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涛：孙中山研究与城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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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林》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

之三

编者按

202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孙中山的纪念始终保持最高规格，“逢十”诞辰尤为隆重。长期以来，孙中山研究在海峡两岸形成两个学术中心，彼此竞逐诠释话语权，客观上共同推动了“孙学”的繁荣，蔚为“显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在两岸学术交流中起到了破冰作用，对推动两岸学术互动的常态化贡献尤巨。然而21世纪以来，一则海峡对岸之学术中心渐趋式微，二则研究成果积累已厚，“显学”又有“险学”之称，学人多视为畏途。本刊以为，学术高原之上，犹有未启之径；史料汪洋之中，尚存未发之覆。孙中山研究虽已成果斐然，但远未到束之高阁之地步，仍有广阔的拓新空间。值此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前夕，《史林》编辑部特邀深耕该领域有年之学人崔志海、安东强、徐涛、韩昭庆等，结合各自研究心得与创新体会，展开一组笔谈。四文虽简，皆从既有藩篱之外另辟蹊径，足见“高原”并非“绝顶”，“险学”亦可作“新学”。是为引玉之砖，以期推动孙中山研究在新的学术语境下持续深入，共襄“孙学”新局。

孙中山研究与城市革命

徐 涛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孙中山都是古今中外罕有的“枢纽”性质的人物。相关研究工作自其生前即已开始，累积至今，著述之多可谓汗牛充栋。过往很多言说都是围绕他结束中国帝制、开创亚洲首个共和国家这一丰功伟绩而展开，延展而有南北政争、统独问题，北洋乱斗诸事要人等政治面向的阐释最多。事实上，孙中山之人物研究价值远远不限于此，传统中国许多制度终结于他手，现代中国很多变革又都发端乎其创见。每一次历史关键节点孙中山的选择，都彰显出他作为“先知先觉者”对于中国时局、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这一能力远在其他人之上。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劳资与国共、殖民与反帝等迄今仍有深远影响的重大议题，无一能绕过孙中山的活动联系与思想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前人多有轻忽的城乡关系。

一 孙中山革命的城市属性

1924年6月中下旬，孙中山在与Ф同志争论如何组织和武装农民才能解决土地问题时，意见相左。他说：“对于中国革命，我向来认为，中国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应当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首先是依靠农民。迄今我和国民党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这是国民运动中的一大疏忽，主要原因在于本党党员的成分。”继而，孙中山微笑着说：“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追随者多数是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属于一定程度的商人阶层。所以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并在那里扎根。”

这一场有廖仲恺参加的孙中山与苏联顾问的对话，并未收录在《国父全集》《孙中山全集》中，而是被Ф同志带回苏联发表，此前不为史家所重视。抛开此次对话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不谈，众所周知，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个农户家中。早年的他在《上李傅相书》中自我介绍道“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晚年孙氏却自我认定“资产阶级出身”，如此前后不一，其故安在？孙中山革命的长期追随者多数来自“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属于一定程度的商人阶层”，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终其一生，孙中山与国民党“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是不是他所领导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形，与广袤乡村、数亿农民几乎没有关系？不从农村出发，不与农民接触，这场被定义为“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否同时也是一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 上述有关孙中山革命一系列更趋近“阶级”属性的判定，若从城乡关系出发，换言之从“共时性”角度切入思考，是否更易获得接近历史真相的解答，取得更多共识？对此，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城市理论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真正坚定可靠的观点，既不是从时间的抽象飞跃出发，也不是从起源的回溯出发，而是关于城市的总体主张”。鉴于此，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城市才是理解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一把钥匙。

先看孙中山行迹，他的一生大略分为三个阶段：（一）1866—1894年，乃求学、行医时期。孙中山于1875年入村塾，修业四载。1879年，年仅1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乡村，随母前赴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追随长兄孙眉生活，先后入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奥阿厚书院（Oahu College，又译为瓦湖学院）读书，接受西方教育。肄业数月而归国，1883年11月前往香港，先入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次年转学香港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其间因重往檀香山而辍学约9个月，至1886年夏毕业。后进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今名孙逸仙纪念医院），学医约一年。1887年转投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继续学医5年，获行医文凭。自1892年秋起，以西医师为职业，相继在澳门、广州诊疗疾病和开设药房。综观其早年经历，孙中山的城乡关系于1879年发生了根本逆转。他自从13岁离开翠亨村后，几乎都在城市中旅居，包括夏威夷、香港，以及近在咫尺的澳门、广州；（二）1895—1911年，是革命起义时期。1895年，孙中山于广州首次尝试以武装革命的形式推翻清政府，失败后逃到国外，从此开启了长达16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涯。直至辛亥年武昌首义爆发，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志士为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目标，先后发动了10余次武装起义。这段为革命流亡的日子里，孙中山忽而日本，忽而南洋，忽而欧洲，忽而北美，寓居所在：东京、横滨、河内、槟城、新加坡、伦敦、巴黎、旧金山、温哥华、纽约等地，几乎皆为熙熙攘攘、文明荟萃之大型城市；（三）1912—1925年，维护共和时期。1911年10月10日揭竿而起的武昌起义，对于中国抑或孙中山个人来说，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因此弃帝制而为共和，孙中山则是由流亡者成临时大总统。其间，除了1913—1916年因“二次革命”惨败，不得不继续流亡外，在中华民国境内，再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将其驱离。人生晚期13年有余，上海、广州两城是孙中山长期生活之所，两者相加近10年时光，占七成以上。不限于此两大商埠，孙中山为更加了解中国、宣传革命主义，他自沿海地带的福州、澳门、香港，又深入杭州、南京、镇江、江阴、安庆、芜湖，北上北京、天津、济南、烟台、青岛、石家庄、太原，南下武汉、南昌、九江、桂林、梧州、南宁等城。

