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下乡，我和支书女儿负责守夜在麦堆睡着，第二天大队书记说：

72年下乡，我和支书女儿负责守夜在麦堆睡着，第二天大队书记说

楔子

有些记忆，就像刻在骨头上的印记，任凭岁月冲刷，也无法磨灭。

我叫赵建国，今年七十三岁。退休前是省城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教了一辈子的书，带过无数学生。如今闲赋在家，平日里种种花，遛遛弯，偶尔跟老伙计们下下棋，日子过得平淡而安逸。

但每到夏天的夜晚，当风吹过阳台，带来一丝麦秸的气息时，我就会想起一九七二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片金黄的麦田，想起那个躺在麦堆上睡着的姑娘，想起第二天清晨大队书记说的那句话。

那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第一章 下乡

一九七二年，我十九岁。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所在的学校一共有三百多名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报了名。那时候，这是一种潮流，也是一种光荣。谁要是留在城里不下乡，反而会被人瞧不起。

我被分配到了鲁西南地区的柳河公社，东风大队。那是一个离县城四十多里地的村庄，不通公路，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连接着外面的世界。全村一百多户人家，四百多口人，世代以种地为生。村子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种满了小麦和玉米。每年夏天，麦浪翻滚，金黄一片，煞是好看。

我至今还记得下乡那天的情景。

那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早晨六点钟，我们一群知青在学校的操场上集合，坐上敞篷卡车，一路颠簸着向乡下进发。车上坐了二十多个人，有男有女，大家挤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车开了三个多小时，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颠，两旁的景色也从繁华的城市变成了荒凉的田野。大家的笑声渐渐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隐隐的不安。

中午时分，卡车在一个村口停了下来。司机跳下车，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东风大队到了，下车吧！”

我们纷纷跳下车，拎着各自的行李，站在村口，打量着这个即将成为我们“新家”的地方。

村子不大，房屋大多是土坯房，低矮破旧，屋顶上覆盖着灰色的瓦片。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枝繁叶茂，遮出一大片荫凉。树下站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腰间扎着一根皮带，脚上蹬着一双解放鞋。他的相貌普通，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透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同志们，欢迎欢迎！”他大步向我们走来，伸出双手，热情地跟我们一一握手，“我是东风大队的大队书记，我叫刘德厚。你们以后就是咱们东风大队的人了，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

他就是刘德厚，东风大队的最高领导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村里威望极高，说一不二，但为人正直公道，对社员们也很好，大家都服他。

我们被安排到了村里临时腾出来的几间空房子里。房子虽然简陋，但打扫得很干净，床铺是用木板搭的通铺，上面铺着稻草和草席。条件虽然比不上城里，但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很好的待遇了。

安顿好之后，刘书记召集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他站在院子中央，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你们响应号召，从城里来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我代表东风大队的全体贫下中农，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鼓起掌来。

“但是，”他话锋一转，“欢迎归欢迎，丑话说在前头。你们来这里，不是来享福的，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从明天开始，你们就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锄头怎么抡，镰刀怎么使，庄稼怎么种，都得从头学起。我知道你们城里娃细皮嫩肉的，吃不了苦，但既然来了，就得咬牙挺住。挺不住也得挺，这是组织对你们的考验。”

他的话朴实无华，甚至有些生硬，但句句在理。我们都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

开完会，天色已经擦黑了。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饭菜的香味。我们的晚饭是在大队食堂吃的，一人一碗红薯稀饭，一个玉米饼子，外加一碟咸菜。虽然简单，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坐了大半天的车，早就饿坏了。

吃过晚饭，我走出食堂，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夜空。乡下的夜空跟城里完全不同——没有路灯，没有霓虹灯，没有汽车的喧嚣，只有漫天的繁星和此起彼伏的虫鸣。银河横贯天际，像一条流淌的光带，璀璨而神秘。微风拂过，带来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沁人心脾。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也有对未知的忐忑和不安。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但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的人生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第二章 初识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人叫醒了。

“起床了起床了！下地了！”一个粗犷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摸索着找到手表，凑到眼前一看——才凌晨四点半。

“这么早？”我嘟囔了一句。

“早什么早？”同屋的王大军已经穿好了衣服，“社员们都是这个点下地的。赶紧的，别让人家等咱们。”

王大军比我大一岁，长得五大三粗的，浑身都是力气。他是工人家庭出身，从小就干惯了体力活，所以对农村的生活适应得很快。不像我，一个教书匠的儿子，从小除了读书就是读书，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典型的一介书生。

我挣扎着爬起来，穿上那件打着补丁的旧军装，跟着大家一起出了门。

清晨的空气凉飕飕的，带着露水的湿润。月亮还挂在天上，淡淡的，像一个朦胧的影子。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声鸡鸣和狗吠，打破黎明的寂静。

我们跟着社员们，浩浩荡荡地向村外的麦田走去。四月份的麦子已经长到了一尺多高，绿油油的，在晨风中摇曳。我们的任务是给麦子除草和施肥。这活儿听起来简单，干起来却不容易。弯腰弓背，一干就是一整天，腰酸背痛腿抽筋，手上很快就磨出了水泡。

我咬着牙，一声不吭地干着。旁边的社员们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手里的锄头上下翻飞，比我利索多了。我偷偷看了看身边的王大军，他也干得满头大汗，但速度明显比我快。

“咋样，还行吧？”他问我。

“还行。”我说，其实腰已经快断了。

“刚开始都这样。”他说，“过几天就习惯了。”

我点了点头，继续埋头干活。

快到中午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火辣辣地烤着大地。我的衣服早就被汗湿透了，贴在身上黏糊糊的。口干舌燥，喉咙像要冒烟一样。

