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去世四十一年，北宋亡了：这笔账该算在谁头上？

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破汴（biàn）京，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这时，距离熙（xī）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变法，已经过去五十八年；距离王安石去世，也过去了四十一年。后世却常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宋史·王安石传》篇末引用朱熹的话，说王安石急于理财和用兵，排斥忠直之士，后来“群奸嗣（sì）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宋史》还称“此天下之公言也”。按照这套说法，王安石开了一个坏头，蔡京等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后酿成靖康之变。

北宋真是被王安石的变法折腾亡的吗？一、新法究竟要做什么北宋中期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局面：城市繁华，商业活跃，朝廷收入也不少，国家却越来越缺钱。钱主要花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上。宋朝吸取晚唐五代武将割据的教训，把精兵和兵权集中到中央，长期供养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军队人数不断增加，战斗力却没有同步提高；与辽、西夏对峙，又要持续耗费钱粮。宋仁宗庆历年间，三司使张方平上奏说，禁军名籍“不啻（chì）百万人”，同时“内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广”。百万禁军要养，越来越多的官员也要养，财政压力可想而知。朝廷缺钱，百姓承担的旧制度同样问题重重。差役按照户等轮流征调民户，替官府催税、运输、管理仓库。重役不仅耽误生产，出现官物亏损还要赔偿，有些人服一次役便可能倾家荡产。农户青黄不接时缺少种子和现钱，又常要向富户借高利贷。土地登记不清、赋税轻重不均，官府采购还容易被大商人操纵。年轻的宋神宗想建立富国强兵的功业。熙宁二年，他重用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王安石的新法，实际是想改造国家调动财富和人力的方式。青苗法针对农户缺少本钱。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向农户贷出钱谷，收获以后随夏税、秋税归还，按二分取息。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往往更高，官府放贷本可帮助农户渡过难关，也能维持常平仓资金周转。免役法针对“差役破家”。过去由民户轮流出人服役，改为各户按照财产缴纳免役钱，再由官府雇人办差。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部分官户、寺观等，也要缴纳助役钱。农户交钱以后可以留在家中耕种，繁重差役也不再集中落到少数家庭身上。均输法改革政府采购，要求官员根据各地物价和京城需要，在便宜、就近的地方购买和调运物资。市易法则让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并向缺少本钱的商人提供赊（shē）贷，希望限制大商人操纵市场。此外，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核定税额；保甲法把乡村住户组织起来，维持治安并训练壮丁，希望减少对庞大常备军的依赖。改革后来还进入科举和学校。新法增加了朝廷可以调动的财力，一些地区修建了水利工程，部分农户通过青苗钱获得生产资金，也有人因免役法摆脱了长期轮差。二、好政策为什么变成了坏差事新法最大的难处，在于官府承担的事情一下子多了起来。地方官既要判断谁需要贷款，又要评定各户财产；既要丈量土地，又要了解市场价格；还要修水利、编保甲。中央定出原则，真正放款、收钱、雇役和丈量的却是州县官吏。一旦推行速度和收入数字成为考核标准，“便民”就可能变成摊派，“理财”也可能变成催收。