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老家,我真被惊到了!村里好多 40 岁左右的人,早就彻底躺平
国庆节前三天,我妈打来电话说老家隔壁的张婶走了,让我务必回去一趟。张婶今年才六十二,上个月我回去看她还在院子里择韭菜,冲我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假牙,谁能想到说走就走了。
我请假买了高铁票,从省城到镇上两个钟头,再搭了个黑车往村里走。路还是那条路,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两边的白杨树高了不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黑车司机是邻村的,姓马,四十出头,一路上话不多,收音机放着评书,单田芳的嗓子沙沙地响。
进了村口我就觉出不对劲来。往常这个点,村头的大槐树下该坐满了人,下棋的下棋,纳鞋底的纳鞋底,小卖部王胖子那儿围着打牌的能闹到天黑。可今天大槐树底下空荡荡的,就两只黄狗趴那儿晒太阳,连个人影都没有。王胖子的小卖部卷帘门半拉着,门口塑料凳子倒了一地,也没人扶。
"人都上哪儿去了?"我问。
马师傅从后视镜里瞟了我一眼:"都猫家里呢。现在除了红白喜事,谁还出来晃荡。"
"猫家里干啥?"
"躺平呗。"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被烟熏黄的牙,"你是常年不回来不知道,咱村现在四十来岁这拨人,十个里头有八个不干活了。种地不挣钱,打工嫌太累,干脆在家待着,吃低保过日子。"
我愣了。躺平这词在城里听得多了,都是些年轻人在网上喊喊口号,真躺下去的没几个。可在老家,一群四十岁正当壮年的人集体躺平,这事听着就离谱。
车停在我家门口,我给了钱下了车,老马摆摆手走了。院子里静悄悄的,我妈听见动静迎出来,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看见我就笑:"回来了?路上累不累?"
"不累。"我拎着包进屋,"妈,我刚才听司机说村里好多人都不干活了?"
我妈叹了口气,接过我手里的包放到椅子上:"可不是。你桂生哥,你大强叔家的建军,还有前面李寡妇家的俩小子,都窝家里好几年了。地也不种,工也不打,天天不是刷手机就是打麻将,年轻轻的过得跟七老八十似的。"
"那他们吃什么?"
"地里那点粮食够吃,隔三差五去打点零工挣个零花钱,再不行就吃低保。"我妈压低了声音,"你桂生哥去年还办了残疾证,其实啥毛病没有,就图那几百块钱。"
我心里咯噔一下。桂生是我堂哥,比我大五岁,今年刚四十一。我小时候他带着我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后来他结了婚,媳妇是邻村的,生了个闺女,日子虽然紧巴但也过得有奔头。怎么几年不见,就躺平了?
"桂生哥在不在家?我去看看他。"
"在,肯定在。"我妈摆手,"你去了别多嘴,他家那摊子事……唉,你去了就知道了。"
桂生家住村东头,三间砖瓦房,院子不大,墙根下堆着去年没收完的玉米棒子,风吹日晒已经发了黑。院门虚掩着,我推开进去,一只芦花鸡惊叫着扑棱翅膀跑了。堂屋里传来电视的声音,放的不知道哪年的抗战剧,枪炮声轰轰的。
"桂生哥?"我喊了一声。
电视声小了,脚步声从里屋传出来。桂生掀开门帘,看见是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哟,大兄弟回来了?快进来坐。"
他比上次我见他的时候胖了一圈,脸圆了,肚子也鼓起来了,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脚上一双塑料拖鞋,整个人看起来松弛得过了头,像是被生活卸掉了所有骨头。屋里头光线昏暗,窗帘拉了一半,茶几上放着半包花生米和一瓶喝了半截的啤酒,遥控器搁在沙发扶手上。
"哥,你最近忙啥呢?"我明知故问。
他嘿嘿一笑:"忙啥?啥也不忙。躺着呗。"他指了指沙发让我坐,自己往旁边一瘫,脚翘在茶几上,"你上回回来是前年过年吧?那会儿我就这样了。"
"地不种了?"
"地让我三叔种着呢,一年给几袋子粮食,够吃。"他抓了把花生米扔嘴里嚼,"出去打工也挣不了几个钱,建筑队嫌我年纪大,厂子里要年轻人,我干过俩月保安,一天站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两千八,图啥?"
"那嫂子呢?"
