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5年冬，安徽籍女作家苏雪林回到家中，面对病榻上的母亲，也面对一桩拖延多年的婚事。母亲没有再劝她读书，也没有谈论家族体面，只轻声说：“我只想在闭眼前，看见你成家。”这句话，改变了苏雪林后来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苏雪林28岁。她曾在法国求学，写文章，谈文学，也公开反对包办婚姻。早在16岁时，祖母便替她定下了张宝龄。为了争取读书机会，她甚至以死相抗，才没有被迫早早出嫁。
苏雪林并非普通意义上的闺秀。她勤奋、倔强，文思敏捷，后来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接触到新文化运动中的诸多人物。她写妇女问题，写童养媳，主张女性应当接受教育、拥有独立人格。
偏偏这样一个反对旧式婚姻的女子，最终还是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张宝龄受过西方教育，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造船系，后来从事船舶设计。两人一个长于文学，一个精于工程，婚后最初确实有过一段相对亲密的生活。苏雪林把那段时光写进散文集《绿天》，扉页上题着“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
那时的苏雪林，大概相信婚姻可以容纳两种完全不同的灵魂。
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生活细节，或许未必足以概括两人的全部关系，却很能说明性格差异。苏雪林望着月亮感叹圆满，张宝龄却回答：“再圆，也没有圆规画得圆。”一句话不长，文学家的情绪与工程师的思维，已经隔出了距离。
新婚的温情没有持续太久。张宝龄出身富裕家庭，习惯了传统家庭中的秩序；苏雪林则希望继续写作、任教，不愿把人生缩减为操持家务。两人争执的焦点，常常不是一件事本身，而是谁有权决定家庭事务。
苏雪林后来回忆，自己常拿稿费接济大姐和大嫂，每月不过一二十元，却引起张宝龄强烈不满。他认为花钱应当事先商量，她则认为那是自己的收入，帮助亲人并无过错。矛盾积少成多，婚姻中的疲惫逐渐压过了最初的亲近。
1932年，苏雪林前往武汉大学任教。她名义上仍是张宝龄的妻子，实际上两人从此长期分居，此后也没有再真正共同生活。两人的婚姻维持了36年，但能够相伴的日子，合计大约只有7年。
这段关系最复杂之处，在于苏雪林并没有马上办理离婚。她信奉天主教，教义对婚姻的约束，使她在想要摆脱关系时又迟疑不决。她可以在文章中谈女性解放，却很难彻底摆脱家庭、宗教和社会评价共同形成的压力。
这不是简单的“思想先进”或“性格固执”能够解释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往往一边争取自我，一边还要承担家族伦理与婚姻名分。苏雪林的选择，正是在这些力量拉扯之中作出的。
分开以后，她把主要精力投入写作和教学，留下了《绿天》《棘心》《蝉蜕集》《唐诗概论》等作品。她也曾长期撰文批评鲁迅，态度从早年的赞赏转为激烈反对，成为民国文坛颇受争议的人物。她的成就与争议，始终并存，不能只用“才女”二字概括。
1948年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苏雪林险些被捕。局势变化后，她辗转上海、香港、法国，后来赴台湾与姐姐相聚。迁徙使她与故土越来越远，也使那段早已中断的婚姻，变成无法回到现场的旧事。
1961年，张宝龄在北京病重。侄媳妇想拆掉他箱中的羊毛围巾，给他织毛衣，他急忙阻止：“这是你们二婶的东西，要留作纪念。”说完便流下眼泪。没过多久，张宝龄去世，苏雪林从远方得知消息。
她在回忆文字中写道，自己“叫他孤栖一生”，不能让他享受理想中的家庭幸福，“实在觉得对不住他”。这份愧疚，并不意味着她否定当年的离开，而是到了生死相隔时，才看见那场婚姻留下的另一面。
两人没有儿女。苏雪林晚年独居台湾，继续写作，生活并不贫困，精神上的孤独却难以排遣。她曾说过“何必婚姻”一类的话，言辞里有清醒，也有受伤后的自我保护。
1998年，在学生帮助下，苏雪林阔别故乡73年后回到安徽。次年，她在台湾去世，享年103岁，骨灰归葬安徽太平岭下村母亲墓旁。那段维持36年的婚姻，最终只留下7年相伴、近30年分离，以及一条被保存多年的旧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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