综观孙中山一生行迹，他虽从乡村走出，却一直在城市中游走，且在城市中终老，城市经验在其短短59年人生中占有压倒性的绝对比重。无怪乎他在撰写《孙文学说》第一章时，为了解释“生元”这一概念，他讲“生元之依人身为生，犹人类之依地球为生活，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犹人之居住于各城市也”。在孙中山看来，人类聚居于各城市中，而非散落于各村落中，是天经地义的自然之道。

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城市经验不仅对日常生活有影响，它亦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896年，30岁的孙中山复函翟理斯（Herbert A. Giles）撰写自传之请时，写道：“仆生平事迹，本无足纪……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Hawaiian Islands） 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再后来，孙中山接受其美国顾问林百克（Paul Linebarger）采访时，又一次提及首次远洋旅行的个人体悟。林百克问他：“你上了船使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孙中山靠着他的椅子，深深地想了一回，说道：“感触很是利害……外国人所做的东西（指船上一根大铁梁，引者按），我们中国人不能做，吾立刻觉得中国总有不对的地方了。”若旅途中只是物质层面的表层刺激，那么随后在受美国强烈影响的檀岛生活所感受的中西差别，杂糅着城乡差别，就是全方位的。“那时（一八七九年）火奴鲁鲁虽然比现在小的多，在中山看起来，好像已经是大而奇了”，“那时他还拖着发辫，他的思想法还是纯粹的中国式的。但是他的心里，渐渐变动起来了”。在林百克看来，这种思想的变化最终“使他成了人们的领袖，最后成了人口最繁殖的民国的创造者”。

据孙中山自述，其个人革命思想的萌生会更晚些。1923年2月19日，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中明确表示：“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我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孙中山所言“无一地如香港者”，表达的是城市的现代形态，对照组是传统中国延续下来的城居样貌；“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笔者认为这也绝非场面话、礼貌语，当是深思熟虑、发自肺腑。孙中山在香港读书约有10年光景，受这座城市的影响极深，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在西医书院毕业仅有3年，深知医人不如医国，很快策划了广州起义。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成形于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全球流亡期间，众多前人研究已有详尽论述，在此不复赘述。成书于生命晚期的《建国方略》三书，是孙中山思想之集大成者，论述中随处可见伦敦、巴黎、纽约的“身影”。《孙文学说》中，他讲：“在美国纽约一城，中国菜馆多至数百家。凡美国城市，几无一无中国菜馆者。美人之嗜中国味者，举国若狂。”继而自言道：“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实业计划》更是被后来的城市规划学界认为是经典之作，反复勾画今日中国城市发展与孙中山当年规划之间的脉络连接。而《实业计划》全书写作也的确是以城市为核心展开的，对标美国纽约等世界一流商港，建设北方（天津）、东方（上海）、南方（广州）三大国际港口，“使与纽约等大”，“东方纽约崛起于极短时间之中”，力图带动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的集体发达，形成城市群。书中进而提出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4个二等港（营口、海州、福州、钦州）、9个三等港（葫芦岛、黄河埠［港］、芝罘、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电白、海口），及15个渔业港。规划分外重视铁路作为连接沿海城市与西北内地的纽带，提出建设西北、西南、中央、东南、东北以及高原铁路系统的宏大计划，通过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络，将中国的所有城市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全国性、系统化的城市发展格局，由东至西、由南至北，带动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迥异于古代社会“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所表现出的“城市乡村化”，孙中山所面临的世界，即便是被轻侮的中国，也是改天换地，开启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新的时代。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全球潮流，并努力给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解读。

二 “城市化”的中国人与辛亥革命

一场终结两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的革命浪潮，当然不仅靠孙中山一人鼓吹、掀动，遂即可以轻易功成。孙中山发现1900年惠州之役“第二次革命之失败”后，革命情势“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作为革命先驱的地位才得以广泛确认，而他身边围绕着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即前文孙氏口中所说的“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属于一定程度的商人阶层”。换言之，是这群“城市化”（Urbanized）的中国人最终奠定了辛亥革命这座大厦的基座。