桂生的表情僵了一瞬,很快又恢复了那种无所谓的样子:"离了。去年的事,她带着闺女走了,嫁到县城那边去了,听说找了个开出租的。"
我心里一沉:"闺女也带走了?"
"带走了。"他端起啤酒灌了一口,"跟着我受罪,跟着她妈好歹能在县城念书。我一个废人,养不起她们娘儿俩。"
"哥,你怎么就废人了?你才四十一!"
他把啤酒瓶撂在茶几上,发出一声闷响。"大兄弟,你是在城里头待久了,不知道咱们这儿的行情。你看咱村四十来岁的,有几个正儿八经上班的?建军在厂子里干了八年,去年厂子搬走了,他回来蹲了一年多了。李寡妇家俩小子,一个三十二一个三十四,出去打了半年工嫌累,回来跟她妈住,三张嘴吃一个人的地。去年村里搞扶贫,报上去一堆贫困户,镇上来人一看,好家伙,家家都有劳力,就是不干活。把村支书骂了一顿。"
"那你们就这么耗着?"
"耗着呗。"桂生又抓了把花生米,嚼得嘎嘣响,"反正饿不死。过年村里发点米面油,再领点低保,热天热不着冬天冻不着,凑合活着呗。"
我看着他那张胖了的脸,怎么也没法跟十几年前那个夏天里赤着膊挑两筐西瓜走十里路去镇上卖的年轻人联系起来。那时候他浑身晒得黝黑,肩膀上搭条毛巾,汗珠子从脊梁上滚下来砸在土路上,一砸一个印。他卖完西瓜回来给堂婶买了个西瓜大的收音机,堂婶逢人就显摆,说儿子有本事。
"哥,你就不想再干点啥?"
"想啥?"他眼皮都没抬,"想也没用。这两年我啥都琢磨过了,养鸡怕禽流感,养猪怕猪瘟,种大棚得先投钱,我上哪儿弄钱去?再说就算弄成了,卖不出去也是白搭。你是不知道,前年建军他爸种了三亩草莓,累死累活侍弄一冬天,开春上市的时候镇上草莓都烂市了,两块钱一斤没人要,老头子气得脑溢血住了半个月院。"
他说得云淡风轻,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可我从那层无所谓底下听出了什么,像是锅底积了厚厚一层灰,拿铲子刮也刮不干净,就是那种烧过头的颓丧。
从桂生家出来,我心里堵得慌。往村西走了一段路,碰见建军蹲在自家院墙根底下晒太阳,手里拿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他比我大两岁,以前在镇上的五金厂干车工,手上全是老茧,去年厂子关了他就再没出去过。
"建哥。"我喊他。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认出我来,咧嘴一笑:"哟,城里人回来了。"他拍了拍旁边的石头墩子,"坐会儿。"
我坐下去,石头墩子被太阳晒得发烫。建军把手里的树枝扔了,点了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阳光里散开,青蓝色的。"你刚才从桂生那儿过来?"
"嗯。他变化挺大。"
"胖了是吧?"建军吐了口烟,"胖了二十多斤。躺平了可不就胖么,吃了睡睡了吃,跟养猪似的。"
"你就一点不着急?"
"急有啥用?"他把烟屁股摁灭在鞋底上,"我闺女上初中了,她妈在镇上给人家看店,一个月两千五,日子紧巴着过呢。我倒是想出去挣钱,可你看看现在哪个厂子还要咱这样的?都是年轻人,十八九二十出头的,手脚麻利脑子快,咱去了就是占个坑,工头还嫌咱笨。"
"出去干点别的呢?送外卖跑快递,城里多少人干这个?"
建军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嘲弄又像是无奈。"大兄弟,你说的那是城里。咱这村离镇上十五里,离县城四十里,我骑个电动车到镇上得半小时,到县城一个钟头。送一单外卖挣三块,来回油钱得多少?一天跑个十单二十单,挣的钱还不够电动车换电池的。"
我哑口无言。他说得有道理,城里人看问题是城里的尺子,到了乡下全不合身。
"那总不能一辈子就这么着吧?"
