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考上公务员的年轻人，涌进居委会当“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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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迷思。

作者 ：汤加

来源：银河叙事Pro （ID：yinhexushiPro）

方青青的工位上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摊开来，大大的日期提醒下，密密麻麻写着每天要做的事，有的已经被红色记号笔打上了√，有的还处在待办的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每日日志、处理接诉即办、通知社区居民参加活动、填报表、整理台账……

终于到了下午17:30，她合上笔记本，但工作远没有结束。最近赶上安全普查，她得跟同事一起入户走访，傍晚6到8点，这是最忙的时候，大家都刚下班，“能逮住人，跑一圈也有效果。”一天到头，真正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家里父亲很困惑，“就你那3500的工资，怎么比联合国秘书长都忙。”

方青青没急着反驳，琐碎的事务已经让她像是被吸干了精气，得在沙发上窝个至少20分钟才有心力重新爬起对话，“当初可是你叫我千方百计到这的，还说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现在，就你老笑话我才是社会最底层。”

老方一时之间也被怼住了，尽管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对于女儿事业方面的指引，好像出现了误判，但老方也很挫败，怎么自己高校毕业，学英语翻译的优秀宝贝，到头来成了“居委会大妈”，而且能忙成这样？

方青青也有怨气，但她也知道，比起把“失策”的原因归结于父母，自己的选择或许占了更多因素。

方青青今年二十六岁，是一名社区工作者，简称“社工”。听着充满正义和道德，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在行政体系中既非公务员，也非事业编制的“第三类人群”。“你很难定义，我们是不是真的端铁饭碗的，但依我的感觉，铁饭碗端没端上不知道，苦累倒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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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迷思

在大部分人的语境里，“上岸”是一种精神信仰。它承载着不少年轻人的执念和期待，而上岸本身这个词也充满动感，暗指考上公务员或事业编制，从此人生靠岸。

然而，“岸”必定有限，有数据显示，2025年国考，全国报名人数首次突破三百万，平均竞争比约65:1。至于那些最终没能上岸的人，则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平替”考试。2025年5月，全国有223.6万人走进考场，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

方青青也是此前参加社工考试中的一个。考试前，她还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数量”，“比前一年又增长了约18%，反正每次都是再创历史新高。”

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参加社工考试人员激增的趋势则更为醒目，“2021年报考人数83万，2023年突破百万，2025年达到223.6万。”五年间，报名人数翻了近三倍。截至2025年，全国累计有151.6万人取得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但社工这个词在中国基层的实际含义，却远比考试名称复杂得多。

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岗位，远非想象中服务特定群体的“专业社工”。而多是在各个城市，街道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中从事管理与服务工作的“社区工作者”。

该岗位基本不限专业、不限院校，只要求四十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和本地城镇户口。很多人考试通过后，就可申请与街道签订服务协议。“但残酷的是没有编制，不过合同到期一般会续签。不怕钱少的话，做到退休基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稳定到退休”也是吸引王甜甜做这份工作最重要的地方。

王甜甜今年刚刚30岁。2017年，她进入教培行业，“不到2年，第一次被裁。”但那时行业还热，仅仅过了一个周末，王甜甜就找到了可以入职的新公司，“月薪没少过8000，算我们那批同学里收入很高的了。”但好日子也并没有过上多久，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王甜甜第二次被裁。这一次，原本看起来很多的面试机会也几乎一水儿的消失了。

像彼时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王甜甜也尝试过考公考编，“但别说进面试了，笔试也都是擦边，连调剂的资格都没有。”失业的时间里，王甜甜一边想方设法自费缴社保，一边着急到整晚失眠，“头发大把大把的掉，真是焦虑。”

时间久了，王甜甜也着急了，那时候，“根本不想着挣多挣少，就觉得，有个地儿能给我交社保就行。”很快，社工考试的信息推送到了王甜甜面前，“就像一根救命稻草，咬了牙我觉得自己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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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大妈”

方青青入职的社区，既有商住两用公寓楼、新建商品房小区，也有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物业托底的老旧小区。而连同同事在内，“我们每个人至少负责一到两栋楼，对应约300户人。”方青青解释起来，“我现在一部分工作，其实就是网格员。”

社区“网格化”的管理模式，早在2004年就在北京市有所出现，只是2013年，被推广至全国。202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按照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十八人的标准配备。

但不可否认的是，实地推进中缺口仍然存在。方青青坦言，“不光是我们人手不够，我看过很多报道，有的地方缺口都是千八百的”。而网格员的工作，人手紧，事情却不少。“大到8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服务，小到居民家马桶堵塞、没拿钥匙，修路吵人，一些人都会直接找上我们，尤其是疫情后，大家跟社区好像更熟了，就觉得这无所不能，啥都能办。”