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开饭了！”

我抬起头，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姑娘挑着一副担子，正从村子方向走过来。她走到田埂边，放下担子，揭开盖在上面的白布，露出两桶绿豆汤和一摞粗瓷碗。

社员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朝她走过去。我也跟着走过去，接过她递过来的一碗绿豆汤，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绿豆汤是凉的，放了糖，甜丝丝的，喝下去整个人都舒坦了。

“慢点喝，别呛着。”那个姑娘笑着说。

我这才注意到她。她大约十七八岁的年纪，梳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系着红头绳。脸庞圆润，皮肤被太阳晒成了健康的麦色，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笑起来弯弯的，像月牙儿一样。她穿着一件碎花的的确良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蓝色的布褂子，虽然朴素，但干净利落。

她就是刘书记的女儿，刘春燕。

“你是新来的知青吧？”她看着我，大大方方地问。

“是的。”我说，“我叫赵建国。”

“我叫刘春燕。”她说，“我爹是大队书记，你们昨天见过的。”

“哦，你就是刘书记的女儿？”我说，“你好。”

“你好。”她笑了笑，“怎么样，第一天干活，还习惯吗？”

“还行。”我说，“就是有点累。”

“刚开始都这样。”她说，“过几天就好了。你要是渴了饿了，就到那边的树荫底下歇歇，别硬撑。”

“谢谢。”我说。

她又笑了笑，转身去给其他人盛绿豆汤了。

我端着碗，站在田埂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午后的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麻花辫随着走路的节奏轻轻摆动，像两只蝴蝶在飞舞。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第三章 融入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一直到中午才休息。午饭是在田间地头吃的，通常是馒头或者窝头，就着咸菜，喝一碗白开水。下午接着干，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吃过晚饭，累得浑身散架，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劳动虽然辛苦，但也有它的乐趣。跟社员们在一起干活，听他们说笑话，唱民谣，讲村里的奇闻轶事，时间过得倒也快。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淳朴善良，待人真诚，让我这个城里来的“洋学生”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

刘春燕也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她是村里的妇女队长，负责组织和带领妇女们干活。她干活利索，手脚麻利，一点也不比男人差。而且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走到哪里都能带来一片欢声笑语。

渐渐地，我跟她熟悉了起来。

有时候歇晌的时候，她会坐到我旁边，跟我聊天。她问我城里的事，问我读过什么书，问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给她讲省城的街道和高楼，讲电影院和图书馆，讲学校里发生的趣事。她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城里真好。”她常常感叹，“我什么时候也能去看看就好了。”

“会有机会的。”我说。

“哪有那么容易。”她笑了笑，“我爹说了，让我安心在农村干活，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你爹也是为了你好。”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不怪他。他就是太要强了，什么事都想扛在自己肩上。”

从她的话语中，我逐渐了解到，刘书记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人。他早年丧妻，一个人把春燕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他当大队书记十几年，一心扑在工作上，把东风大队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落后村，变成了全公社的先进典型。但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告他的状，有人背后说他的闲话，他都默默承受着，从不向外人诉苦。

“我爹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犟了。”春燕说，“认准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不叫犟，那叫执着。”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你这人，说话还挺好听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说。

她的脸微微一红，低下头，不再说话了。

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她待在一起了。只要有她在，再苦再累的活，干起来也觉得有劲。她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能驱散所有的疲惫和烦恼。

但我把这份感情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不敢表露半分。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年代，知青和农村姑娘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迟早是要走的。而她，是属于这片土地的。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结果。

第四章 麦收

一九七二年六月中旬，麦收季节到了。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候。俗话说，“麦熟一晌，虎口夺粮”。成熟的麦子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割完毕，否则一场大雨就可能让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

整个东风大队进入了全民皆兵的状态。男女老少齐上阵，就连学校的孩子也放了假，帮着拾麦穗、送水送饭。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还不收工，每个人都在跟时间赛跑。

我也是第一次经历麦收。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至今想起来仍然让我心潮澎湃。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里，到处都是弯腰割麦的身影。镰刀挥舞，麦秸倒地，发出刷刷的声响。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滚烫的土地上，瞬间就蒸发不见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干着，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驱使着他们。

我也加入了割麦的队伍。刚开始的时候，我笨手笨脚的，割得很慢，而且老是割到手。旁边的社员们耐心地教我技巧——左手抓住麦秆，右手挥镰刀，刀刃要贴地，用力要均匀。我学着他们的样子，慢慢地掌握了要领，速度也提了上来。

有一天下午，我正埋头割麦，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你进步挺快的嘛。”

我回头一看，是春燕。她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脸上挂着汗珠，但笑容依然灿烂。

“跟你比还差远了。”我说。

“那当然。”她得意地扬了扬下巴，“我可是从小干到大的。”

她走到我旁边，弯下腰，跟我并排割了起来。她的动作娴熟而优美，镰刀在她手中像有了生命一样，刷刷几下，一大片麦子就倒下了。

“你别看我，看你的麦子。”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赶紧收回目光，专心割自己的麦。

我们并排割了一垄又一垄，谁也不说话，只听见镰刀割断麦秆的声音和彼此的呼吸声。偶尔，我们的手会在抓麦秆的时候碰到一起，像触电一样，飞快地缩回去。

那天傍晚收工的时候，她忽然叫住了我。

“哎，赵建国。”

“嗯？”

“今天晚上要打场，人手不够，你也来吧。”

“好。”我说。

打场，就是把收割下来的麦子运到打谷场上，用石磙碾压，使麦粒脱离麦穗。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通常要干到深夜。

