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飞机还在爬升,机身颠得厉害。
我攥紧座椅扶手,指甲盖泛了白。空乘小姐经过我身边时突然蹲下来,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阿姨,您要是不舒服,就大声说,装得像一点。”
我愣住了。
她朝我儿子背影的方向扫了一眼,又补了一句:“这趟航班,您不能上去。”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转头看向过道另一侧正在帮我掖毯子的儿子周明远,他刚过完三十九岁生日,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头发。
他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和二十年前他第一次考了双百分时一模一样。
我忽然就不敢往下想了。
第1章 登机口的风
“妈,你脸色咋这么白?”
周明远把登机牌塞进我手里,又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他的手指冰凉冰凉的,上面还沾着机场洗手间里那种柠檬味洗手液的味道。
“没事,就是头一回坐飞机,有点心慌。”我攥着登机牌,指腹能摸到票面上凸起的条形码。
“你年轻的时候不也坐过吗?从老家来广州,绿皮火车,硬座,二十六个小时。”他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那会儿你比现在胆子大。”
“那能一样吗?火车在地上跑,飞机在天上飞,万一掉下来,连个全尸都没有。”
“呸呸呸,大清早的别说这种话。”他朝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又转头去拿我的随身包,“妈,你那个降压药放哪了?再吃一颗,一会儿过安检的时候省得麻烦。”
我指了指包外侧的小口袋。
他拉开拉链,掏出那个已经被磨得发亮的药瓶,倒了一颗白色药片递给我,又拧开矿泉水瓶盖子,试了试水温,才送到我手边。
“温水,不凉。”
我接过水,把药片吞下去。水确实不凉,温温的,像极了广州十一月的天气,不冷不热,刚刚好。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说不出为什么。
周明远是从上周五突然回来的。他在深圳上班,做外贸,一年到头忙得脚不沾地,上次回来还是去年中秋。那天他提了两盒月饼,在我那儿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说是要赶回公司开会。
这次不一样。他提前三天给我打电话,说想带我去国外走走,去泰国,机票都订好了,曼谷,往返七天。
“妈,你操劳了一辈子,也该享享福了。”电话里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熬了夜。
我第一反应是拒绝。我这一辈子,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丈夫周建国走得早,我一个人把明远拉扯大,后来又给他带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出国旅游这种事,我想都没想过。
“去啥去,花那个冤枉钱。你攒着给乐乐报个辅导班不好吗?”
“乐乐有他爸妈管着,您就甭操心了。妈,您今年都六十二了,再不去,以后走不动了怎么办?”
我六十二了。
这个数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像一把小锤子敲在我心口上。
是啊,我都六十二了。周建国走那年,我才四十三岁,一转眼,快二十年了。
“那……去几天?”
“七天,全包,机票酒店我都订好了。你啥都不用带,带两身换洗衣服就行。”
“泰国……热不热啊?”
“热,三十多度呢。不过酒店有空调,商场也有空调,热不着您。”
“那……我这衣服……”
“到那边买新的。妈,您就别磨叽了,我都安排好了。”
他很少这么坚持。从小到大,他都是个听话的孩子,唯一一次不听我的话,是报志愿的时候非要去深圳上大学。那次我跟他吵了一架,后来还是我输了。
所以这次,我也没硬拗。想着反正他出钱,他想尽孝,我总不能拂了他的心意。
可我这心里头,总是七上八下的。
“周明远。”
我忽然叫了他一声全名。
他正低头看手机,手指飞快地敲着屏幕,像是在回消息。听到我叫他,他明显愣了一下,抬起头来,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怎么了妈?”
“你老实跟妈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能出什么事?”他笑了,把手机屏幕按灭,装进裤兜里,“就是想让您出来散散心。您看您,在家天天惦记这个惦记那个,头发都白完了。”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我躲了一下。
他的手停在半空中,有点尴尬地收回去。
“妈,真没事。您别多想。”
广播里开始播报登机信息了,曼谷航空,FD531,登机口A23。
周明远站起来,拎着我的随身包,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走吧妈,该登机了。”
我跟在他身后,一步一步往登机口走。我的腿脚不算利索,前年摔过一跤,左边膝盖落了毛病,走路多了就疼。他放慢了步子,走两步就回头等我一下。
这个细节让我的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他是我儿子。天底下哪有儿子会害自己的亲妈?
