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晞｜历史洪流中的理想主义者：颜福庆的医学人生与时代画像

《颜福庆传（增订本）》，钱益民、颜志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412页， 118.00元

我正在担任一家拼命挣扎的医学院院长，我发现这既充满刺激又充满挑战；当一家医学院没有什么额外的外部资源可以争取，内部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互内耗的时候，当所有教职员都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被对待，那么所有教职员的精力都将集中在医学院的前途和命运上，而不是放在个人福利上。

这段文字选自1935年《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尽管开头的语句隐约透露出当时的艰难与不易，但从字里行间，仍能深切体会到作者内心坚守的信念与明确的目标——医生要专注于医学院的前途，而非个人的福利。

文章的作者是著名医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颜福庆（1882—1970）。那年他五十三岁，正值人生与事业的黄金时期，踌躇满志。距那时三年前，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改组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聘请颜福庆为院长。当时，医学院的新校舍和上海市最大、最先进的中山医院正处于紧张的建筑之中，他梦寐以求的“上海医事中心”蓝图即将成为现实。此前一年，他被民国教育部聘请担任第三届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主持全国医学教育改革。该届委员会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一、医学、护士及助产学校之统计；二、课程标准及教材大纲；三、师资进修奖学金；四、编辑及发行；五、修订表册；六、视察；七、搜存书籍（见《第三届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十四年工作报告》）。同年，颜福庆又被聘为民国政府中央医院调查委员会委员。

颜福庆的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照，原件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1932年8月医学院从国立中央大学划出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颜福庆担任院长。此为当时教育部出具的训令。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医疗资源匮乏、财政经费短缺、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落后、医学院校师资与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医学教育标准与医院管理体制亟待规范的转折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医疗卫生现状，国民政府正式从国家层面启动全国医学教育的标准化与医院的规范化建制工作。在此背景下，作为彼时最具影响力的医界领袖之一，颜福庆应邀参与了诸多国家层面的医疗卫生决策。无论是在践行其个人宏大的医学理想，还是在构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宏伟工程中，面对艰难而漫长的历史征途，颜福庆均倾注了毕生热忱，并将其贯穿于生命始终。

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发展史的标志性人物，颜福庆身上镌刻着诸多时代标签：

190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首批由中国本土现代医学校培养的西医学生；

1909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从耶鲁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

1914年出任由耶鲁大学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学校校长；

1915年与伍连德等二十一位华人医生共同创建“中华医学会”，并出任首任会长。他起草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大声呼吁要“维护医生的荣誉与尊严”；

1926年提出国民政府应设立卫生部的建议，并起草了卫生部机构草案，该草案的构思最终被民国卫生部采纳；

1927年创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并受聘为医学院院长，成为国立医学教育重镇；

1928年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创建“吴淞卫生公所”，成为中国第一家农村卫生实验区，这是乡村卫生建设的早期探索；

1934年出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

1937年主持创建上海中山医院和上海医事中心；

1937年抗战爆发，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

1938年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卫生署署长，全面负责战时的国家医疗卫生事业；

1950年以副主任委员身份参加“上海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

1907年颜福庆与耶鲁大学医学院1909届同学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人为颜福庆。

由颜福庆生平诸多节点所构筑的历史图景，实质上浓缩并践行了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医学现代化史：西医传入与本土西医精英的崛起，现代医学教育体制的本土化尝试，医学专业共同体的构建与学术自主，国家卫生行政体制的设计与推进，国家医学教育标准的探索与决策，约翰·霍普金斯模式的中国实践，战时人道主义救助，以及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卫生与医疗。由钱益民教授等所著的《颜福庆传》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底，不仅为颜福庆立传，更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制度从无到有、艰难崛起的宏大历史，绘制了一幅极具学术深度的“时代画像”。

透视其个体生命在跨时代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抉择与建制化贡献，是追寻近代中国医学转型逻辑的一个重要路径，在宏观历史叙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与学术立论意义。《颜福庆传》初版于2007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建校八十周年时发行。在复旦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钱益民对书中的章节进行了深度拓展与重新阐释。新版不仅增加了六万余字和二十二幅珍贵历史图片，更使之从最初的人物传记，蜕变为一部厚重的人物研究学术专著。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呈现出三个尤为深刻的核心切面。