吃过晚饭，我来到了村口的打谷场。场上已经堆满了刚收割下来的麦子，金灿灿的，像一座小山。几盏马灯挂在木杆上，发出昏黄的光，照亮了整个场地。

社员们已经到得差不多了。有的在往石磙上套牲口，有的在整理麦秸，有的在磨镰刀。刘书记站在场地中央，大声地指挥着：“大家加把劲，今晚把这场麦子打完，明天就能晒了！”

春燕也在人群中。她换了一身干活的衣服，袖子挽到肘部，露出结实的小臂。她看到我，朝我招了招手：“你过来，跟我一起往石磙底下送麦子。”

我走过去，跟她一起，抱起一捆捆麦子，均匀地铺在石磙的下面。石磙由一头老黄牛拉着，一圈一圈地在麦子上碾压。每碾过一圈，就有大量的麦粒从麦穗上脱落下来。

我们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抱麦子、铺麦子、翻麦子、收麦秸。汗水浸透了衣衫，手臂酸得抬不起来，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夜深了，打谷场上依然灯火通明。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亮，像一个巨大的银盘挂在天空中。远处的村庄已经沉睡，只有打谷场上还回荡着石磙碾压麦子的声音和人们的吆喝声。

到了后半夜，大部分麦子已经打完了。剩下的一些零散的麦子，需要有人看守，防止被偷或者被雨水淋湿。刘书记环顾了一圈，目光落在我和春燕身上。

“建国，春燕，你们两个留下来守夜。其他人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得接着干。”

“好的，爹。”春燕说。

“没问题，刘书记。”我说。

刘书记点了点头，带着其他人走了。打谷场上只剩下了我和春燕，还有那头拴在木桩上的老黄牛。

第五章 麦堆之夜

打谷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刚才还是热火朝天的场面，转眼间就只剩下了一片寂静。马灯还亮着，昏黄的光在地上投下一个光圈，光圈外面是无边的黑暗。虫鸣声此起彼伏，偶尔传来几声蛙叫，更显得夜晚的静谧。

春燕走到麦堆旁边，用手拨了拨上面的麦秸，然后一屁股坐了上去。她拍了拍身边的位置：“来，坐这儿。”

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了下来。麦秸软软的，散发着一股清新的麦香。坐上去很舒服，一天的疲劳仿佛都消散了不少。

“累了吧？”她问我。

“累。”我说，“但挺充实的。”

“充实？”她笑了笑，“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累就是累，还充实。”

“是真的。”我说，“以前在城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累。那种累是身体的，但心里是轻松的。不像在城里，有时候什么都不干，心里却累得要命。”

她歪着头，看着我，似乎在琢磨我的话。

“你说的，我好像有点懂了。”她说，“就像我爹说的，人活着，总要有点奔头。有奔头，再苦再累也不怕。”

“你爹说得对。”我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夜风吹过，带来一丝凉意。我打了一个寒颤。

“冷吗？”她问。

“有点。”

她站起来，走到麦堆的另一边，抱了一捆麦秸过来，盖在我们身上。麦秸还带着太阳的余温，盖在身上暖烘烘的。

“这样就不冷了。”她说。

她又坐了下来，这一次，离我更近了。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混合着麦秸的清香，好闻极了。

“赵建国，”她忽然开口，“你觉得农村好吗？”

“挺好的。”我说，“虽然苦了点，但人好。”

“人怎么好了？”

“淳朴，善良，真诚。”我说，“不像城里，人与人之间总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那你愿意一直待在这里吗？”她问。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我不知道。”我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接受再教育，至于以后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

“也是。”她低下头，用手指拨弄着麦秸，“你们城里人，终究是要回去的。”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我心里一紧，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夜更深了。月亮已经偏西，月光洒在麦堆上，泛起一层银白色的光泽。远处传来几声狗叫，随即又归于沉寂。

“困了吗？”她问。

“有点。”我说。

“那就睡一会儿吧。”她说，“我看着就行。”

“那怎么行？”我说，“说好了一起守夜的。”

“你第一天干这么重的活，肯定累坏了。”她说，“睡吧，没事的。我从小干惯了，熬得住。”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暖。但我还是摇了摇头：“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守着。”

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再坚持。她往后一仰，躺在了麦堆上，双手枕在脑后，看着天上的星星。

“那你给我讲个故事吧。”她说。

“讲故事？”

“对啊。”她说，“你不是读过很多书吗？给我讲一个吧。”

我想了想，说：“那我给你讲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吧。”

“牛郎织女我知道。”她说，“不就是七夕节鹊桥相会吗？”

“你知道这个故事？”

“当然知道。”她说，“我娘在世的时候，每年七夕都给我讲。她说，牛郎和织女一年才能见一面，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心中有爱，总有一天会在一起的。”

她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

“你想你娘了？”我问。

“嗯。”她点了点头，“她走的时候，我才八岁。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每年七夕她给我讲故事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心里涌起一股怜惜之情。我侧过头，看着她。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有一滴晶莹的泪珠，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春燕，”我说，“你娘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她说，“我爹说，我娘的脾气跟我一模一样，爱说爱笑，天不怕地不怕。可惜……”

她没有再说下去。

我伸出手，想要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但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春燕，别难过了。”我说，“你娘一定希望看到你开开心心的。”

她擦了擦眼泪，笑了笑：“你说得对。我娘不喜欢看我哭。她说，女孩子要多笑，笑起来才好看。”

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那个笑容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动人。

“赵建国，你人真好。”她说。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幸好夜色掩盖了我的窘态。

“你人也很好。”我说。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咱们这是在互相吹捧吗？”

我也笑了。

那一夜，我们聊了很久。聊她的童年，聊她的母亲，聊她对未来的憧憬。我也跟她讲了我在城里的生活，讲我读过的书，讲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像两个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无话不谈，毫无保留。