遇到值班时，方青青还需要负责社区的“接诉即办”业务。这是一项依托12345热线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的服务。社区作为部分问题“首接”部门，接到投诉后，如果在职能范围内，就必须第一时间能解决的就地解决，跨部门的就赶紧联系联合处理。“有时候一晚上收到20多个工单，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态。脚底板都不带停的。”

今年，方青青所在辖区发生了一起电动车电池起火事故。“被人发网上了，还有人说这里充电桩与居民楼距离太近，不符合消防规范。”社区因此受到批评。

方青青也感到很无奈“上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了，当年规划没有预留符合标准的消防空间。但电动车普及，又不允许上楼之后，居民有充电的硬需求，协调半天才争取到一块空地建充电桩，已经费尽口舌。”但解释只能说给讲道理的人听，“问题出现后，很多人都去投诉，安抚走访又是一项工作，真是难做啊。”

而这或许只是方青青工作里最小的一个切面。“就是会受一些夹板委屈，比起工作，感觉更多是解释说明，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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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少事多回不了家

方青青入职前，父母以为女儿找了个清闲的差事。“钱多事少离家近，只要占上两条就感觉烧了高香了。”

离家近的稳定工作，此前是很多中国父母的期待，尤其这份工作要是再能和街道，政府职能部门沾点边的话，“那简直不要太体面了。”即使是社区工作，也因为满足了以上两点，才让很多人一拥而上。但再说回方青青个人，“要我看，钱多和事少，真的一条都没沾上”。

查询各地社区工作者的收入，或许就能看见这一困境。以北京为例，社区工作者待遇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年限补贴、奖金和其他待遇四部分。疫情之前，每月到手4-5k。2023年，虽然经历过一轮调薪，“但也仅有6-7k。而且这还是在北京。”

至于其他地级市和县城，“我一个月满打满算刚沾上4000，连快递搬运一个月都是5k起步呢，有时候，真觉得自己书是白读了。”

但方青青也知道，自己的工资还是因为在市区，所以才有上了3K的可能，“我问过我们城市下面的县区，工资2k出头的不在少数。”至于大家说的工龄工资，“涨幅很有限，每年也50-100之间。”方青青偶尔也会后悔，“应该先在外面闯荡几年，很多我同学，现在收入都是我的好几倍。”

而社工流动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后悔的普遍性。据民政部门相关数据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引述，多地社工年流失率超过18%，逼近20%的人才流失警戒线。离职主因排前三位的分别是：薪酬不满、高压倦怠、晋升受限。

在2024年，小红书上出现了一波“社工岗劝退”风潮。发帖的人多是入职一到两年的年轻人，晒出工资条，讲述加班日常，关键词反复出现，“不要来、快跑！”等字眼。

04

为什么还是留下了？

而一个薪酬不高、晋升受限，甚至琐碎事务极其繁多的岗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抢着进？王甜甜讲出了理由，“我就想有个地儿能给我稳定的交社保。”

像王甜甜一样的人，很难说是他们选择了社工，更“无奈”一点的理由是，她们在被公务员考试和就业市场双重筛选之后，被迫留在了这里。

当然，3000多的工资还是会让王甜甜心有不甘，“在这里待久了，对于考公的执念就会更深，你能意识到自己和那些有编制人的区别，你跟他们打交道的多，就越想成为他们。”

王甜甜仍在准备考公。“我计划考到35岁，什么时候政策不让考了我就不考了。”王甜甜的语气坚定，但失去应届生身份后，上岸似乎变得更难。大部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她只能在极少数岗位里挑选，竞争翻了好几倍。

这似乎成了一种奇特的循环，进入社区工作是为了获得稳定，但社区工作本身的稳定不足以支撑生活，于是继续考公。而在社区工作里被事务消耗殆尽的精力，又让备考变得力不从心。有社工在论坛上写道：“忙完根本没力气学习，索性辞职脱产备考。”

和王甜甜不同的是，经过两年多的历练，方青青似乎已经从琐碎的基层工作中找到了某种职业价值。今年她有幸收到一面锦旗，来自社区里一位阿姨。那位阿姨因为一些琐事与物业争执，次日仍愤懑难平，拨打12345投诉。方青青作为当时工单的负责人，上门找阿姨耐心解释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让阿姨情绪缓和。

今年初，方青青被提拔为社区副职。她也计划找机会提升学历，往社会学方向深造，丰富理论知识。

但在她身后，更多的人仍在选择离开。“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年轻人在网上这样写。但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编制之外的那个准编制地带，尽头其实还很远很远，他们仍在找寻自己的“岸”。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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