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1年7月12日上午，北京首都机场，一坛骨灰在仪仗护送下抵达大陆。迎接她的，不是普通家属，而是迟到了六十年的亲人。骨灰主人名叫朱枫，1950年在台北马场町遇害。她生前最后写给丈夫的信里，还说过“几个月后相见”，这场团聚却再也没有实现。
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家境优渥，父亲朱云水曾任当地渔业公会负责人。她自幼接受传统教育，读书、书画、女红都很出色，后来进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那个年代的女子师范，所学并不只是课本知识，还包括财会、护理和各种实用技能。
改变她人生方向的，是同窗陈修良。1923年暑假，军阀混战迫使学校提前放假，陈修良来到朱家暂住。两名出身富裕的女子，在读书和谈论时局中逐渐接近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朱枫参加学生运动，陈修良则因被视为“赤色分子”而离校赴上海。
朱枫没有停留在旁观者的位置。她曾到上海接触进步团体，也曾因家庭安排远嫁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天，她在沈阳生下女儿。国土沦陷后，一家人逃回浙江。1932年丈夫病逝，朱枫守寡教书，原本或许会在故乡抚养孩子，却被接连而来的战乱再次推向时代深处。
抗战爆发后，她参加宣传、救护和募捐活动，甚至变卖字画、古董与嫁妆支援抗战。后来，她与朱晓光结为夫妻，共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底，朱枫进入新知书店。书店对外经营出版，内部却与地下组织有联系，她还出资五百大洋，成为隐蔽战线上的重要支持者。
1939年秋，夫妻二人来到皖南。朱晓光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朱枫则以经营书店为掩护开展联络。皖南事变后，朱晓光被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朱枫化名“周爱梅”，以商人身份多次探监，送钱送物，设法营救被关押人员。夫妻在狱中相见，也只能短暂对视，不敢多说一句。
1944年，朱枫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日伪逮捕。审讯中，她始终坚持自己只是商人，没有暴露组织秘密。获释后，她冒险潜回已被查封的书店，取出存款和支票。有人问她为何如此冒险，她回答：“有了这些钱，才能转移更多同志。”这句话，恰好说明她把钱财看成了地下工作的工具。
抗战胜利后，朱枫继续负责贸易、财务和情报工作。1948年，她在香港从事相关事务。上海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丈夫朱晓光盼着一家团聚，朱枫也准备返回上海。此时，台湾地下组织的联络却突然中断，华东局急需有人赴台恢复联系。
朱枫熟悉台湾，又有亲属关系，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因此被列为合适人选。组织谈话时，明确告诉她任务危险，可以自行选择。朱枫没有多作解释，只表示服从安排。临行前，她给丈夫写信，以“外出经商”为名，叮嘱对方不必等待，也不要向别人提及行踪。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乘船抵达基隆。她的女儿和女婿到码头迎接，母女分别已有多年。耐人寻味的是，女儿陈莲芳当时在国民党保密系统工作，而朱枫却是中共派往台湾的情报人员。母女住在同一片土地上，却彼此不知道对方真正的身份。
朱枫抵台后，与蔡孝乾取得联系。随后，她在台北仁义路一处住址见到了吴石。吴石是国民党军方高级将领，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曾向中共方面提供军事情报。根据相关记载，朱枫与吴石多次接触，接收并转递了台湾防务、兵力部署等重要资料。
这项工作持续了四十多天。朱枫原计划离台返回香港，再转赴大陆，女儿还替她购买了船票。偏偏此时，台湾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蔡孝乾被捕后叛变，吴石等人相继暴露。朱枫先躲入医院，后来被特务发现并押解归案。
1950年2月26日，朱枫曾吞下金饰，试图以死保守秘密，但被送医抢救。敌人以为她会屈服，结果始终没有得到有用口供。6月10日，朱枫与吴石等人在台北马场町被执行死刑。临刑前，她仍高呼“新中国万岁”。
朱枫遇害后，两个女儿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陈莲芳身处国民党保密系统，妹妹朱晓枫则在后来改名以纪念母亲。多年以后，朱晓枫辗转寻找母亲遗骸。2011年，朱枫骨灰终于被送回北京八宝山，那个漂泊半个多世纪的名字，才重新与大陆故土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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