不知不觉中，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公鸡开始打鸣，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天快亮了。”春燕说。

“是啊。”我说。

她坐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这一夜过得真快。”

“是啊。”我说，“跟你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赵建国，”她说，“以后……你还会给我讲故事吗？”

“会的。”我说，“只要你愿意听。”

她笑了，笑得很灿烂，比天边的那一抹朝霞还要耀眼。

第六章 清晨

天完全亮了。

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打谷场上，给金黄的麦堆镀上了一层更加耀眼的光泽。露水在麦秸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跟春燕并肩坐在麦堆上，看着太阳一点点升高，看着村庄在晨光中苏醒。炊烟袅袅升起，鸡鸣犬吠声此起彼伏，新的一天开始了。

“咱们该起来了。”春燕说，“一会儿我爹该来了。”

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麦秸和尘土。我也站了起来，抖了抖有些麻木的双腿。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我抬头一看，刘书记正大步流星地朝打谷场走来。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肩上搭着一条毛巾，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

“春燕！建国！”他远远地就喊了起来，“昨晚没什么事吧？”

“没事，爹。”春燕迎了上去，“一切正常。”

刘书记走到打谷场上，环顾了一圈，满意地点了点头：“好，干得不错。”

他的目光落在我和春燕身上，在我们的脸上来回扫视了几遍。我忽然有些心虚，下意识地避开了他的目光。

“你们俩……昨晚没睡吧？”他问。

“没睡。”春燕抢着说，“我们一直守着来着。”

“是吗？”刘书记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建国，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累着了？”

“没事，刘书记。”我说，“就是有点困。”

“那就回去睡一会儿。”他说，“今天上午你不用下地了，好好休息一下。”

“不用了，我能坚持。”我说。

“让你去你就去。”他不容置疑地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垮了怎么干革命？”

我只好点了点头：“那好吧，谢谢刘书记。”

我转身要走，刘书记忽然又叫住了我：“建国，等一下。”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刘书记，还有什么事？”

他看着我，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出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建国，你跟春燕的事，我知道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整个人都愣住了。

“刘书记，我……”

“你不用解释。”他摆了摆手，打断了我，“我都看见了。”

我看见春燕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刘书记一个眼神制止了。

“爹……”她的声音带着哀求。

“你别说话。”刘书记沉声道，“让我跟建国说。”

他走到我面前，离我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皱纹和鬓角的白发，能看到他眼中那种复杂的神情——有严肃，有审视，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建国，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他说。

“刘书记，您问。”

“你喜欢我家春燕吗？”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我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春燕也愣住了，她没想到她爹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问出来。

“爹！您说什么呢？”她急得跺了跺脚。

“你闭嘴！”刘书记喝了一声，然后继续盯着我，“建国，回答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迎着他的目光。

“刘书记，我喜欢春燕。”

这句话说出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变得无比坦然。是的，我喜欢她。从第一眼看到她，我就喜欢她了。这份感情，我一直藏在心底，不敢表露。但现在，既然已经被发现了，既然他问了，那我就堂堂正正地承认。

刘书记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忽然笑了。

那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见过的笑容——温和的，慈祥的，甚至带着几分欣慰的笑容。

“好小子，有种。”他说，“敢作敢当，像个爷们。”

我愣住了。春燕也愣住了。

“爹，您……您不生气？”春燕小心翼翼地问。

“我为什么要生气？”刘书记说，“闺女长大了，有人喜欢，这是好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是……”春燕还是不敢相信，“您不是说，不许我跟知青……”

“那是以前。”刘书记打断了她，“现在不一样了。”

他转向我，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建国，你是个好小伙子。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观察你。你干活肯吃苦，对人诚恳，不偷奸耍滑，跟其他那些城里来的娃不一样。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有担当的人。”

“刘书记，您过奖了。”我说。

“我不是在夸你。”他说，“我是在跟你说正经事。春燕是我唯一的闺女，她娘走得早，是我一手把她拉扯大的。她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让她过上好日子，但我绝对不能让她再受苦了。”

“刘书记，我……”

“你听我说完。”他抬手制止了我，“你要是真心喜欢春燕，想跟她好，我不反对。但我有一个条件。”

“您说。”

他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必须留在农村，扎根在这里，跟春燕一起过日子。不能回城。”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刘书记……”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得嘶哑。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他说，“你们城里娃，来农村就是镀金的，迟早要回去。但我不能让春燕冒这个险。你要是哪天走了，把她一个人扔在这里，她怎么办？她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爹，他不会的。”春燕急了，“他不是那种人！”

“你懂什么？”刘书记瞪了她一眼，“男人的心思，我比你清楚。他现在说得好听，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城里花花世界，诱惑那么多，他回去了，还能记得你吗？”

“刘书记，”我说，“我……”

“你不用现在就回答我。”他摆了摆手，“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他说完，转身就走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看了我和春燕一眼。

“对了，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们俩守了一夜的麦子，什么都没干。记住了吗？”

他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了，留下我和春燕站在打谷场上，面面相觑。

第七章 抉择

接下来的几天，我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

刘书记的话，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喘不过气来。

留在农村，扎根在这里，跟春燕一起过日子。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将放弃回城的机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放弃那个我曾经憧憬过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我将一辈子待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我能做到吗？

我爱春燕，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爱一个人，就意味着要为她放弃一切吗？

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王大军看出了我的不对劲。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建国，你最近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我犹豫了一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建国，这事儿你得自己想清楚。别人替你做不了主。”

“我知道。”我说，“但我真的很纠结。”

“纠结啥？”他说，“你要是真心喜欢那个姑娘，就留下来。男子汉大丈夫，敢爱敢恨，有啥好犹豫的？”