青苗法最能说明新法怎样在执行中走样。按照法令原意，农户可以自愿请贷，官府按二分取息。可青苗钱到了州县，便与地方官的政绩联系起来。钱发得多，说明新法推行有力；钱发得少，便可能被认为办事拖延。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一些地方开始按照户等摊派。无论百姓是否缺钱，愿不愿意借，都要领一份青苗钱。为了保证贷款能够收回，借款人还要互相担保。一户无力偿还，同保的其他人便会受到牵连。平常年景尚可维持，一旦遇上灾荒，贫户破产逃亡，无法离开的中等人家便要承担更多债务。王安石知道地方上存在强迫借贷。他在《画一申明常平新法奏》中说：“若提举官或急于功利，讽州县抑配与人……自当纠举，依法施行。”“抑配（yì pèi）”，就是强行摊派。王安石承认，有些主管官员急于求取成绩，暗示州县强迫百姓借钱。对于这种行为，应当查办。但他接着反问：“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遂欲废法？”难道因为官员违法，就要废除法令吗？在王安石看来，青苗法本身能够救济农民，问题出在执行法令的官员。官员违法，可以依法查办，不能因此废除一项有益的政策。可地方官为什么一再强迫百姓借钱？因为朝廷要检查新法推行得是否有力，主管官员又用青苗钱发放多少来衡量州县的成绩。只要这种考核方式不变，强迫借贷便不会只是某个坏官偶然制造的问题。官员想要证明自己办事得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钱尽可能多地发出去。王安石对这种危险其实有所察觉。他在《上五事札子》中谈到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时说：“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找到合适的人，稳步推行，新法可以带来很大利益；用人不当，急于求成，新法也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可新法全面展开以后，朝廷希望尽快看到成效，地方官又把执行数字当成仕途上的成绩。王安石早年的警惕，并没有转化成足够有效的制度约束。熙宁六年秋冬到熙宁七年春，旱情持续，京城米价上涨，流民不断经过安上门。当时负责看守安上门的郑侠，每天都能看到灾民进城，便把他们的处境画成《流民图》，连同奏疏送给宋神宗。郑侠在《西塘集》卷一《上皇帝论新法进流民图疏》中写道，灾民有的“质妻卖儿”，有的“流离逃散”，还有人“斩桑伐枣，折坏庐舍而卖于城市”，靠典押妻子、卖掉儿女、砍伐桑树和枣树、拆卖房屋筹钱，“输官籴粟，遑遑不给”。“籴（dí）粟”，就是买粮。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无法应付官府的征收和眼前的饥荒。旱灾并非新法造成的，却使新法推行中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农户已经没有收成，如果青苗贷款、免役钱和其他征收仍被追索，原本用来救济百姓的政策便会变成催逼百姓的差事。宋神宗本来已经因久旱而对新法产生疑虑。看到《流民图》以后，他将奏疏和图画拿给宰相观看，又下令采取赈济措施，暂缓追索青苗钱、免役钱，并暂停方田、保甲等事。部分新法后来又恢复推行，但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产生裂痕。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离开相位。其他新法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市易法原本要限制大商人操纵物价，官府后来却成了市场中权力最大的买卖者。市易务既能决定收购什么、以什么价格收购，又能向商人发放贷款。办事人员为了增加收入，可能压低收购价格、强迫商户交易。宋神宗后来也批评，市易务连“果实、冰炭”都要经营，实在有损国家体面。免役法本来要使农户摆脱繁重的差役。各户缴纳免役钱以后，由官府出钱雇人服役。为了应对水旱灾害和欠缴，法令又规定在正常役费之外多收两成，称为“宽剩钱”。一些地方官继续扩大征收，把积存宽剩钱当成政绩，农户的负担也随之增加。保甲法原本想组织乡村百姓维持治安、训练乡兵，从而减少国家豢养职业军队的费用。后来一些地区频繁集合保丁训练，参加训练的人不能耕作，其他家庭还要承担接送和供应的费用，农事也受到影响。