登机口前排了长长的队伍。周明远让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着,他去排队。我看着他站在队伍里,时不时低头看看手机,眉头皱着,嘴唇抿得紧紧的。
他小时候做不出数学题就是这副表情。
排到他的时候,地勤人员看了看他的登机牌,又抬头看了看我,说了句什么。周明远朝我招了招手,我赶紧站起来走过去。
“我妈腿脚不太好,能先让我们进去吗?”他问。
地勤人员点了点头,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们沿着廊桥往飞机走。廊桥里闷热闷热的,像被太阳烤了一整天。我走得慢,周明远就伸手搀着我的胳膊,嘴里小声说着“慢点慢点”。
我的心里又暖了一下。
这分明就是我儿子,体贴,细心,知道心疼人。
“周先生。”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我和周明远同时回头。一个穿着蓝色制服、扎着马尾辫的空乘小姐快步走过来,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周先生您好,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姓林。您之前打电话说过您母亲腿脚不便,需要特殊照顾,我们这边已经帮您安排好了。这位就是阿姨吧?”
“对,麻烦你们了。”周明远点了点头。
“阿姨您好,您叫我小林就行。您看这样好不好,登机之后我帮您调到前面宽敞一点的座位,离卫生间也近,方便您活动。”
“谢谢,谢谢。”我连说了两声谢谢。
小林空乘笑了一下,又对周明远说:“周先生,您的座位在公务舱,和阿姨不在一起。不过没关系,我就在后舱服务,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好,麻烦你了。”
周明远的表情很自然,但我注意到,他的左手插在裤兜里,指尖在微微发抖。
我认识这个动作。他小时候撒谎的时候就是这样,手在口袋里攥成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他到底瞒了我什么?
登机后,小林空乘果然把我带到了一个靠前的位置,靠过道,左边就是卫生间。我的座位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戴着耳机,闭着眼睛,像是在睡觉。
我坐下来,系好安全带,抬头看向前方。公务舱在机舱最前面,隔着一道帘子,我看不到周明远。
“阿姨,您喝点什么?”小林空乘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
“白水就行,谢谢。”
她递给我一个纸杯,水温温的。我接过来喝了一小口。
飞机开始滑行,机身轻微震动,机舱里的灯暗了下来。我闭上眼睛,心里默默念着:没事没事,很快就到了。
“阿姨。”
耳边又传来那个压低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小林空乘蹲在过道上,脸离我很近。她的表情很严肃,和刚才那种职业性的微笑完全两样。
“您听我说,一会儿飞机爬升的时候,您就大声喊,说您头晕、心慌、喘不上气,装得像一点。”
我愣住了。
“这趟航班,您不能上去。”
她朝前面公务舱的方向扫了一眼,又补了一句:“具体的我没办法跟您解释太多,但是请您相信我,我是为您好。”
她站起来,端着托盘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愣在座位上,手心里的纸杯已经被我捏变形了。
飞机开始加速,引擎发出震耳的轰鸣声,机身剧烈颠簸,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
我转头看向那道遮住公务舱的帘子。
周明远在那后面。
我儿子在那后面。
我的亲儿子。
我忽然就不敢往下想了。
第2章 水井边的女人
我叫陈桂芳,一九六三年生人,属兔。
我老家在粤北山区,一个叫枫树坳的地方。那里山多地少,一条黄泥路通到镇子上,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我十六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周建国。他是隔壁村的,比我大四岁,在镇上的砖窑厂做工,人老实,干活不惜力气。
我娘说,桂芳啊,嫁给他吧,这人靠得住。
我就嫁了。
那时候结婚简单得很,没有彩礼,没有戒指,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我穿着一件红格子褂子,梳了两条辫子,提着一个包袱进了周家的门。周建国的爹娘都已经不在了,家里就他一个,两间土坯房,一张木床,一个灶台,连个吃饭的桌子都没有。
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周建国搓着手说:“桂芳,对不住,委屈你了。”
我抹了一把眼睛,说:“没啥委屈的,有手有脚,慢慢挣呗。”
这一慢慢挣,就是二十多年。
周建国在砖窑厂干了八年,后来厂子倒闭了,他就去广州的建筑工地打工。一开始是当小工,搬砖和水泥,一天十二个小时,挣不了几个钱。后来学了个手艺,做了瓦工,工钱涨了一点,但也是风里来雨里去,吃住在工地附近的铁皮房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
我在家里种田、养猪、砍柴、挑水,什么都干。明远出生以后,家里多了张嘴,日子过得更紧了。我坐完月子第三天就下地干活了,把孩子放在田埂边的竹筐里,一边插秧一边哼歌哄他。那时候年轻,不觉得苦,只觉得日子有奔头。
明远三岁那年发高烧,烧到四十度。我半夜背着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的卫生院,路上摔了两跤,膝盖磕破了,到卫生院的时候血和泥都糊在一起,护士给我擦药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疼。
医生说明远是急性肺炎,再晚一点就危险了。我抱着他在卫生院的长椅上坐了一夜,眼睛一刻都没合。第二天早上他退烧了,睁开眼叫了我一声“妈”,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条命是值得的。
明远从小成绩就好,老师说他脑子灵光,是块读书的料。我不懂什么叫读书的料,我只知道,只要他能读,我砸锅卖铁也供他。
