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八年前她第一次逾期时，银行客服的电话像催命符一样追过来。她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四十八万，那相当于她不吃不喝六年的工资，更是儿子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开销。她记得自己把孩子哄睡后，坐在阳台上想了整整一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第二天她换了手机号。
起初的恐慌逐渐被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取代。她把通讯录里所有亲戚的名字都划掉，退出了家族群，甚至搬家时没跟任何邻居打招呼。丈夫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只说：“那些人会找上门的。”
其实没人找上门。除了每月固定在征信报告上增加的那一行逾期记录，她的生活竟意外地安稳下来。送完孩子上学后，她去菜市场挑最新鲜的鱼，和摊主为两块钱讨价还价；周末带孩子去公园放风筝，看他在草地上摔得满身泥巴还咯咯笑。她学会了在手机里只装四个APP——微信（朋友圈非好友不可见）、导航、拼多多和一个记账本。
第八年的秋天，儿子小升初考试前夜，她坐在书桌旁帮他整理错题本。忽然手机屏幕亮了，她扫了一眼——是条法院短信：案件已立案，需在规定时间内主动联系原告方。
她手一抖，削笔刀的刀片划破了指尖。血珠渗出来，落在孩子空白卷子的一角。她沉默地抽了张纸巾裹住手指，继续翻阅错题本，仿佛那道红印从未出现过。
儿子抬起头问：“妈，你手怎么了？”
“没事，削笔刀开得太快了。”她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桌上，转头笑了笑，“明早想吃什么？煎蛋还是小馄饨？”
可那一夜，她躺着没合眼。床头的电子钟跳动的每一格数字都像在数那四十八万——不对，八年复利滚下来，应该已经快七十万了。她翻了个身，丈夫的鼾声均匀得让人安心，而他至今不知道那张用于装修房子的信用卡债务究竟去了哪里。
天快亮时她终于做出决定。不是还钱——她真的拿不出。也不是继续躲——她没想到对方真会起诉。她的手指在屏幕上来回滑了半晌，最终打开了那个沉睡八年的旧微信账号。里面塞满了银行催收、律师函扫描件，还有一条来自父亲的消息：“丫头，你妈查出了脑瘤，你要是还认这个家就回来一趟。”时间是三年前。
她望着那条消息，喉咙里像堵了块湿棉花。儿子的闹钟在六点半准时炸响，她反射性地起身，像过去两千多个清晨一样，把校服递到他床头，然后把煎锅烧热，油星子在锅底噼啪作响。开庭日子是下周三。她一边磕鸡蛋，一边想：该教孩子煮面了，万一哪天她得进去待一阵子——至少他饿不着自己。窗外的梧桐叶被晨风卷着打了个旋，她终于伸手，给三年前那条消息回了个字：“明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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