这些政策的目标各不相同，执行中却出现了相似的变化：负责放贷的官员追求多放，负责征收的官员追求多收，负责训练的官员追求人数和次数。地方官首先要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百姓是否真正得到好处，反而退到了后面。因此，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官吏违法”，解释不了新法为什么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相似的弊端。中央制定考核标准，设置专门机构，也决定新法推行的速度。王安石当然不必为每一个贪官负责，却必须为新法的制度设计、推行方式以及对地方压力的低估负责。新法确实取得过一些成效，许多弊端也违背了王安石的本意。但评价一项政策，不能只看它写在诏书上的目标，还要看官员会怎样执行，百姓最终承担了什么。百姓接触不到王安石宏大的改革理想，他们真正面对的，是上门放贷、催收和征役的官吏。三、从讨论政策，到追究谁是忠臣一条法令推行不当，还可以修改。新法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政策争论逐渐变成政治阵营之间的斗争；朝廷一旦把反对意见看成不忠，便会失去纠正错误的机会。王安石有很强的使命感，也对自己的主张十分自信。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xù）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在他看来，朝廷长期因循守旧，许多士大夫不关心国家大事，只愿迎合世俗。如今皇帝决心改变局面，他就要帮助皇帝顶住众人的反对。改革确实需要坚持。任何政策都会触动利益，也不可能一出现反对声音便立即停止。问题在于，反对新法的人并不都在维护私利。有些人反对新法的目标，有些人只是认为推行过急，还有人亲眼看到了地方上的弊端。当这些意见都被归入“因循守旧”“不恤国事”，具体问题便很难得到认真讨论。吕诲、范镇、吕公著等人因反对新法而辞职或离开中枢；司马光离开京师，退居洛阳继续编写《资治通鉴》；苏轼也因议论新法，到地方任职去了。韩琦、富弼、文彦博等旧臣则不断上疏，批评新法推行过急。支持还是反对新法，逐渐成为朝廷判断官员立场的重要标准。政策意见开始与个人品行联系起来：赞成新法的人被视为锐意改革，反对新法的人则容易被说成因循守旧，甚至别有用心。宋神宗去世以后，政治风向则又完全倒转。元丰八年（1085），年幼的宋哲宗即位，由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起用司马光等人，开始“元祐（yòu）更化”，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司马光在野时一直批评王安石求效太急。可等他重新执政，同样希望尽快改变政策。朝廷准备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苏轼、范纯仁等人都认为过于仓促，主张先调查各地情况，再决定怎样调整。苏轼还提醒司马光：“差役、免役各有利害。”旧法有旧法的弊端，新法也有可以保留的部分，不能一概废除。司马光没有接受这些意见。旧法的恢复和当年新法的推行一样，都把速度放在了调查和调整之前。高太后去世以后，宋哲宗亲政，重新恢复熙丰新法，宣称要继承宋神宗的事业。元祐时期受到重用的官员随即遭到贬斥，已经去世的司马光也被追夺赠官和谥号。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又以“绍述”神宗新法为名掌握朝政。他把司马光、苏轼等人列入“元祐党籍”，将这些人的姓名刻在石碑上，颁示各地。党籍中的官员及其子弟受到贬谪、禁锢，有人不得进入京城，有人被取消科举出身。到了这一步，新法已经不再只是一套可以讨论、修改的政策。是否拥护新法，被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忠于神宗、是否忠于当朝皇帝。反对者也不再只是意见不同的官员，而被称为“奸党”。一项政策是否有效，本来可以通过实际结果检验；一个人一旦被列为“奸党”，他的意见便不必再听。官员议论政事以前，也要先判断皇帝和宰相现在支持哪一派。从熙宁变法（后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到元祐更化，再到哲宗“绍述”和徽宗时期的党禁，北宋朝廷反复经历了恢复、废除、再恢复。每一次政治方向改变，都伴随着官员的大规模升降和对前任的清算。