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35年，越南顺化城，阮朝明命帝下令修建武庙，并把春秋祭祀纳入国家礼制。负责礼仪的官员面对名册时，恐怕很难绕开一个事实：庙中供奉的18位名将，有12位来自中国。
这座武庙并不是普通民间祠堂。顺化当时是阮朝都城，国家祭祀、官员任用和文化礼制，都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武庙设在都城，实际承担着国家表彰武功、整顿军心和宣示正统的作用。
明命帝阮福晪在位期间，阮朝内部并不安稳。1833年，黎文魁在南部发动叛乱，战事持续多年，朝廷不得不调集各地兵力平定。对一个刚建立不久、地方势力复杂的王朝而言，如何让军队服从中央，如何给武将树立共同的价值标准，都是摆在朝廷面前的难题。
武庙恰好提供了一种办法。
它供奉的不只是能打仗的人，更是国家认可的“武德”典范。庙中主祀姜子牙，配享张良、孙武、管仲、司马穰苴、韩信、诸葛亮、李靖、郭子仪、李晟、岳飞和徐达，连同越南本土的六位名将，共计18人。
有意思的是，这份名单并非简单按照战功高低排列，而是把中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军事与政治人物集中在了一起。姜子牙是周代辅佐武王伐纣的重臣，代表的是以文经武、辅弼王室；张良长于谋略，孙武以兵法名世，管仲则兼有治国理政的声望。
司马穰苴、韩信和诸葛亮，分别代表军纪、统兵和谋略。唐代的李靖、郭子仪、李晟，体现的是安定边疆、平定内乱的能力。岳飞和徐达，则分别成为宋、明两代忠勇将领的象征。
因此，越南武庙选择这些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曾到过越南，更不是把中国名将原样搬进庙里，而是因为他们长期存在于东亚儒家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兵书、史书和典故，早已通过汉文教育、科举制度与官方礼制传播到越南士大夫阶层。
越南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和文言文，朝廷文书、史籍、祭祀礼仪也深受中国制度影响。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时期，南越国归入汉朝版图，此后越南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经历了多个朝代的直接管辖。938年白藤江之战后，越南逐步形成独立王朝，但与中国王朝之间仍保持册封、朝贡和文化往来。
这段历史不能简单说成“越南曾经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能反过来理解为两地文化毫无关系。越南王朝拥有自己的政治传统和民族认同，同时又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吸收了大量制度与思想资源。武庙中的中国名将，正是这种复杂历史联系留下的具体痕迹。
至于为什么没有白起，也不能轻易断言是越南朝廷专门因“杀俘”而排斥他。现存资料能够确认的是，白起没有进入这份名录；至于具体原因，缺少明命朝官方逐人说明。后世常把白起在长平之战中的残酷记载，与武庙强调的忠义、节制和护国理念联系起来，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更适合视为推测，而不是确定史实。
越南本土名将的入祀，则说明这座武庙并非单纯崇奉中国人物。陈兴道是其中最受尊崇的一位。13世纪蒙古军南下时，他组织军队抵抗，利用河网、山林和潮汐作战，多次击退元军，后来成为越南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英雄之一。
黎魁、阮有进、阮有镒、尊室会、阮文张等人，则分别代表黎朝、阮朝时期的军事功臣。他们被列入武庙，意味着朝廷试图把本国战功纳入一套统一的国家礼制：既承认中国古代兵学的地位，也突出越南自身的守土功臣。
“为什么12位是中国人”，答案不在于数量本身，而在于当时越南王朝判断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为名将。能定乱、知兵法、守君臣之义、护国安民，才是入祀的核心标准。中国名将数量较多，是因为相关历史典籍丰富、影响深远；越南名将能够进入其中，则是因为他们在本国战争与政治记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座武庙，摆放的是18个名字，背后却牵连着军制、礼制、文化传播和王朝统治。它没有把中越历史切割成互不相干的两段，也没有抹去越南自身的英雄传统，而是用一份祭祀名册，呈现出东亚古代国家之间长期交往留下的层层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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