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叶帅找宋时轮办事遭拒，直言：我看你是嫌麻烦，不想干呢

宋时轮是军事科学院院长，也是叶剑英长期共事的老部下。按常理说，叶帅托付的事情，他不至于如此推辞，更不会连着几天不接电话。可这一次，宋时轮态度异常坚决，宁可避而不见，也不肯答应。

事情的起因，并不是军务，也不是人事安排，而是一篇传记的序言。

1980年，中央决定组织编写除林彪之外九位元帅的个人传记。这项工作看似是整理个人经历，实际涉及大量历史档案、战役资料和党政军关系，稍有疏漏，就可能影响史实判断。

九位元帅的人生经历，与人民军队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建立紧密相连。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了朱德元帅传记的编写，其余元帅的相关工作，则由有关单位分别负责。叶剑英传略的编写任务，交到了军事科学院。

宋时轮和粟裕对此十分重视。他们组织人员成立编写小组，从军事科学院抽调熟悉军史、文字能力较强、又有长期革命经历的老同志参加。材料搜集、档案核对、人物访问，工作推进得很细。

传记写作最怕闭门造车。很多重大事件虽然有档案记载，但一些细节仍需当事人和知情者核实。因此，编写人员希望得到叶剑英本人及其家属、老战友的配合。

叶剑英起初并不愿意接受采访。他认为，给个人写传记容易被误解为突出个人，不符合他一贯的态度。对一位经历过战争年代、熟悉党内历史的老帅来说，这种顾虑并非客套，而是长期形成的政治分寸感。

有关方面向他说明，编写传记不是为个人树碑立传，而是通过个人经历反映革命历程和国家命运。叶剑英听后，才同意在必要时提供情况，帮助工作人员核对事实。

有一次，宋时轮带着整理好的材料到叶剑英家中汇报。双方谈到一些记载不够准确的地方，叶剑英逐项回忆、说明，谈话持续了较长时间。宋时轮汇报完毕后，叶帅对传记的整体思路表示认可。

就在谈话即将结束时，叶剑英提出了一个让宋时轮意外的要求：请他为传略写序。

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文字工作，可在当时，序言并非随便写几段话。它既要评价传主，也要把握历史尺度，还要对全书的立意负责。尤其叶剑英身份特殊，写序的人不仅要有资历，更要真正了解他的革命经历和思想特点。

宋时轮当场推辞：“我写不了。”叶剑英问他为何，他回答：“没资格，也没能力。”

宋时轮的顾虑有两层。其一，叶剑英是开国元帅、中央军委领导人之一，自己虽然长期在军队工作，却担心身份和分量不够。其二，序言需要高度概括一位元帅漫长的革命生涯，军事科学院的日常研究工作，并不能自动让一个人具备这种写作能力。

叶剑英没有把这件事看得过于复杂，只说写序不必牵扯太多。可宋时轮仍然没有松口，谈话结束后便匆匆离开。

回到军事科学院，他把编写小组成员召集起来，明确表示，叶帅传略的序言自己无法承担。如果一定需要他写，可以写后记，谈谈自己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的体会；至于序言，最好另请合适的人选。

这个安排，实际上也是宋时轮的自我定位。他愿意讲亲身经历，却不愿意替叶剑英作总括性评价。对他而言，后记属于见闻和感受，序言则带有更强的权威性，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叶剑英几次打电话请他再来家中商谈，宋时轮都找理由回避。后来，电话干脆也不接了。老战友之间出现这种局面，难免令人尴尬，但宋时轮显然已经打定主意，不想在这件事上让步。

直到一个月后，宋时轮以军事科学院院长身份到叶剑英处汇报工作，两人才再次面对面。叶帅没有绕弯子，直接责问他为何一直躲着自己，并带着几分不满说：“我看你是嫌麻烦，不想干呢！”

这句话虽有责备，更多的却是熟人之间的直截了当。叶剑英清楚，宋时轮不是怕麻烦，也不是不尊重自己，他真正担心的是“写不好”和“写得不合适”。

因此，叶剑英进一步说明，自己身边的老战友中，宋时轮最了解他的经历，也最懂得军队工作的实际情况。若连宋时轮都认为没有资格，其他人反而更难胜任。叶帅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宋时轮再也无法完全推开。

据相关回忆，宋时轮最终答应为叶剑英传略写序，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想法，另写后记，记录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的体会。一个负责全书立意，一个留下亲历者的文字，两部分互相补充，也使这部传略少了空泛的颂扬，多了历史现场的分量。

对宋时轮来说，迟迟不肯落笔，不是推脱责任，而是对历史文字心存敬畏；对叶剑英来说，坚持让他来写，也不是看重职位高低，而是看重长期共事形成的了解。那场持续数周的“躲避”，最终落在一篇序言和一篇后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