新旧之争就这样延续了几十年。这种政治后果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靖康元年，金军第一次围攻开封后暂时撤退。从二月金军退兵，到十一月再次逼近汴京，北宋本来有近十个月时间整顿军备、加强防守。朝廷中却仍有人忙着恢复旧党官职、取消王安石配享孔庙，继续清算几十年前留下的新旧党争。南宋史家吕中后来讥讽道：“不论炮石，而论安石；不讲防秋，而讲《春秋》。”“炮石”指守城作战所用的器械，“防秋”指防备敌军在秋季再次进攻。吕中的意思是：金兵随时可能回来，朝廷不去研究守城和备战，反而还在争论王安石和几十年前的学术、党派问题。新旧党争不是金兵南下的原因，却确实削弱了北宋处理危机的能力。王安石和宋神宗推行新法时排斥反对者；司马光执政以后又急于把新法全部推翻；哲宗亲政以后开始报复元祐旧臣；宋徽宗和蔡京则把这种报复扩大为党籍和禁令。每一派掌权，都试图否定前一派的一切。官员随着政治风向升降，政策也在废除和恢复之间来回变化。几十年的反复清算消耗了人才，压制了不同意见，也使朝廷失去了稳定的政策和正常的纠错能力。等到真正的危机来到时，许多官员首先想到的仍是划分阵营、追究旧账，而不是怎样解决眼前的问题。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全部压在王安石身上，显然过于简单；但把他完全排除在这段政治演变之外，也不准确。熙宁变法期间，以“国是”划分官员立场的局面逐渐形成，后来的执政者又在一次次政治报复中将它不断扩大。四、蔡京举着“绍述”的旗号，做的还是王安石的事吗后人把王安石、蔡京和靖康之变连在一起，有一种常见说法：王安石任用小人，蔡京等人借着新法进入权力中心，最后葬送了北宋。蔡京的经历却说明，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熙宁三年（1070），蔡京考中进士。那时王安石正在主持变法，但蔡京并没有进入变法的核心班底，也谈不上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物。更能说明蔡京为人的，是他后来对新旧两派的态度。司马光主持“元祐更化”，要求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许多地方官认为时间太紧，难以完成，担任开封府长官的蔡京却在五天之内，将所辖各县的雇役全部改为差役。司马光大为赞赏，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等到宋哲宗亲政，朝廷重新恢复新法，蔡京又转过身来，积极推行免役法。到了宋徽宗时期，他更成为“绍述”的主要人物。所谓“绍述”，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政治事业，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宋史全文》所引吕中《大事记讲义》，对蔡京有一句很准确的概括：“在熙宁则奉行熙宁之法，在元祐则奉行元祐之法，在绍圣则奉行绍圣之法，国论三变，而蔡京亦与之俱变。”朝廷的方向一变，蔡京也跟着变。他善于执行政令，更善于判断权力的风向。新法或旧法，对他来说未必是一种坚定的政治主张，首先是进入权力中心的途径。宋徽宗即位后，蔡京重新举起“绍述”的旗号，将自己塑造成宋神宗事业的继承者。《宋史纪事本末》评价他“托绍述之名，纷更法制”，又说他“增修财利之政”，用来迎合皇帝的奢侈欲望。王安石推行新法，确实有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但他想解决的是北宋长期存在的财政、劳役、农业和军事问题。蔡京掌权以后，同样强调集中财力、扩大官府经营，取得的钱财却越来越多地流向宫廷享乐、大规模营造和边疆扩张。王安石立法，毕竟出于自己的政治主张；蔡京则是“托绍述以奉人主之侈心”，借继承新法之名，满足宋徽宗的奢侈欲望。花石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谓“纲”，是成批编组运输的货物。花石纲就是把东南各地的奇花异石成批运往汴京，供宋徽宗修建园林、布置宫苑。蔡京当政时期，朱勔（miǎn）等人在东南主持花石纲。官府看中百姓家中的一块石头、一株树木，便派人闯入宅院，贴上黄封，宣布这是御前之物。等到搬运时，如果花木无法从门中运出，便拆墙毁屋。有些巨石体积太大，沿途还要拆桥、毁堰、开凿河道。运输所需的船只、人力和费用，又被摊派给地方百姓。