"一辈子?"建军又点了一根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谁知道一辈子多长。我二叔五十五走的,肺癌,抽了一辈子烟。我爹今年六十三了,一身病,我说难听点,能活几年都说不准。咱这一辈人能活到六十就算烧高香了,我现在四十出头,还能躺个二十年,挺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翘着的,像是在笑,可那笑没到眼睛里,底下一层冷冷的灰。
我待不下去了,站起来说家里还有事,转身走了。建军的笑声从背后传过来,干巴巴的,像树叶子在地上被风刮着走的声音。
回到家,我妈已经张罗了一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红烧排骨、蒜蓉青菜、凉拌黄瓜,中间还摆了一盘炸知了猴。我爸坐在桌边,开了瓶本地的白酒,看见我进来招手让我坐。
"见着你桂生哥了?"我爸给我倒了一盅酒。
"见了。"我坐下端起酒盅抿了一口,辣得嗓子眼发烫,"爸,他们怎么都这样了?以前不都挺能干的吗?"
我爸夹了块排骨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半天没说话。我妈在厨房里应声:"能干有啥用?种地不挣钱,出去打工又没地方去,慢慢地心气儿就磨没了。你以为他们想躺着?谁不想把日子过好,可实在是没路走。"
"那村支书不管?"
"管啥?"我爸终于开口了,"村支书自己家俩儿子也在家躺着呢。去年镇上下任务,让村里搞产业扶贫,村支书跑来跑去跑了半年,招商的来了好几拨,一看咱这破地方,路窄没水源连网都不稳当,屁股没坐热就走了。你让村支书怎么办?他把自个儿的棺材本拿出来给大伙儿发工资?"
我端着酒盅没说话。酒在杯子里晃荡,映着窗外的光,浑浊的一小汪。
"上个月镇上来了个年轻人,挂职的,说要搞什么'乡村振兴',开了三天会,最后走了。"我爸夹了口菜,"走的时候跟村支书说了一句话,说'老书记,你们这儿的问题是人,不是钱。人不站起来,给多少钱都没用。'"
"那年轻人说得对。"我说。
"对是对,"我爸放下筷子,叹了口气,"可怎么让人站起来?你说说。桂生他爹瘫了六年,前年走的,为治病欠了七八万外债。桂生媳妇跟他离婚带走了闺女,他一个人守着那三间破房。建军倒是爹妈都在,可他爹有肺气肿,一个月药钱好几百,闺女上学的钱还得靠媳妇在镇上挣。你说他们拿什么站起来?拿劲儿?劲儿早使完了。"
我低头扒饭,米饭粒在嘴里嚼了半天咽不下去。窗外天渐渐暗了,隔壁院里传来电视的声音,又是抗战剧,枪炮声没完没了。以前这时候,村里该热闹起来了,谁家做饭的香味飘出来,狗叫声小孩的喊声混在一起,烟火气能把天都熏暖了。可现在静得厉害,偶尔有辆电动车突突地驶过去,然后又归于沉静。
第二天是张婶的出殡日。我跟着我爸去帮忙,村里大半的人都来了。张婶寡居多年,就一个儿子在外省打工,赶回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但没怎么哭,忙前忙后招呼来吊唁的乡亲。桂生也来了,换了件黑衬衫,肚子还是鼓着,但人看着精神些。建军跟在他后头,俩人蹲在墙角抽烟,偶尔交头接耳说两句。
中午吃了流水席,豆腐粉条大锅菜,馒头管够。桂生跟我坐在一张桌上,旁边还有李寡妇家俩小子,大的叫李强,小的叫李壮,名字起得硬邦邦的,人却软塌塌的,缩着肩膀低头扒饭,一句话没有。
"你啥时候走?"桂生啃着馒头问我。
"明天下午的票。"
"行,今晚上上我那儿喝点。"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那儿还有瓶好酒,过年时候别人送的,没舍得喝。"
晚上我拎了袋水果去桂生家,他已经把小方桌搬到了院子里,桌上摆着那瓶酒和几个凉菜,花生米、猪头肉、拍黄瓜,还有一盘切好的酱牛肉。月光挺亮,照得院子里白晃晃的,那堆发黑的玉米棒子堆在墙角,影子拖得老长。
桂生给我倒了一杯酒,琥珀色的,闻着挺香。"好酒,"他说,"贵州来的,我一个战友寄的,他在那边做工程。"
"你还有战友?"
"当了三年兵你忘了?"桂生笑了,"九八年入伍,零一年退伍。回来以后种了十年地打了十年工,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
我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酒入喉咙,绵软醇厚,确实是好酒。桂生又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满上,一口气喝了半杯。
"大兄弟,"他放下杯子,拿筷子夹了片酱牛肉放进嘴里嚼,"你在城里干得咋样?"
