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光明
乡下老屋的东边厢房是爸妈结婚时的婚房,也是我和姐姐的卧室,我们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四面墙壁画满了我们姐弟俩的涂鸦。小时候,每年除夕夜,爸爸就把我和姐姐叫到房里,背靠粗大的杉树柱子,给我们量身高。他让我们脚踩住卷尺的一头,另一头被他拉到头顶,然后用圆珠笔或铅笔在柱子上画一道横线,标上年份和岁数。柱子上记载着我们姐弟俩从一岁到十八岁的成长痕迹,一道道线像一架梯子,我们顺着它一年一年往上爬。
有时候,妈妈蹲下来,指着横线和一旁的字,轻轻地说,婷一岁,经常发作癫痫,四处求医都看不好。三岁那年夏天,又是急性肾炎,一家人非常担心,害怕她长不大。姐姐肾炎好了以后,妈妈还经常带她去复查,做尿检,看有没有加号,直到她结婚,生孩子。妈妈又说,我小时候三天两头感冒,有一次严重了,烧出肺炎,在乡卫生院看一个星期看不好,后来带到市医院住院治疗才痊愈。妈妈说,爸爸经常用棉被裹着我们姐弟俩,连夜走十几里山路去医院。说实话,这些我都没有印象,毕竟那时候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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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的是,在我七岁那道线上,爷爷每天清晨送我去村小读书,他背着我的花布书包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冬天,他就端着一盆炭火,给我带到学校去。乡村小学四面漏风,学校允许学生带火桶去取暖。姐姐说,她读小学时,也是爷爷端火盆天天接送她的。
姐姐读高中后,柱子上的身高线就停止了。她先是怀疑爸爸量错了,又悄悄地踮起脚尖,被爸爸揭穿后,她再也没有让爸爸量过身高,数字永远停在18岁159厘米。姐姐结婚前一天,她忽然心血来潮,脱掉高跟鞋,靠在柱子上,要爸爸再给她量身高。爸爸像以往那样,弯下腰去,从姐姐的脚下量到头顶,然后大声说:163。姐姐不相信,说她自己清楚,根本没有那么高。妈妈接话打圆场,说女人身体长三茬,除了在娘家长,还会见夫(丈夫)长,见子(儿女)长。姐姐笑得合不拢嘴,半信半疑。
我的身高在十三岁前长得非常慢,爸爸常说我是“千年矮”,“千年矮”是一种长不高的树。出乎爸爸的意料,我到了十四五岁后,身高就像清明节后的春笋,拔节生长,爸爸给我量身高,笑呵呵地说:“小子长得真快,快赶上我了。”等我读高中,爸爸不得不踮起脚尖给我量身高,然后抬起手在柱子上重重地画一道横线。
后来我离开家,进城念书,在城里工作,一年只回一两趟老家。每次回去都忍不住看看那根柱子。十八岁那道线之后,再没有新的铅笔痕。父亲不画了,大概是觉得我不再长个了,或者是他够不着了。偶尔,我偷偷贴着柱子站一站,心里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孩子。有一年春节,姐姐回来过年,一家人说起小时候,又提起柱子上的身高线。我跟姐姐说,咱从没给爸爸妈妈量过身高。爸爸说他以前身高168厘米,妈妈156厘米。“不过,现在没有了。”爸爸说,“我和你妈老了,身高年年在降低,我现在只有165厘米。”那一刻,我觉得都是我和姐姐的错,我们把父母的青春全部用来滋养自己。有一次我拿起卷尺,想给爸爸妈妈量一下真实的身高,忽然觉得他们很高,是我踮起脚尖也够不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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