“可是……我爸妈还在城里等我回去。他们供我读书，就是希望我能出人头地。如果我留在农村，他们该多失望啊。”

“那你爸妈是希望你幸福，还是希望你出人头地？”王大军问，“你要是回城了，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这里的姑娘，你能幸福吗？”

我被他问住了。

“再说了，”他继续说，“留在农村怎么了？农村就不能出人头地了？你看看刘书记，他也是农村人，不照样干得风生水起的？关键不在于你在哪里，在于你怎么干。”

他的话，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思考。

是啊，关键不在于在哪里，在于怎么干。如果我能像刘书记一样，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一种成功吗？

但另一个声音又在告诉我：你读了这么多书，就是为了来农村种地的吗？你对得起父母的期望吗？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吗？

两种声音在我的脑海里激烈地交锋，让我夜不能寐。

那几天，我有意无意地躲着春燕。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每次看到她那双清澈的眼睛，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懦夫，一个逃兵。

春燕大概也感觉到了我的疏远。她没有来找我，只是在田间地头远远地看到我的时候，会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种眼神里，有期待，有担忧，还有一丝淡淡的哀伤。

第八章 谈心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我独自一人走到了村外的小河边。

河水潺潺地流着，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金色的波光。河两岸长满了青青的野草，开着不知名的野花。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麦子已经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在夕阳下泛着金黄的光。

我坐在河边的草地上，看着流水发呆。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春燕。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披散着，没有扎辫子。夕阳的光照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美得像一幅画。

“你怎么来了？”我问。

“我来找你。”她说，“你这几天一直躲着我，我想跟你谈谈。”

她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双手抱着膝盖，看着远处的田野。

“你想好了吗？”她问。

“还没有。”我说。

“我爹的话，是不是让你很为难？”她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是。”

“其实……”她低下头，用手指拨弄着地上的草叶，“你不用为难的。如果你不想留下来，我不会怪你的。”

“春燕……”

“我说的是真心话。”她抬起头，看着我，“我知道，你们城里人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有更好的前途，有更广阔的天地。我不应该拖累你。”

“你没有拖累我。”我说。

“那你就走吧。”她说，“回城去，去过你应该过的生活。忘了我，忘了这里的一切。”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能听出其中的颤抖。

“春燕，”我说，“我不想走。”

她愣住了，看着我：“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想走。”我重复了一遍，“我想留下来。”

“你……你说的是真的吗？”她的眼睛里闪着光，有惊喜，也有不敢相信。

“真的。”我说，“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想过回城，想过离开这里，想过重新回到我以前的生活。但我发现，我做不到。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放不下了。”

她的眼眶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赵建国，你可想清楚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你要是留下来，可就回不去了。你真的愿意为了我，放弃城里的一切吗？”

“我愿意。”我说，“因为我爱你。”

这三个字说出口的那一刻，我看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抱住我，放声大哭起来。她哭得很厉害，肩膀一抖一抖的，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抱着她，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任由她的泪水打湿我的衣襟。

“傻丫头，哭什么？”我说。

“我高兴。”她哽咽着说，“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怎么会呢？”我说，“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赵建国，你发誓，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我发誓。”我说，“我赵建国这辈子，永远不会离开刘春燕。”

她破涕为笑，用手背擦了擦眼泪：“你要是敢骗我，我就……我就……”

“你就怎么样？”

“我就让我爹把你批斗了。”

我们俩都笑了。

夕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天边只剩下一抹绚丽的晚霞。河水还在哗哗地流着，仿佛在为我们的爱情歌唱。

第九章 承诺

第二天，我找到了刘书记。

他正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整理文件。看到我进来，他放下手中的笔，看着我：“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

“说吧，你的决定是什么？”

“刘书记，我愿意留下来。”我说，“我愿意扎根在农村，跟春燕一起过日子。”

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小子，我没看错你。”他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刘德厚的女婿了。”

“谢谢刘书记。”我说。

“还叫刘书记？”他瞪了我一眼。

我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过来：“谢谢……爹。”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洪亮而爽朗，震得办公室的窗户都嗡嗡作响。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今晚到家里来吃饭，让你婶子炖只鸡，咱们爷俩好好喝一杯！”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以“女婿”的身份走进了刘书记的家。

刘书记的家跟村里其他人家差不多，也是土坯房，但收拾得很干净。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和几张奖状。灶房里传来炒菜的滋滋声和诱人的香味。

春燕在灶房里忙活着，看到我来了，脸红了一下，低下头继续炒菜。

刘书记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倒了满满两碗。他端起一碗，递给我：“来，干了这碗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接过酒碗，跟他碰了一下，仰起脖子，一饮而尽。酒很烈，辣得我嗓子眼发疼，但我忍住了，没有咳嗽。

“好！”刘书记竖起大拇指，“痛快！”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刘书记跟我讲了他年轻时候的事，讲他怎么从一个穷小子一步步当上了大队书记，讲他怎么带领社员们修水利、改良土壤、提高产量，讲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让春燕她娘过上好日子。

说到动情处，他的眼眶红了。

“建国啊，”他端着酒碗，看着我说，“我把春燕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对她，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你要是敢欺负她，我这个当爹的第一个饶不了你。”

“爹，您放心。”我说，“我一定会好好待她，绝不让她受委屈。”

“好。”他点了点头，“我信你。”

他又喝了一口酒，然后说：“既然你要留下来，那就要有个留下来的样子。从明天开始，你跟着我，学习怎么管理生产队。你读过书，有文化，脑子活，只要肯学，一定能干出名堂来。”

“谢谢爹。”我说。

“谢什么？”他说，“都是一家人。”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春燕扶着我，把我送到了知青点的宿舍。她帮我擦了脸，倒了水，然后坐在床边，看着我。