海外学者较早关注到辛亥革命与城市的密切关联。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971年完成，1976年修订出版的博士论文《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看似是一个区域史的选题，其实通篇都在论述一个观点，即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以城市为中心”。他将“通常来自绅士家庭，广泛参与了与新兴商业、工业、教育以及立宪运动有关一系列活动”的“可以识别的、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改良势力”，称为“城市改良精英”。继而认为，这样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地不流血的、几乎完全发生在城市里的革命”，是由“一个西方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所领导的”，这既与此前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王朝更迭不一样，也与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很不相同。

与海外学者解析思路不同，中国学者将辛亥革命论定为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辛亥革命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崔志海将1949年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划分为建国初期、“文革”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发展和90年代之后的守望和拓展时期。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之后，辛亥革命的研究发生了三个转向：一是从以革命者为中心的研究，转向“对革命对立面清朝政府及革命派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势力的研究”；二是“由单纯的政治事件史转向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三是明显加强了“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国内对辛亥革命与城市关系的关注，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发展时期，却始终不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主流。沈继成率先提出“利用现成的社会力量发动反清城市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战争事业’的主要形式”，与农民战争起于农村，以农民为基干，以广阔的农村为战场不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城市，“冲锋破敌，则在新军和会党”，而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则是城市起义。但很快就有论者抓住新军与会党的阶级成分问题，尤其强调“会党与广大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出身于破产农民”，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采取了随会党新军力量所在而起的战略，最终形成了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辛亥革命史仍囿于政治军事史的狭窄视阈中，在分析辛亥革命的阶级成分时也采取了十分僵化的论断，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以故不值一驳。会党的性质不能代表农民，而整个辛亥时期，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始终未曾发动过农民，也未曾对清末的民变加以领导，如今已有学界共识。

20世纪90年代之后，辛亥革命与城市关系成为了范式转移过程中的第二个、第三个转向中一条研究路径的小分支。张宪文、田玄的研究认为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起到了“变革性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国，这不但是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的新纪元，亦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以此为标志，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为其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路径”。而辛亥革命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互动关系是“不平衡”的，“城市现代化动向的不平衡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走向的不平衡”。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报刊舆论、城市变革、民间社会和农村社会等方面，综合考察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书中只有第八章“辛亥革命与近代城市变革”直接论述辛亥革命与城市关系的变迁。作者通过融入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已有成果，试与辛亥革命史作一全面嫁接。虽然两大学术领域的捏合仍给人以生硬、割裂之感，但有不少论述还是值得注意，如“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风潮，是在城市中酝酿、发展并爆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城市革命。”这一点史实判定上，作者与周锡瑞、何一民等人达成一致。

余 论

“在马克思看来，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解体（dissolution）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归因于并且依附于一个主体：城市。城市破坏了中世纪的（封建的）系统，并同时超越了自身：通过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毫无疑问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进入另一种生产方式之中，即资本主义。”虽然东西方的历史演进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起源于城市，资产阶级诞生于城市，是同一的。城市对抗乡村，资产阶级总是以城市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发出战斗攻击的号角，亦无二致。鉴于此，依笔者管见，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来看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恰当的，而且较之于其他诠释视阈，也许是更为清晰明了的。

“城市”作为一个暧昧的概念，以此之名开展的学术研究可以很宏阔，甚至可以约等于人类文明史；也可以很缩微，具体到某一场域、某个阶层、某类公共空间、某种社会组织，乃至某个城市的某一个场馆或机构。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所及，自觉以城市史视野解读某一具体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仍不多见。大概因为人物传记作为史学写作的一大类别，从古至今，其来有自，范式固化，尚未受到多少共时性思维的影响。

一旦将学术讨论的空间维度打开，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研究之深入推进，至少有两大方向值得开拓：一是，孙中山生前的空间叙事。近代以降，若论对“舆图之学”钻研之深，且有收藏之好的政治人物，罕有能与孙中山比肩者。然而，在全球地理学近代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孙中山的空间观是如何生成，又是如何演进的？孙中山的空间观最终又如何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共时性思维有望为孙中山研究注入新的方法论活力，推动其从时间叙事走向时空并重的新阶段。二是，孙中山身后的记忆空间生产。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为纪念伟人功绩，全球范围内持续百余年的纪念活动，催生了大量以孙中山命名的实体空间——陵墓、故居、道路、公园、桥梁、雕塑、广场等遍布各地，深刻形塑着中国乃至世界多地的城市景观与集体记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远不止于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史事如何被后人建构，并被赋予时代意义，迄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今中国的城市发展。

避难就易乃人之常情。但笔者始终认为，“枢纽”性质人物如孙中山者，治近代中国史是否可以完全避开，本就是一个疑问。孙中山研究领域历经一段时期的低谷之后，如今正呈触底反弹之势。孙中山领导的是一场“城市化”的中国人参与的城市革命。城市革命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无论是孙中山本人的空间观，还是其身后记忆空间的生产，其历史功用之巨、分布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已成为近现代中国独具意蕴的文化现象，亟待学界共同合力开拓。

责任编辑：余 天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徐 涛

终 审：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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