现代医院生存的经济账

1935年，颜福庆被医学教育委员会委以重任，写下了《中国医学院校和医院的经济》一文。在文中，他替国民政府精细地计算了创建一所医院最低需要多少经费，以及维持一家高质量的医院需要给医生发放多少工资。1923年，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曾确定维持一家质量上乘医院的最低预算是五十万墨币；1935年教育部通过的医学院开办费是七十四万墨币，医学专科学校的开办费是三十万墨币。然而，当时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未能达到这个标准。颜福庆说：“我是医院管理者，尤其是我与那些苦苦挣扎的医学院有很多联系。”因此，他要替医学院直言。他批评了他的前雇主、资助他建校的金主——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其将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工资定得过高，致使中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缺乏吸引力，无法聘请到优质教授，也留不住成熟的老师。

比如当年协和医学院的华人药理学家陈克恢，他在协和期间与同事合作展开对传统中药的研究，并在当归和麻黄的提取研究项目上获得成功，轰动国际药理学界。然而，陈克恢因年资不足和发表论文未达标，未能在协和获得晋升，遂萌生去意。颜福庆得知后，试图聘请他来上医主持药学院工作，但上医提供的四千八百元年薪和副教授待遇对陈克恢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为此，颜福庆提出要将医学院校的经费调节到国家能够承担的水平，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医社负责人顾临暗示，应当将协和的薪水降下来。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顾临的认同。

在以往的教会医院或近现代建院史研究中，国内学者要么流于宏大的叙事，要么热衷于描绘医生医术高超、病人感恩免费救治的和谐生态，极少有专家真正涉足医院史中实质性的经济与资产管理问题。然而，诸如此类的研究，是无法真正搭建起一所现实中的医院的。

《颜福庆传》中令人敬佩的视角，就在于作者极有耐心地去清理并核算学校与医院的资产结构。书中引入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校史档案馆中泛黄的《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通过多方互证的原始档案，为中国由传统诊疗向近代医学的转型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经济账。

《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

钱益民在书里列举了精确到“角、分”的账目细节：从高官孔祥熙、宋子文的数万元巨额拨汇，到普通市民的零散捐款，每一笔都登记在册。更具历史穿透力的是，作者在早期财务凭证中发掘出了颜福庆亲笔签字的报销单——他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募款时，邮资是多少、买胶水花了几分钱，甚至因为写错字作废的一张信纸，都从自己的薪水里扣除。

《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

这种账本层面的史料，比任何空洞的“廉洁奉公”等形容词都更有力量。钱益民甚至披露了颜福庆在董事会会议纪要中留下的记录：他为了维持“医者清流”的独立性，力排众议，坚决拒绝了上海滩青帮大亨沾染烟赌的“不义之财”；为了防止医院沦为洋商敛财的买办工具，他果断开具支票，退还了带有排他性采购回扣条件的洋行定金。西式医院的资金运作与管理，正是近代西医传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

宋太夫人倪桂珍丧仪移助中山医院基金的几笔记录，来自《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

《国立上海医学院筹建中山医院募捐报告及账目明细》中的内容

医学精英的平民关怀

颜福庆出身于上海的基督教家庭，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他回国后的实践却经历了彻底的本土化蜕变。他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传染病横行、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言，多培养几个能做高难度手术的临床医生固然重要，但打造一个能够覆盖广大民众的预防医学体系，才是拯救中国民众的根本。他极力反对医生私人开业，要求医学生必须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乡村和人群。他曾亲自创办“吴淞卫生模范区”，组织医学生下乡建立公厕、进行防疫宣传和健康体检，把现代医学的种子播撒在最基层。他极力主张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当时国力孱弱、民众经济能力低微，只有通过环境卫生、疫苗接种、妇幼保健等预防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节省国家和家庭的医疗费用，达到广济群生的目的。

吴淞卫生模范区成立合影

颜福庆提倡公医制。公医制的核心是以国家或公立组织的力量来提供医疗服务。他主张组成“合乎于中国特殊需要的医疗组织”，使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民众，不论贫富，都能获得经济、有效的医治。