“赵建国，”她轻声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我迷迷糊糊地问。

“谢谢你愿意留下来。”她说，“谢谢你没有丢下我。”

我握住她的手，说：“春燕，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她笑了，俯下身，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我相信你。”她说。

第十章 扎根

从那以后，我正式开始了在东风大队的“扎根”生涯。

刘书记说到做到，他开始手把手地教我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管理生产队的经验。从选种、育苗、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治、农具维修、劳力调配，他毫无保留地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了我。

我也学得很认真。白天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晚上就跟着刘书记学习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我还把从城里带来的那些书翻了出来，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怎么改良土壤、怎么提高产量、怎么科学种植。

那一年秋天，我们大队的粮食产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刘书记在全公社的总结大会上受到了表彰，他回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我这个女婿，有本事！”

一九七三年春天，我跟春燕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没有婚纱，没有车队，没有豪华的酒席。春燕穿了一件红色的碎花棉袄，我穿了一套洗干净的中山装。刘书记在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请了村里的乡亲们，大家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就算把婚事办了。

但对我来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新婚之夜，春燕坐在炕沿上，低着头，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我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

“春燕，”我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媳妇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

“赵建国，”她说，“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那一年，我二十岁，她十八岁。

婚后，我跟春燕住在刘书记家的东厢房里。房子虽然不大，但被春燕收拾得干干净净、温馨舒适。她把从娘家带来的那床大红被子铺在炕上，在窗台上摆了一瓶野花，小屋顿时就有了生气。

我们的生活简单而幸福。每天清晨，我跟春燕一起起床，一起下地干活。她在前面锄草，我在后面施肥。歇晌的时候，我们坐在田埂上，分享一个窝头，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津津有味。傍晚收工回来，她做饭，我劈柴。吃过晚饭，我们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说着悄悄话。

有时候，我会给她讲故事。讲《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讲《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化蝶，讲《牛郎织女》里的鹊桥相会。她听得入迷，靠在我肩膀上，像一只温顺的小猫。

“建国，”她常常说，“你说，我们会不会像牛郎织女一样，有一天也要分开？”

“不会的。”我说，“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白头到老。”

“真的吗？”

“真的。”

她笑了，笑得很甜。

第十一章 考验

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七四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了鲁西南地区。大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河水暴涨，堤坝告急。东风大队位于河道下游，地势低洼，面临着被洪水淹没的危险。

刘书记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防汛抗洪工作。他组织了青壮年劳力，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在河堤上巡逻，随时监测水位变化。

我也加入了巡逻的队伍。我跟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一起，扛着铁锹和沙袋，在风雨中坚守在河堤上。雨下得很大，打在脸上生疼。风刮得呼呼作响，几乎要把人吹倒。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我们知道，身后就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亲人。

第三天夜里，河堤出现了一处管涌。浑浊的河水从洞口汩汩地涌出来，如果不及时堵住，整个堤坝都有可能溃决。

“快！拿沙袋来！”有人大喊。

我们迅速行动起来，扛起沙袋，冲向管涌的地方。但水流太急了，沙袋扔下去，瞬间就被冲走了。

“这样不行！”刘书记喊道，“得有人下去，用身体堵住洞口！”

话音刚落，一个身影跳进了水中。

是春燕。

“春燕！”我大喊一声，也跟着跳了下去。

河水冰凉刺骨，激流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拼命地想把我们冲走。我奋力游到春燕身边，看到她正用自己的身体堵在管涌的洞口上。她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紫，但眼神坚定。

“你快上去！”她冲我喊道。

“我不上去！”我说，“要死一起死！”

我游到她身边，跟她一起，用身体堵住了洞口。紧接着，又有几个社员跳了下来，我们手挽着手，组成了一道人墙，死死地挡住了汹涌的洪水。

岸上的人趁机往我们身后填沙袋、投石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管涌终于被堵住了。

当我们被人拉上岸的时候，我已经冻得浑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春燕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的嘴唇已经变成了紫色，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我爬过去，把她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她。

“傻丫头，”我说，“你为什么要跳下去？”

“因为那是我们的家。”她虚弱地笑了笑，“我不能让洪水把我们的家冲走。”

我紧紧地抱着她，眼泪夺眶而出。

那一次，春燕因为受凉，大病了一场。我在她的床边守了三天三夜，寸步不离。她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不停地说着胡话。我握着她的手，一遍一遍地叫着她的名字。

第四天，她的烧终于退了。她睁开眼睛，看到我憔悴的脸，心疼地说：“你瘦了。”

“你醒了就好。”我说。

她笑了笑，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傻瓜。”

我也笑了。

第十二章 收获

一九七五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那天晚上，春燕在县医院的产房里待了整整六个小时。我站在产房外面，焦急地来回踱步，手心全是汗。产房里传来春燕的叫声，每一声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终于，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了夜空。护士推开门，笑盈盈地对我说：“恭喜你，是个男孩！”

我冲进产房，看到春燕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但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她的身边，躺着一个皱巴巴的小东西，闭着眼睛，哇哇地哭着。

“春燕，”我握住她的手，“你辛苦了。”

“不辛苦。”她说，“你看，他多可爱。”

我看着那个小小的生命，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是为人父的喜悦和责任。

“给他取个名字吧。”春燕说。

我想了想，说：“就叫赵志远吧。志存高远，希望他将来能有出息。”

“赵志远……”春燕念了一遍，笑了，“好名字。”

刘书记得知自己当了外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提着两只老母鸡和一篮子鸡蛋，从村里步行几十里地赶到县医院，非要亲眼看看他的外孙。

他抱着赵志远，爱不释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像，真像，跟春燕小时候一模一样。”

