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深秋的一个夜里,常熟县衙出了件从来没听说过的事。
县吏顾英刚喝完酒,歪在椅子上打盹,忽然被人从背后按住,麻绳三两下就捆了个结实。他酒醒了一半,破口大骂:“反了!你们几个泥腿子,敢捆朝廷的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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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他的农民叫陈寿六,四十来岁,一双手全是老茧。他不还嘴,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举到顾英眼前:“睁开眼看看,这是《大诰》。皇上亲自定的规矩——害民的吏,百姓可以捆了送京城。今天绑的就是你,押你去南京,让皇上评评理。”
顾英平时在常熟干的那些事,乡下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收秋粮,他压秤,谁家不塞钱,谁的粮就被说成“潮湿折色”,一石只算八斗;谁家敢顶撞两句,他就派人上门,连来年的种粮都给你搬走。前年邻村有人去府里告状,状纸还没递上去,人就先进了班房,出来时一条腿已经废了。所以这夜衙役闻声围过来,却没一个人真敢动手——一来《大诰》的规矩他们听说过,二来顾英平日作威作福,他们心里也恨。
陈寿六带上弟弟和外甥,一共三个人,押着顾英连夜上路。
他敢这么干,不是一时冲动。头年十月,朝廷颁了《大诰》,朱元璋下令家家必须收藏一本,乡里塾师要开讲,讲得好的还有赏。陈寿六不识几个字,请教书先生念给自己听,念到第五十九条“乡民除患”,他愣住了:凡府州县那些把持词讼、勾结官吏、祸害乡里的吏员和奸猾之徒,地方贤良之人可以合议把他们捆起来,直接送京城治罪——半路敢拦截的,枭首示众;沿途关津渡口,一律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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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先生念完直摇头:“寿六,这法听着吓人。自古只有官拿民,哪有民拿官?纸上写的话,你也当真?”
陈寿六当时没接话。可这一年秋粮又被顾英压去两成,连种子都不够留,他终于下了决心。他对家里人说:上面写的是皇上的话,我就赌一回,看皇上说话算不算数。
一路上倒真没人拦,这不是运气。就在此前不久,嘉定县百姓郭玄二等人捆了害民的弓兵进京,路过淳化镇,巡检何添观刁难阻挡,结果弓兵马德旺被枭首,何添观被砍了脚、戴枷示众。这消息一传开,沿途关卡见了《大诰》就放行,有的驿站还管顿饭。
真正的悬念在南京。按《大诰》的程序,得有年高德劭的耆老牵头、乡邻作证才合规矩,陈寿六一样都没有——他就是个普通农民,捆了个吏,连状子都写不利索。这样的案子递上去,多半石沉大海。
没想到,朱元璋亲自看了。听说有三个农民照着《大诰》捆了个害民吏进京,他连声说:“宣!”
殿上,这个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皇帝,看着阶下满脚泥的陈寿六,问得很慢:“你就不怕,朕的话只是写在纸上的?”
陈寿六伏在地上,声音发抖,话却清楚:“小民怕。可是小民更怕,往后没人敢捆第二个顾英。”
殿内静了片刻。朱元璋想起的,恐怕是濠州的旧事——至正四年,淮河大旱又闹瘟疫,官府的赈济粮层层克扣,他父母兄长不到半个月相继饿死,连块葬身之地都是邻居可怜才给的。他起身走到陈寿六跟前,当场传令:顾英严审重办;陈寿六赏钞二十锭,兄弟外甥三人各赐衣两套,免他家三年杂泛差役;都察院把这事榜谕天下市村。
紧接着他补了两道命令,语气陡然转冷:“敢有罗织罪名、生事扰害陈寿六的,族诛;捏词诬陷他的,也族诛。今后陈寿六倘若自己有过失,地方不许擅自拿问——把状子报到京城,朕亲自问。”
一个种田的农民,就这样被皇帝写进了律令。朱元璋还嫌不够,特意把这事写进《大诰续编》昭告全国,末了加一句感叹:“其陈寿六,岂不伟欤!”又说,《大诰》颁行以来,真正照办遵守的,“惟常熟县陈寿六”一个人而已。
这个故事见于《大诰续编》及明代官修文书,人物、时间、赏格都有出处,并非虚构。不过它的后话,比故事本身更值得琢磨。绑缚赴京这一策,效果远没有朱元璋期望的“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那么好——有人借机公报私仇,有人拿绑人勒索财物,后来《大诰三编》里专门列了十八条“倚法为奸”的案例。朱元璋晚年自己也困惑:“朕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暮犯?”等他一死,仁宗即位,头一件事就把绑缚之策废了:百姓只许首告,拿人解京,还得官府来。
六百多年过去,“民可以拿官”这四个字,依然是这段历史里最扎眼的一页。它未必根治了腐败——连朱元璋本人都治不了——但它留下一个问题,至今没有过时:约束权力的,究竟该指望圣君一时的恩典,还是一套换了人也推翻不了的制度?陈寿六当年赌赢了,可他的好运,是建立在“恰好碰上一个讨过饭的皇帝”之上的。皇帝换了,红牌也就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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