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徐珂的掌故笔记《清稗类钞》,记下了清末电车刚传入时一段很耐人寻味的民间争论。
电车面世之后,不少人各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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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英商上海电车公司运营的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
有学生担心人人都坐电车,人力车夫大批失业,最后流离失所,宁愿继续坐缓慢的人力车。
有富人于心不忍把人当牛马,选择改乘电车。
还有人指责大家爱坐外商运营的电车是不爱国,甚至感慨国人贪图省力、怠惰成性。
时隔百年再读这番讨论,放在今天并不陌生,当年围绕电车,大致出现四种典型想法。
第一种,为保住现有生计而抵触新技术。
害怕电车让车夫失业,便希望维持旧模式,和如今不少人担心AI抢工作,希望约束技术发展,思路十分相近。
第二种,认为机器替代重体力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文明进步。
繁重重复的活交给机器,人本不必一直从事类似人力拉车这样辛苦的工作,这个观点至今也有很多人认同。
第三种,把技术问题上升到立场评判。
本来只是讨论交通工具,最后变成道德、爱国层面的拷问。
这种讨论方式到今天依旧常见,聊技术聊产品,聊着聊着就开始追究立场。
第四种,把接纳新技术简单归为人的懒惰。
当年有人觉得坐电车是国人怠惰,现在也常有类似声音,机器分担劳动,就担心人会慢慢丧失进取心。
一代代技术革新,人类的焦虑却格外相似。 从蒸汽机、流水线、电脑,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每一次技术飞跃,都会冲击旧有的职业结构。
随之而来的,总是恐慌情绪、道德化指责,还有各种立场之争。
历史早已说明,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该不该出现。 真正关键的是,旧岗位被淘汰之后,社会能不能帮助普通人完成职业转型;技术创造的新增收益能不能普惠大众;被变革落下的群体,转型代价该如何分担。
只盯着机器会不会抢走工作,焦虑永远化解不开。
如果换个角度思考,技术带来的财富能不能惠及更多人,看待这件事的视角就完全不一样。
百年前人们焦虑电车,今天人们焦虑AI。或许很久以后,后人回看我们当下的争论,也会发现,每一代人遇见新技术,都会生出相似的不安。
世界没有因为电车到来而崩塌,自然也不会因为人工智能走向崩坏。
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 当技术一路狂奔,制度、教育与社会保障,如果跟不上前进的脚步,才是最大的隐患。
这就是那场百年前的争论,留给当代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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