王孙”，道破了他的身世。而那眼神，和他笔下动物的眼神，分明是同一副。

他画的鱼不游在水里，常像是悬在半空，白眼向上；他画的鸟缩颈单足，眼珠顶在眼眶上沿，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情。有人统计过，他传世作品中只画一只动物的，约有五十幅。一条鱼、一只鸟、一只猫，孤零零悬在大片空白里，不躲不闪，瞪着你。

中国文人画向来讲究寄情山水，借云山雾罩忘掉人间。八大不寄情，他怼天怼地的表态，说得直白：“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怨气颇重。

《孔雀竹石图》刘海粟美术馆藏

没有画谱的画家

1679年，朱耷五十三岁，南京芥子园刊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把历代山水整理成一页页可以照抄的程式：树怎么点叶，石怎么皴擦，初学者按图索骥，就能画得像模像样。这部画谱此后三百年畅销不衰，几乎成了中国画入门的标配课本。

也正是在那些年，朱耷画着他那些“没有章法”的鱼和鸟。他的画里，找不到任何一种可以被收进画谱的程式。他自称“廉”，笔墨少到不能再少：一朵花只用七八笔；一条鱼不画一笔水纹，却让人觉出江湖浩渺。他的石头上大下小、摇摇欲坠；他的鸟一条腿立着，另一条腿悬空，仿佛随时要倒，却又奇异地立住了。他甚至敢把两条鱼画成近乎平行的直线，再添一块斜石、一只仰首的鸟，硬是把两条危险的平行线收拾成一个饱满的整体。画面看着险，却处处立得住。

他也画山水，但那不是可供卧游的明山秀水，而是“残山剩水”：荒山枯树，东倒西歪，荒寒得让人不敢走进去。他在题黄公望山水的诗里写得明白：“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与宋山河。”笔下的每一座山峰，都是故国的山河。

他的“白眼画法”还有一条清晰的演变线：五十岁前，精细工致；五十到六十五岁，鸟鱼的眼睛渐渐画成方形；六十五岁以后，“白眼向天”彻底定型：眼眶里一圈一个点，眼白多，眼珠少，倔得很。笔墨上，他笔干墨少，画面却润泽透亮，浓、淡、干、湿、焦相互生发，有“墨分五色”之妙。

巴黎遇见朱耷

巴黎的当代艺术圈向来对中国水墨兴趣不大，但1986年，巴黎Phébus出版社推出一部专著《朱耷：笔法天才》（Chu Ta:le génie du trait）。作者程抱一，法兰西学术院首位华裔院士。他的《中国诗语言研究》和《虚与实：中国绘画语言研究》在法国艺术评论界几乎人手一册；拉康在研讨班上要求学生研读这本书；总统希拉克读完亲笔致函。这样一位站在法国知识界中央的人，在千年中国画史中单单挑出两位画家各写一部专著：一位石涛，一位就是朱耷。

为什么偏是他们？程抱一解释过他的偏爱：那些偏离学院规范、游离于官方标准之外的“怪人”身上，恰恰住着大写的艺术，不媚俗的边缘性，把美的表达推到了最高的程度。他以波德莱尔式的眼光打量朱耷：既是一条悠久传统走到顶峰时的传承者，又是不知疲倦开垦无人之境的探险者；这种现代性，让他忍不住拿来与塞尚、马蒂斯相提并论。

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专著的写法。程抱一把自己写的诗直接排进书里，与八大的画页对置，让评论与创作隔空唱和。写到朱耷那幅危石覆压新竹的画时，他题下的诗句是：“我们俯身／向那块被选中的岩石／它托高了／我们未曾言明的欲望。”一本学术专著附上诗句，致敬的意思已经大于研究了。

留法画家林风眠、赵无极、吴冠中等从石涛、八大身上找到了与西方现代派接通的接口；吴冠中看常玉晚年笔下那些孤独的鸟兽，说那高傲与落寞“让人立刻就想到八大山人”；朱德群干脆把水墨“墨分五色”的理论搬进了油画。毫不掩饰的个人印记、对陈规的鄙夷、把“我”这一主体性直接融入画面的姿态，这些后现代艺术最看重的东西，三百多年前的朱耷恰好全有。

今日世界对八大的接受，大西洋对岸的证据更具说服力。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即今天的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八大作品72件，馆方称之为“中国之外最大、最多样、可以说最重要的八大山人的收藏”，其中主体来自美籍华人学者王方宇的毕生旧藏。这位旅美学者被公认为海外研究八大的奠基人，1998年，藏品整体入藏弗利尔。2015年，弗利尔拿出四十余件办展，展览名字就叫“Enigmas”——谜。策展人安明远说得妙：看八大的画，你总以为找到了解开谜底的钥匙，这一次就能破译；当然你永远破译不了，他太自足、太自洽，可每看一次，都有新的发现。

白眼的归来

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形。京都泉屋博古馆藏着他晚年最著名的《安晚帖》，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行书临河序六屏》，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山水图》轴；大收藏家山本悌二郎的澄怀堂，曾集齐他多幅七十岁后的精品。今年年初，东京国立博物馆先开出“纪念八大山人诞辰四百年”展；随后中国美术馆、江西省博物馆接连推出特展，北京荣宝斋的“可得神仙”特展，名字就取自他常用的印章；十二月，上海博物馆的“大音希声”大展将作为压轴，汇集故宫、大都会、纳尔逊-阿特金斯以及日本各馆约180件作品。

郑板桥题他的画：“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齐白石佩服到写下“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甘愿百年之后到地下，给徐渭、八大、吴昌硕三位轮流当“走狗”。去年北京画院干脆办了一个展览，名字就取自这句“三家门下转轮来”。张大千说，历代画鱼高手皆有，“最佩服的还是八大山人”，寥寥数笔，“真有与鱼同化的妙处”。

市场给出的价格更像一则传奇。1705年，他画下《竹石鸳鸯》：危壁倚斜，芙蓉侧出，一对鸳鸯偎在巨石之上。2010年，这幅画在杭州拍出一亿多，创下他个人作品的纪录。当然，这是后话。

回到开头的问题：一个“白眼”，凭什么让人关注了三百年？

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姿态是“出世”，世道乱了，寄情山水，把自我悄悄藏进云山雾罩。八大偏不，国破、家亡、装哑、出家、还俗，他把一生的遭遇碾成墨，再嵌入水墨，涂抹出一个明明白白的“我”。那记翻向天空的白眼，就是他给这个世界的回答。

三百年后的观众，未必知道宁王朱权，未必读得懂八大晦涩的题画诗，可人人都认得那个眼神：一副直瞪苍天、不肯俯首服输的样子。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原标题：《“八大山人”的“白眼”，凭啥火了三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