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犹太力中最神圣的赎罪日埃及与叙利亚分别从南北两线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仅仅48小时之内，以色列国的存亡便变得岌岌可危。喜奈半岛的防线被突破，大批军用飞机还未起飞就被击毁。美国迅速反应，两天之内送去价值20多亿美元的武器，以色列才得以挽回颓势，转手围攻。
10月24日停战宣布时，以色列军队已经逼近大马士革，足以对其展开炮击。但这场战火的影响早已越过前线，成为击垮全球战后繁荣的第一张多米诺固牌。
战争期间10月16日，阿拉伯及数个非阿拉伯产油国家宣布停止石油生产，一举将油价抬高70%。圣诞节前两天油价再度暴涨，涨幅达到128%。不到一年时间，原油价格几乎翻了两番。这场危机波及全世界，非洲与亚洲一些较为贫困的国家遭受毁灭性打击，就连荷兰这样的西方国家也一度实行汽油配给制度，加油站前排起长龙。
这张座标图展示了一个凯恩斯经济学从未料到的怪象一滞胀。赎罪日战争之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5.2%，轻松超过4.1%的平均物价增长率。可石油冲击过后，经济增长率跌至0甚至负数，通货膨胀率却飙升至10%到12。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这场危机称为"1945年以来破坏性最强的经济事件"。
这种破坏性之所以能撼动全球，是因为它撕开了西方经济体内部潜伏已久的结构性裂痕。1968年，美国经济产量曾一度占取全球总量的34%，可这份辉煌的表象之下早已埋藏着隐患。这种转变在数据中清晰可见：1960年，美国进口石油仅占其总消费量的10%，到1973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36%。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的这场演变，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悄然起步，这场战争只是引爆了预埋的引信。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书中，就已预见到资本主义正偏离其传统的运作轨道。他指出，20世纪初，福特、洛克菲勒这些企业亲自操盘，以个人名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博弈。
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些巨头企业已经步入成熟期，其内部权力逻辑发生了两项实质性的重构：
·其一，公司的控制权从创始人手中转移到了一批被称为"技术阶层"的职业经理人手中，实际的股东反而被推向了决策层外的边缘位置。
·其二，这些成熟企业不再视竞争为生命线，反而更倾向于追求政治与经济环境的绝对稳定。
加尔布雷斯据此指出，现代大型企业实际上更契合计划体制而非自由市场。这种对政府订单的依附在当时已极其普遍，波音公司卖给政府的产品比例为65%，雷声公司为70%，洛克希德公司为81%，而共和航空公司则达到了100%。
加尔布雷斯据此断言，所谓的"工业体制"早已在默许甚至主动依赖政府的行政计划。在这种背景下，争论未来是否会走向计划经济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赎罪日战争的生死线、石油危机的浩劫以及加尔布雷斯笔下的"技术阶层"在这一时刻共同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的权力位移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正在被这些高度组织化的管理力量所取代。
加尔布雷斯留下的警告至今依然回响，在需要计划的地方一味依赖市场，最终只会带来一团糟。
下一集，我们将从另一个维度切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揭示，这个新兴的后工业社会在重组经济结构的同时，也正在其内部滋生一场深刻的文化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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