"还行,饿不死。"
"那就行。"他点点头,"咱家这一辈就你出息了。上了大学,在省城安了家,你爸妈跟着你脸上有光。"
"哥,你当年成绩比我还好。"我说,"初三的时候你年年考第一,后来怎么没读高中?"
桂生沉默了一会儿,又喝了口酒。"家里穷呗。我爹那会儿就瘫了,我娘一个人撑着,我要是再读书,她得累死。那时候想着早点干活挣钱,等挣了钱再学个手艺啥的,日子总能过起来。谁知道后来日子越过越窄,窄到最后就剩一条缝了。"
他比划了一下拇指和食指,缝小得几乎看不见。
"可你才四十出头。"
"四十出头怎么了?四十出头就该拼命?"桂生的声音大了点,"我拼了多少年你问问,二十岁开始干,种地、搬砖、跑运输、看工地、当保安,啥苦活累活没干过?干了二十年攒下什么了?三间漏雨的破房,一屁股债,老婆没了闺女也没了。我说句不好听的,再干二十年又怎样?六十岁了一身病,连躺都躺不舒坦了。"
他端起酒盅一饮而尽,喉结上下滚了滚。月光照着他的侧脸,眼角的皱纹又深又密,跟他这个年纪不太相称。
"我不是不想站起来。"他的声音低下去,带着点呜咽似的尾音,"我是站不动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早上醒过来,觉得浑身灌了铅,翻个身都费劲。心里头空落落的,啥想法都没有,就想那么躺着,一直躺着,躺到地老天荒。"
我没说话,给他又倒了一杯酒。墙角的蛐蛐吱吱地叫,月亮爬高了,把院里的影子拉得更长。
"有时候我也嫌自己,"桂生晃着杯子里的酒,"一躺躺一天,手机刷来刷去也不知道看啥,就是不想动。建军上个月拉我去镇上找工作,去了劳务市场,人家一看我身份证就说超龄了,三十五岁以下,我连门槛都够不着。建军气得踹了墙一脚,我倒是没啥感觉,习惯了。"
"那以后呢?"
"以后?"他把酒喝了,杯子搁在桌上转圈,"可能就这么着了吧。等闺女大了,兴许能想起她还有个爹,回来看我一眼。我爹留给我三间房,我留给我闺女,也算没白活一场。"
那晚上我俩喝了多半瓶酒,桂生后来有点醉了,说话舌头打结,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对不住闺女,对不住媳妇,对不住我爹。我扶他进屋躺下,给他盖了条薄毯,他翻了个身,胖胖的背影在黑暗里蜷着,像只失了群的老兽。
我关好院门往回走,月亮已经偏西了。村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咯吱咯吱踩在碎石子路上。路过李寡妇家门口的时候,听见里头有说话声,隔着墙听不真切,好像是她俩儿子在吵什么。然后是摔东西的动静,闷闷地一响,接着又安静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张婶家还礼,在门口碰见了李强。他蹲在墙根抽烟,看见我点了下头。我才注意到他手腕上有道新伤,结了痂,红红的一道。
"咋弄的?"我指了指。
他低头看了一眼,把手缩回袖子里:"不小心划的。"
我没追问,但他自己又说开了:"昨晚跟我弟打了一架。他要把家里那台旧电视卖了换钱打牌,我不让。他骂我窝囊废,我说他败家子,然后就动手了。"
"电视卖了多少钱?"
"百八十的管啥用?输一把就没了。"李强把烟掐灭了,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墙皮,"我就是气不过。你说咱哥儿俩三十多的人了,活得跟蛆似的,我弟还整天打牌喝酒,我妈六十多了还得下地干活。我有时候半夜醒了想这些事,恨不得把自己掐死算了。"
他说话的时候盯着地面,声音平平的,没什么起伏,跟说别人的事一样。
"那你没想过出去干点啥?"
"想。"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上个月我去县城一个快递站应聘,人家要我,干了一个礼拜不干了。为啥?一天派两百多件,爬楼梯跑小区,腿都跑断了,一个月三千。我在家躺着啥也不干,低保加地里粮食,一个月也差不多这个数。你告诉我,我图啥?"