“爹，哪里像了？”春燕笑着说，“他才刚出生，能看出什么来？”

“我说像就像。”刘书记固执地说，“你看这鼻子，这嘴巴，这眼睛，简直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春燕无奈地笑了笑，但眼睛里满是幸福。

第十三章 变迁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

消息传到村里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王大军拿着一份报纸，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建国！建国！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我放下锄头，接过报纸。

“你看！恢复高考了！”王大军指着报纸上的标题，激动得声音都在发抖，“你可以考大学了！你可以回城了！”

我拿着报纸，看着上面那行醒目的大字，心里五味杂陈。

恢复高考了。这意味着，我又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又可以回到城里，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可是，我已经在这里扎根五年了。我已经娶了春燕，有了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真的能抛下这一切，回城去吗？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一个人想了很久。

春燕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她把孩子哄睡了之后，走到院子里，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在想什么呢？”她问。

我把报纸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一眼，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你想去考吗？”

我没有回答。

“你想去考，对不对？”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能听出其中压抑的情绪。

“春燕，”我说，“我……”

“你不用说了。”她打断了我，“我明白。”

她站起来，背对着我，望着远处漆黑的田野。

“你去考吧。”她说。

“春燕……”

“我说真的。”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你读了那么多书，不应该被困在这个地方。你有更大的天地，你应该去闯一闯。”

“可是你和孩子……”

“我们会等你。”她说，“不管你去多久，不管你能不能考上，我们都会等你。”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春燕，我不想离开你们。”

“我知道。”她笑了笑，眼泪却流了下来，“但我不想让你以后后悔。如果你不去试一试，你这辈子都会想着这件事，都会觉得遗憾。我不想你带着遗憾过一辈子。”

“可是我走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孩子还那么小，爹的身体也不好……”

“我能行。”她说，“这些年，我一个人也过来了。你放心地去考，家里有我。”

我看着她，看着她故作坚强的样子，心里像刀割一样疼。

那天晚上，我们一夜未眠。我搂着她，她靠在我怀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直到天亮。

第二天，我去找了刘书记。

我把报纸拿给他看，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看完报纸，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一支烟，慢慢地抽着。

“你想去考？”他问。

“想去试试。”我说，“但我不确定该不该去。”

“为什么不确定？”

“我怕春燕一个人太辛苦，怕孩子没人照顾，怕……”

“怕什么怕？”他打断了我，“男子汉大丈夫，想做就去做，前怕狼后怕虎的，能成什么大事？”

“可是……”

“春燕那边，我去跟她说。”他说，“孩子我和你婶子帮你带。你就安心去考，考上了是你的本事，考不上就回来，继续当你的农民。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爹，谢谢您。”

“谢什么？”他把烟掐灭了，“你是我女婿，我不帮你帮谁？”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走进了考场。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考场设在县城的一所中学里。我坐在教室里，握着笔，看着试卷上的题目，心里出奇地平静。五年的农村生活，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农业知识，更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那些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的日子，那些在煤油灯下读书学习的夜晚，都化作了笔下的答案，一行一行地写在试卷上。

考试持续了两天。考完之后，我走出考场，看到春燕抱着孩子，站在学校门口等我。她的脸冻得通红，但看到我出来，她笑了。

“考得怎么样？”她问。

“还行。”我说。

“那就好。”她把孩子递给我，“走，回家，我给你炖了一只鸡。”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一九七八年春天，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村里。

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远远地看到春燕挥舞着一封信，朝我跑过来。她跑得太急了，绊了一跤，摔倒在地，但她马上爬起来，继续跑。

“建国！建国！”她一边跑一边喊，“录取了！你录取了！”

我扔下锄头，朝她跑去。我们在地头相遇，她扑进我怀里，又哭又笑。

“你看！你看！”她把信举到我面前，“山东师范学院！你被录取了！”

我接过信，看着上面那行鲜红的大字——“赵建国同志，经批准，你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七七级新生”——我的手在颤抖，眼眶也湿润了。

我考上了。

我真的考上了。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乡亲们都跑来祝贺我，刘书记高兴得合不拢嘴，在家里摆了好几桌酒席，请大家吃饭。

酒席上，刘书记端着酒碗，站起来，大声说：“各位乡亲，我女婿赵建国，考上大学了！这是我们东风大队的光荣！来，大家干一碗！”

“干！”众人齐声响应，一饮而尽。

那天晚上，刘书记喝醉了。他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句：“我没看错人，我没看错人……”

春燕扶着他回了屋，然后回到我身边，默默地收拾着桌上的碗筷。

“春燕，”我说，“我走了以后，你……”

“别说了。”她打断了我，“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不说那些。”

她端着碗筷，走进了灶房。我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离开了东风大队，前往省城上学。

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刘书记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拍了拍我的肩膀，只说了一句话：“好好学，别给咱东风大队丢人。”

春燕抱着孩子，站在一旁，眼睛红肿着，显然哭了一夜。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把一个布包塞进我的手里。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她连夜赶制的几双鞋垫和一双布鞋，还有一包她亲手炒的花生米。

“路上吃。”她说。

我接过布包，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我上了车，从车窗探出头，看着他们。春燕抱着孩子，站在人群里，朝我挥着手。她的脸上挂着笑容，但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

车子开动了，扬起一阵尘土。我透过灰尘，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线中。

我转过头，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再见了，东风大队。再见了，春燕。再见了，我的亲人们。

我一定会回来的。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另一段难忘的岁月。

我像一块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中文系的课程让我如痴如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写作、语言学……每一门课都让我大开眼界。我如饥似渴地读书，从诗经到鲁迅，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但每个夜晚，当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望着窗外的月光，我就会想起东风大队，想起那片金黄的麦田，想起那个躺在麦堆上听我讲故事的姑娘。