《宋史纪事本末》记载，一些中等人家因此破产，甚至“鬻（yù）卖子女”，靠卖掉子女应付官府的索取。花石纲从来不是王安石制定的新法，也不是青苗法、市易法自然发展出来的结果。蔡京的做法与熙丰新法之间，倒是也存在某种联系。他继承了熙丰时期强化中央财政调度、扩大官府经济干预的思路，也利用了“绍述先帝”这套政治语言。只要以恢复神宗旧政为名，反对者便容易被指责为反对先帝、阻挠国政。在蔡京手中，“绍述”已经不只是恢复某项制度，也成了排斥异己、扩大权力和搜取财物的政治旗号。王安石留下的某些制度思路确实被蔡京利用，怎样利用、用来做什么，都是蔡京和宋徽宗自己的选择。五、真正通向靖康之变的是哪几步要寻找靖康之变的直接起点，应当把目光从熙宁二年移到重和元年。重和元年（1118），宋徽宗派马政从海路前往女真，商议共同进攻辽国。宣和二年（1120），赵良嗣（sì）再次出使，宋、金正式约定夹击辽国。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海上之盟”。燕云十六州自后晋以来长期不受中原王朝控制，一直是宋人的心病。宋徽宗想趁辽国衰落，借金兵之力收回燕云，这个目标本身并不难理解。可问题是，宋朝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也低估了金国的威胁。当时已经有人提出警告。两名奉命前往高丽的宋朝医官回国后，转述高丽方面的意见：“苟存契丹，犹足为中国捍边；女真新起，不可交也，宜早为之备。”辽国虽然是宋朝的旧敌，却挡在宋与女真之间。辽国一旦灭亡，宋朝便要直接面对更加强大的金军。安尧臣也上疏反对联金攻辽，担心辽亡以后出现“唇亡齿寒”的局面。宋徽宗一度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可最后还是听从童贯、赵良嗣等人的意见。宣和四年（1122），辽国已经被金军打得节节败退，童贯主持的宋军开始进攻燕京。宋朝原以为可以趁虚而入，结果接连战败。种（chóng）师道等人的军队在白沟失利，后来郭药师带兵突入燕京，也因援军没有及时赶到而败退。最后攻下燕京的仍然是金军。宋朝增加岁币、付出大量钱帛以后，才从金国手中接管燕京及其所属的部分州县。金人撤走时，又迁走人口，运走财物，留给宋朝的是一座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这场战争没有显示宋朝的强大，反而让金人看清了宋军的虚弱：辽国已经接近崩溃，宋军仍然无力攻下燕京；一旦宋、金交战，北宋未必能够守住自己的边境。接下来发生的张觉（jué）事件，又进一步破坏了宋、金关系。张觉原本已经归附金国，后来占据平州投降宋朝。宋朝暗中接纳了他。金国追究此事以后，宋朝又将张觉杀死，把他的首级交给金人。这样处理，两面都没有讨好。金国认为宋朝违背盟约，原来投降宋朝的辽地将领也由此寒心：张觉既然能够被宋朝杀死交出去，他们将来同样可能遭到抛弃。宣和七年（1125），金军分兵南下。靖康元年（1126），金军第一次包围汴京。宋钦宗一度准备逃走，后来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决定守城。李纲组织军民抵抗，各地勤王军也陆续赶来，局势稍有稳定。朝廷随后用金帛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等条件换取金军退兵。金军撤退以后，宋廷既不愿真正交出三镇，又没有做好再次作战的准备。主战、主和两派继续争论，李纲等人受到排挤，各地军队也没有得到有效整顿。几个月后，金军再次南下。太原、真定相继失守，各地援军无法统一指挥。靖康元年年底，汴京被攻破；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北宋灭亡。从海上之盟到靖康之变，直接的过程十分清楚：宋朝联金攻辽，主动打破北方原有的力量格局；宋军北伐失败，暴露自身虚弱；宋、金围绕土地和降人不断发生冲突；金兵南下以后，宋廷又在守城、割地、议和与抵抗之间反复动摇。王安石没有制定联金灭辽的计划，没有任命童贯统率北伐，也没有参与靖康年间的城防决策。熙丰时期曾经通过保甲法、将兵法等措施整顿军政，但这些制度后来不断废改，没有形成一支足以抵挡金军的稳定力量。这是北宋几十年军事改革的失败，不能由王安石一人承担。从熙宁二年开始变法，到靖康二年北宋灭亡，已经过去五十八年。其间的每一次废法、复法、用兵和议和，都是当时执政者作出的选择。