我张了张嘴,发现反驳不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了,回去做饭。我妈该饿了。"
看着他的背影拐进院门,我站在原地发了会儿呆。太阳升到头顶了,十月的阳光还是有点毒,晒得脖子发烫。村口那棵大槐树底下终于有了人,两个老头在下棋,旁边蹲了只黄狗,伸着舌头哈气。王胖子的小卖部开了半扇门,他坐在柜台后面打瞌睡,一台旧电扇嗡嗡地转着,吹不动黏稠的空气。
我妈在门口喊我吃饭。下午的火车,她给我包了满满一兜子煮好的花生和红薯,非让我带着。我爸送我到村口等车,一路上抽了两根烟,临了才说了句:"儿啊,你在城里好好干,不用惦记家里。你妈跟我好着呢。"
"爸,桂生哥他们……真就没法子了?"
我爸沉默了很久,最后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法子是人想的。可有时候,人得先缓过来,才能想法子。他们都累太久了,歇几年也正常。你别看他们现在躺着,谁知道哪天缓过劲儿来又站起来了?人这一辈子长着呢,起起落落很正常。"
黑车来了,还是老马。我上车回头看,我爸站在村口那棵槐树底下朝我摆手,风把他灰白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像是被生活翻乱的书页。
回程的路上,老马破天荒话多了起来。他说他以前也在外头打工,干了十几年,去年腰伤了才回来跑黑车。"累是累,但好歹是自己给自己干。"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你那几个亲戚的事我听说过。要我说啊,他们缺的不是力气,是条路。你在城里认识的人多,有门路的话拉他们一把。"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路两边的白杨树刷刷往后倒,阳光从叶子缝隙里漏下来,碎金一样洒在车窗上。我想起桂生昨晚说的那句"站不动了",又想起李强说的"恨不得把自己掐死",还有建军蹲在墙根下划拉的那根树枝,在地上画出的歪歪扭扭的线条。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报纸上"躺平族"三个字就能概括的符号。他们躺下的原因千差万别,但躺下之后的滋味大致相同:白天昏沉,晚上清醒,手机刷到深夜不知道在等什么,第二天睁开眼又重复同样的一天。
火车上人不多,我靠窗坐着,看外面田野往后跑。玉米都收完了,地光秃秃的,偶尔有几块大棚反着光,白花花一片。我想起小时候跟桂生在地里拾麦穗,他走得快,篮子里总是满的,我追在他后面喊等等我。他回头笑,黑亮的脸上全是汗,眼睛里有太阳光。
那年的桂生多好啊,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要是那会儿有人告诉他,二十年后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躺在床上不想起,连闺女都跟了别人,他大概会一拳抡过去骂人家放屁。
但生活就是这么放的屁,熏得人睁不开眼。
列车进隧道的时候,我在玻璃上看见自己的脸,恍惚间觉得眼角也有了皱纹。四十岁离我也不远了。我在城里的日子看着光鲜,可谁又知道哪天单位裁员会不会轮到我?房贷车贷压着,孩子的学费一年比一年高,我妈来电话总说身体还行但我知道她膝盖疼得整夜睡不着。我比桂生强在哪儿?强在运气好,赶上了最后那班进城的车。
隧道过了,光猛地涌进来,晃得人眼睛发酸。我把花生袋子打开,剥了一颗扔嘴里,煮花生的咸香漫开来,是我妈的手艺,小时候的味道。
到省城下了车,手机响了,是桂生发来的微信,只有一个字:到了说一声。我回了个嗯,又加了一句:哥,有事给我打电话。
他回了个OK的表情,然后没了动静。
我揣起手机往出站口走,人流涌过来又散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我想起我爸那句话——人这一辈子长着呢,起起落落很正常。
也许桂生他们是真的累了,累到连喘息都要攒好久的力气。也许某一天,某件事,某个人,会让他们从那个躺平的姿势里撑起来,拍掉身上的土,重新迈出一步。
也许不会。
但不管是哪一种,生活都不会在原地等。槐树叶子落了明年还会长,河水干了雨季还会满,人躺久了,骨头也会发痒。他们在等一个站起来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可能比什么乡村振兴产业扶贫都要简单——可能就是闺女打来的一个电话,可能就是邻居路过时递过来的一根烟,可能就是某个清晨醒来发现今天天气不错,想去地里转转。
火车继续往前开着,载着一车疲惫的人和他们的故事,穿过平原穿过隧道穿过一个又一个明天。我在座位上合上眼睛,听见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一下,又一下,像是生活本身的节奏,快不起来也慢不下去,就那么一直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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