我几乎每周都给春燕写信。写我的学习，写我的生活，写我对她和孩子的思念。她的回信总是很短，因为她识字不多，很多字都是查字典查出来的。但每一封信，都充满了浓浓的牵挂和爱意。

“家里一切都好，爹的身体也好，志远会叫爸爸了，你别挂念。”

“天冷了，记得多加衣服。”

“好好学习，别省钱，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每一封信，我都看了无数遍，直到能把内容背下来。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了。

学校找我谈话，想让我留校任教。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一个农村出来的学生来说，能留在省城的大学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

但我拒绝了。

“为什么？”系主任不解地问，“留校任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你为什么拒绝？”

“因为有人在等我回家。”我说。

我收拾好行李，坐上了回乡的汽车。

一路上，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四年了，我终于要回去了。我终于可以见到我的春燕，我的孩子，我的亲人了。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终于在村口停了下来。我跳下车，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看着眼前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

村子变了一些。多了几间新房子，路面也修整过，不再是以前那条泥泞的土路了。但那棵老槐树还在，那条小河还在，那片田野还在。

我沿着村路往里走，心跳得厉害。

远远地，我看到一个身影站在家门口，朝这边张望。她的头发有些白了，脸上也有了皱纹，但那双眼睛，还是我记忆中的那样清澈明亮。

是春燕。

她看到我，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加快脚步，走到她面前。

“春燕，我回来了。”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抱住我，放声大哭。

“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知道回来……”她一边哭一边捶打着我的胸口，“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我抱着她，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对不起，春燕，对不起……”

那天晚上，刘书记又摆了一桌酒席。他已经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了，但精神依然矍铄。他端着酒碗，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

“好小子，你总算回来了。”他说，“我还以为你把我们忘了呢。”

“爹，我怎么会忘呢？”我说，“这里是我的家，你们是我的亲人，我走到哪里都不会忘。”

“好，好。”他连连点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顿饭，我们又喝到了深夜。

我回到了东风大队，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村里的小学只有几间破旧的教室，十几个学生，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年纪大了，马上就要退休了。我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了这所小学的新任教师。

学校虽然简陋，但我很知足。因为我可以每天回家，可以看到春燕，可以看到儿子。我可以守着我的家，守着我的亲人，守着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白天，我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识字、算术、唱歌。晚上，我回到家，春燕做好了饭菜等着我。吃过饭，我辅导志远做作业，春燕在旁边纳鞋底。窗外虫鸣阵阵，屋内灯火温馨。

日子平淡，但幸福。

一九八五年，刘书记病倒了。

他的身体一直很硬朗，但毕竟年纪大了，积劳成疾。送到县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

春燕哭得死去活来。我守在医院里，陪着刘书记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他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说话依然有力。

“建国，”他拉着我的手，“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有两件。一是把东风大队搞成了先进典型，二是把春燕嫁给了你。”

“爹，您别说了。”我的眼眶红了，“您好好养病，会好起来的。”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他笑了笑，“活了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春燕和你娘。以后，你要替我照顾好她们。”

“爹，您放心。”我握着他的手，“我一定会的。”

他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一九八五年秋天，刘德厚去世了。

出殡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送葬的队伍排了很长很长，从村头一直延伸到村尾。乡亲们自发地抬着他的棺木，一步一步地走向墓地。

春燕哭得几乎晕厥。我扶着她，跟在棺木后面，眼泪模糊了视线。

刘书记被安葬在村东头的山坡上，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村子，可以看到他奋斗了一生的那片土地。

墓碑上刻着几个字——“刘德厚同志之墓”。

每年的清明节和忌日，我都会带着春燕和志远去给他上坟。我站在他的墓前，看着远方那片金黄的麦田，总会想起他说的那些话。

“人活着，总要有点奔头。”

“做人要懂得转弯。”

“无论走到哪一步，都不要忘了你是从哪里出发的。”

他的话，像种子一样，种在了我的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一批批地毕业，走出村庄，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而我，依然守在这所小学里，守在这片土地上。

有人问我，你当年有机会留在省城，为什么不留下？你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从一九七二年那个夏天的夜晚就已经注定了。那晚，我躺在麦堆上，身边有一个姑娘，头顶有满天繁星。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属于这里。

春燕常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你。

我说，我也是。

二〇二二年，我七十岁了。

我已经从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依然住在东风大队。村子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和冰箱。当年那所破旧的小学，也翻修成了崭新的教学楼。

但有些东西没有变。那棵老槐树还在，那条小河还在，那片麦田还在。

每年夏天，麦子成熟的时候，我依然会去打谷场上坐坐。麦秸的气息扑面而来，像一双温柔的手，把我拉回到五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那晚的月光，那晚的虫鸣，那晚的麦香，那晚的姑娘，都还在我的记忆里，鲜活如初。

有一天傍晚，我跟春燕坐在院子里乘凉。夕阳西下，天边染成了一片橘红色。几只麻雀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着，晚风送来麦秸的气息。

春燕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一道道岁月的河流，记录着我们共同走过的风风雨雨。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夜晚，她躺在麦堆上，问我：“赵建国，你愿意一直待在这里吗？”

那时候的我没有回答。而现在，我可以回答了。

“春燕，”我说，“我愿意。我愿意一辈子待在这里，跟你在一起。”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笑了。那个笑容，跟五十年前一样灿烂。

“我知道。”她说，“我一直都知道。”

我握住她的手，她也握住我的。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看着晚霞一点点消散，看着夜幕降临，看着星星一颗颗亮起来。

那一夜，星光璀璨，一如五十年前。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