捕捉历史洪流中的华人身影：自主制度的建构者

在既往的近现代医学史叙事中，由于多依赖公开发表的英文医学报告，历史的视野往往聚焦在外国医生是如何努力克服困难、为西医知识“本土化”而奋斗的。在这种西方视野的遮蔽下，华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贡献长期被无视，医生的名字都淹没在浩瀚的档案中。

钱益民的《颜福庆传》则彻底把历史的聚光灯打在了华人自己身上。他展现了颜福庆作为一个拥有极强执行力的“制度工程师”，如何打破外国人垄断高等教育的局面。从1914年的湘雅，到1927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再到枫林桥医学中心（中山医院）的崛起，颜福庆在各方政治势力、地方军阀与海外基金会之间多方周旋。他坚持学校的“国立”属性，坚持行政、经济、教学主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华人手里。钱益民用大量的会议记录与中英文书信证明，华人不是被动接受施舍的“助手”，而是近代跨文化传播中自主建立现代科学制度的“拓荒者”。

中山医院设计图

《颜福庆传》最值得重点推荐的，是书中所展现的史料的厚度、广度与深度。一部优秀的传记，其生命力首先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与丰富性。颜福庆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其足迹遍及上海、长沙、北京以及美国耶鲁、英国利物浦等地。为了还原他的历史面貌，作者进行了令人惊叹的史料搜集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外档案的调阅，深入挖掘了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的原始档案、湘雅医学院早期的英文通信与报告。二是国内文献的爬梳，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内政部卫生署档案、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建校档案，以及当时的报刊杂志（如《博医会报》和《中华医学杂志》等）。三是口述历史的抢救，访问了颜福庆的后裔（如颜志渊等）、他的学生以及历史见证人，获得了大量一手口述资料。

这些珍贵史料的互证，使得书中的每一个历史节点——无论是湘雅的创立、中山医院的筹建，还是战时卫生勤务的组织——都拥有了坚实的文献支撑，彻底告别了过去某些人物传记流于坊间传闻或文学演义的弊病。

颜福庆（右二）与宋庆龄（左四）

阅读这部传记，同时对照现实，由此形成了若干粗浅的想法。

首先，它能使我们重温“医德”与“医学人文”的本质。在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和商业化大行其道的当代医疗体系中，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学似乎正在逐渐失去其温情的人文内核。颜福庆在一个世纪前喊出的“医学是福利事业而非商贾行为”，在今天依然是一剂清醒剂。他提醒全体医疗从业者与政策制定者，医学的起点和终点都应当是“人”，而非“利润”或“论文”。

其次，颜福庆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具有超前的预见性。在经历了近年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后，全社会都深刻意识到了“预防为主、公卫先行”的重要性。回顾颜福庆在民国时期的实践——他在上海高桥镇建立的农村卫生示范区，他在城市开展的传染病普查与接种——都是现代公共卫生网格化管理的雏形。他的思想证明，一个国家的医学实力，不仅要看它能治好多少疑难杂症，更要看它能让多少普通人免于走进医院。

最后，这是对大学精神与大师之风的呼唤。颜福庆创办上医和湘雅时，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但他通过制度建设与人格魅力吸引了全中国最顶尖的头脑。他的治校理念、对教学质量近乎严苛的追求，至今仍是高等教育界应当效仿的典范。颜福庆既盖了现代化的“大楼”，更培养了无数的“大师”。1956年全国一级教授评选，上海第一医学院有十六位教授榜上有名，其中有五位一级教授是由本校自行培养。那年这所学校才创办二十九年，当年的青年学子此后均已成为中国医学事业各个学科的开创者和领头人，源源不断地培养着医学人才，这就是颜福庆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195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师生合影（二排左六为颜福庆）

医学知识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究竟该如何解析，依然有无数种路径。钱益民教授的《颜福庆传》，通过对英文信、募款账本、防疫图表、交代材料等极为具体的史料编织，脱离了普通故事书的演义范畴，客观地描绘了一位医学大师的理想、信念、思想与行动，让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看到那位身材消瘦、目光坚毅的老人，如何用一生的坎坷与执着，为今天的我们留下至今仍在运转并惠及千家万户的医学遗产。

高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