熙宁变法留下了长期影响，海上之盟、北伐燕京和靖康年间的连续失策，才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六、王安石为什么背了这笔账北宋灭亡以后，人们需要解释：一个经济繁荣、延续了一百六十多年的王朝，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崩溃？几十年间的财政问题、军事积弊、政治斗争和外交失误纠缠在一起，解释起来十分复杂。把责任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却简单得多。王安石正好成了最方便的责任人。他名气很大，性格强硬，改变的制度又多。熙宁变法确实引发了激烈争论，此后的新旧党争也由此发展。蔡京偏偏又打着“绍述”的旗号执政，于是后世很容易画出一条直线：王安石创立新法，蔡京继承新法，蔡京辅佐宋徽宗，最终发生靖康之变。这条线看起来完整，却省略了中间几十年的变化。王安石两次担任宰相，至熙宁九年（1076）离开中枢。宋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也根据实际情况作过调整。神宗去世以后，司马光废除新法；宋哲宗亲政后，章惇（dūn）等人恢复新法；宋徽宗时期，蔡京又以“绍述”为名重新解释新法。在这几十年里，同一项制度不断被废除、恢复和改造，执行目标也在变化。把这些变化统称为“王安石变法”，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此后所有政策都是王安石最初设计的。南宋以后，批评王安石逐渐成为主流。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甚至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按照这种说法，北宋失去中原，要由王安石负责；南宋不能恢复中原，则要由秦桧负责。王安石几乎被放到了北宋亡国祸首的位置上。到了晚清，他的形象又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1908年，梁启超写成《王荆公》，这部书后来也常以《王安石传》之名出版。梁启超称赞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梁启超把青苗法比作官办的劝业银行，又认为免役法与近代国家的所得税存在相似之处。钱穆后来概括晚清的风气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梁启超有亲历维新运动的背景，自然容易从王安石身上看到一位被保守势力围攻的改革家。南宋以后的许多士大夫从祖宗之法、义利之辨等角度批评王安石，把他写成亡国祸首；晚清的人急于改革，又把他塑造成超越时代的政治先知。两种评价都带着各自时代的需要。青苗法具有国家贷款的功能，却不等于现代银行；免役法按照财产征钱，也不等于现代所得税。现代金融和税收制度依靠预算、法律、专业行政和监督体系运行，北宋还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王安石没有毁掉北宋，也没有提前建立一套现代经济制度。我们要把他放在他的时代看，他是一位抱负极大、能力很强的政治家，看到了北宋财政、劳役、农业和军事制度中的严重问题，并且设计了一整套解决办法。他并非不知道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也知道天下“吏才少”，复杂的法令未必能在各地得到准确执行。问题在于，进入实际变法以后，多项新法仍然在较短时间内推向全国。朝廷要求地方官尽快取得成效，又把财政收入和法令执行情况作为考核依据。强迫借贷、额外征收等问题反复出现时，王安石往往认为这是官员违法，并不说明法令本身有问题。他看到了坏官，却没有充分处理考核方式和制度运行带来的压力；他知道急于求成有害，却仍然希望在宋神宗支持下尽快完成改革；他过于确信自己的方向，也常把反对意见看成因循守旧或维护私利。新法的设计缺陷、推行过急和对不同意见缺少耐心，是王安石应当承担的责任。熙宁变法造成的政治分裂，也确实影响了北宋后期的政治风气。但此后的责任也仍应由此后的执政者承担。蔡京借“绍述”扩张权力，宋徽宗纵容花石纲、决定联金灭辽，童贯指挥北伐失败，宋钦宗在和战之间反复动摇，都不是熙宁二年的新法预先决定的结果。王安石应当为自己主持的变法负责，不能替五十八年后的每一次错误选择负责。北宋是在一次次废法、复法、党争、用兵和外交误判中走到靖康。把全部责任推给王安石，确实容易理解，却抹去了后来几十年里那些真正作出决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