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青少年在真实关系里安顿

伴随着大语言模型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不断地嵌入当下社会生活之中，从工作助手到生活助手，AI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的青年，受AI的影响最为深入与全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更倾向于把心事讲给AI听，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纵观现有研究，有的将其视为技术沉迷，而有的认为这是技术进步的表现，聚焦于是否应该使用AI。但是，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青少年为何更愿意向AI倾诉，而非向亲人、老师、朋友倾诉？

厘清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解AI陪伴入手，审视青少年的情感需要与现实支持条件。换言之，问题不在于AI是否进入情感生活，而在于这种进入如何改变人们应对困境和与他人相处的方式。进而，讨论的重点应从对技术使用的简单褒贬，转向情感补偿的边界，以及现实支持如何重新发挥作用。

承认情感倾诉的正当性

青少年愿意与AI交谈，其实很合乎情理。对于还未想清如何表达、担心受到责备或不愿意让熟人知道的烦恼，与AI对话提供了一个高容错、高隐私、低门槛的空间。使用者可以反复组织语言，自主把握对话节奏，而不必面对对方的反应与评判。这种高自由度、低负担的对话恰好契合了青年当下所需。而且，AI经过大量语料训练，其在互动中往往能提供结构清晰、情绪稳定的反馈，这能够帮助一个人暂时平复情绪，也能使得原本难以说清的困惑得以表达。

当然，青少年感知到被理解，并不等同于得到可靠的支持。支持有时需要倾听，有时需要指出判断中的偏差，更需要共同处理实际困难。具有迎合性的AI能够输出体贴的回应，但这些令人舒适的回答并不一定有助于青少年理解问题的全貌，加之其不能承担现实中的责任，因此，我们并不能高估AI回应所能提供的帮助。

从理论上而言，情感依赖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成瘾。个体依赖某种支持方式并不一定是问题。依赖与成瘾的边界，在于使用者是否越来越难以作出其他选择，是否无法控制使用，并因此影响日常生活。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伯恩·卡斯滕·斯塔尔等人关于生成式AI责任的讨论提醒我们，密集使用、问题性使用与成瘾之间的边界需要审慎辨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青少年向AI倾诉直接定义为沉迷。对于青少年而言，如果过早地被贴上“沉迷”的标签，可能导致原本需要被理解的情感表达转向新的隐瞒。

情感补偿转向依赖何以可能

情感补偿与成瘾性依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递进关系。补偿首先关乎需要如何得到满足。当现实交往中的表达受到阻碍，而技术提供了较易获得的回应时，向技术寻求支持便可以理解。故而，不能仅从自制力不足解释技术使用，也不能把家庭沟通不畅视为唯一原因，需要考察的是个人需要与支持环境之间的关系。

“需要-环境”的分析视角能够解释补偿的动机，却不足以说明补偿为何会成为难以摆脱的依赖。进一步的解释，要落在人们如何理解AI的回应上。获得一段有用的回答，与感知到有一个对象在关心自己，具有不同的关系意义。当使用者将AI的回应视为关心自己的表现，并赋予AI意图、情感等心理能力时，AI就可能不再只是处理信息的工具，而成为寄托安全感的对象。这种关系意义并不以AI真正具有情感为前提，而以使用者如何感受和解释互动为基础。正如依恋理论所示：人们所依恋的，可能不仅是回答的内容，也是回答背后那个被认为“懂得自己”的对象。

依恋可以为应对困难提供支持，也可能表现为对某一对象的过度依赖，边界在于这段关系如何参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如果AI只是可选择的支持来源之一，使用者仍能保持自己的判断能力，向其他对象寻求帮助，那么依靠AI与自主行动就可以并行。相反，如果维持人机关系本身压倒了其他关系，对AI的依赖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和日常生活，就需要着重关注其消极影响。换言之，判断的依据应是依赖的功能及其限度，而非情感投入本身。这也意味着，对于AI支持的评判，不能单纯强调使用时间，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对话中以及对话之后，青少年是否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自身处境、作出判断并采取行动。借助技术整理思绪并求助于信赖之人，与用持续对话回避现实问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取向，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

由此，补偿为何被需要、AI为何具有关系意义、这种关系是否会限制自主性，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将这一分析用于青少年议题，应该着重辨别他们依靠AI的具体方式，而不能直接预设他们必然会从安慰走向成瘾。现实支持的意义也在于此：如果要求青少年拥有选择，那就不能忽视其他选择是否真正可得。回应依赖风险，既要关注人机互动中的情绪判断，也要让倾诉之外的理解、照料和实际帮助有处可寻。

从回应情感缺口到形成持续的支持能力

如果说情感依赖的边界在于是否限制自主判断和行动，那么现实支持的目标，就不应该单单堵住情感缺口，强行把倾诉对象从AI转换成现实中的人。自主性并不要求一个人摆脱一切依靠，而应体现为能够根据自身处境来选择、使用和调整支持来源。因此，从回应情感缺口走向持续支持，所要改变的是青少年获得帮助的条件。

这种持续支持首先需要具有实际的可获得性。身边有亲朋、学校有师长等救助渠道，并不意味着学生具体的烦恼能够得到理解和回应。现实中的关系能否构成支持，应该看其能否提供真实可获得的资源、协助处理困难。稳定的照料关系也是个体应对逆境的重要资源，但这种保护作用需要关系本身具备相应的质量。因而，重建现实支持体系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现实关系堆积到青少年眼前，更不能以强迫倾诉为手段，而应保护青少年的选择权，为其保留寻求原有关系之外的支持机会。

同时，支持资源的存在，与个体能够运用这些资源，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回答“遇到困难时有没有人帮助”，后者回答“个体能否清楚自身需要并参与解决过程”。只增加帮助的供给，却始终由成年人界定问题、安排解决方式，便没有充分回应前文所强调的自主性。因此，支持的过程应为青少年保留理解情绪、表达需要和参与判断的空间。

获得帮助之后，能否在后续的问题中继续调动支持资源，是对这种能力的进一步考察。心理韧性所关注的问题，正是在显著风险或逆境下，能否维持、恢复良好心态。心理韧性与照料关系、认知和情绪调节等日常适应系统的运作密切相关。这一理念将承受压力的能力问题，放回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培养应对能力，需要保护和改善支撑这种能力的条件；另一方面，改变不利处境，也应为个体保留参与和学习的机会。因而，从缓解一次困扰发展到逆境中的持续适应，不能仅仅关注个人自身能力的提升，还应考察其所拥有的关系能否持续发挥支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持续提供帮助并不意味着由固定某个人承担所有感情需要，而应允许支持来源随着情况的不同进行调整。家庭、学校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意义，在于让不同的需要得到相应的回应。在此意味上，持续既指支持可以延续，也指青少年在不同需求情境下都能得到所需要的支持。

AI的作用，也应放在这一关系中判断。既然倾诉可以成为理解自身处境的起点，就没有必要将技术排除在支持体系之外。但是，技术所提供的安慰，应与使用者后续的判断、行动及其他求助途径相衔接。对AI陪伴而言，评价的重点应是它是否有助于青少年运用支持，而非是否使青少年更愿意留在对话之中。

我们应当审慎面对技术带来的利与弊，平衡好技术带来的安慰与现实中的理解、责任和帮助之间的联系。最终的目的，是让青少年在真实关系中得到安顿，从而能够更加从容、更加自主地使用AI。

【作者胡鹏辉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龚智超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2026年度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研究课题“情感韧性视角下预防青少年AI沉迷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6A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