他上初中那年,周建国在工地上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后脑勺磕在钢管上,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喂猪。电话是周建国的工友打来的,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我只听清了“摔了”“医院”“不行了”几个字,其他的都像隔着水听不清楚。
我放下电话,把猪食倒进槽里,又去地里拔了一篮子青菜。天黑了,我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处的山影,脑子里空空的,像被掏空了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广州的班车。
周建国的遗物很少,一个蛇皮袋装完了:两套换洗衣服,一双解放鞋,一个塑料水杯,还有一千多块钱的工钱,是工头结的。
我把钱收好,给周建国办了个简单的后事。火化那天,明远从学校请假过来,站在我旁边,一句话都没说。我摸着他的头,说:“你爹走了,以后就咱娘俩了。”
他点了点头,咬着嘴唇,眼睛里一点泪都没有。
我知道他忍着的。
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的天台上坐了很久。广州的夜一点都不黑,到处亮堂堂的,可我心里像灌了铅一样,沉得喘不过气来。
四十三岁,没了丈夫,儿子才十三岁。
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只知道,我不能倒下。我倒了,明远就完了。
周建国走后,我带着明远回了老家。我不能去工地打工了,因为他要上学,我得在家看着他。我种地、养猪、喂鸡、给别人家帮工,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我还在村口的小卖部赊过一个账本,到月底拿鸡蛋去抵账。
明远很争气,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又考上了深圳的大学。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高兴得哭了。那天晚上,我煮了两个鸡蛋,一个给他,一个给我自己。我剥开鸡蛋,咬了一口,眼泪滴在蛋黄上,咸咸的。
“妈,你放心,我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这是他离开老家去深圳上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信了。
这一信,就是二十年。
明远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深圳,进了一家外贸公司。他从基层做起,跑业务、跟单、报关,什么都干。刚开始那几年工资低,他自己都紧巴巴的,每个月还给我寄五百块钱。我让他留着花,他说他有,让我别操心。
后来他的情况慢慢好了,升了职,加了薪,找了女朋友,又结了婚。他媳妇叫陈小燕,是江西人,在深圳做财务。两人是同事介绍认识的,处了两年就领了证。
小燕人不错,就是有点娇气,城里长大的孩子,没受过什么苦。她生了乐乐以后,我去深圳帮她带孩子。那是我第一次在明远家长期住。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做早饭、送乐乐上学、买菜、做午饭、接乐乐放学、做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小燕下班回来就往沙发上一躺,脚跷在茶几上刷手机。明远经常加班,回来得晚,有时候半夜十二点才到家。
我从来不说什么。这是我儿子的家,我孙子,我不带谁带。
可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看着客厅里我一个人收好的玩具、叠好的衣服,我会突然想起枫树坳那个土坯房。想起周建国。想起他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的样子。
然后我会站一会儿,发一会儿呆,再回房间睡觉。
我在明远家住了五年。从乐乐上幼儿园到上小学三年级。后来小燕说,孩子大了,不用老人带了,让我回老家享清福。
明远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第二天,我收拾好东西,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离开那天早上,我给乐乐煎了一个鸡蛋。乐乐说:“奶奶,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说:“等你放暑假了,奶奶来接你。”
小燕在卧室里没出来。
明远送我到车站,帮我拎着行李箱。他的嘴动了好几次,最终只说了一句:“妈,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打电话。”
我嗯了一声。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到他站在月台上,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没了。
我收回目光,看着车窗里自己的脸。
老了。真的老了。
回到老家后,我住在镇上的安置房里。老家的土坯房早就在前几年的山体滑坡里塌了,政府补贴了一部分钱,明远又添了一点,在镇上买了个小两居。我一个人住,白天去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打打牌,晚上看看电视,日子过得平静。
平静得像是等死。
我没跟明远说过这些。他忙,我知道。小燕对我有意见,我也知道。我都这个岁数了,不图什么,就图他们一家平平安安的。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突然说要带我去泰国旅游。
更没想到,登机的时候,那个空乘小姐会对我说那句话。
“这趟航班,您不能上去。”
为什么?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飞机还在爬升,我握着纸杯的手心里全是汗。我转过头,目光越过过道,试图看清那道帘子后面的情景。
看不清。
只有隐隐约约的人影晃动着。
我深吸了一口气。不管是怎么回事,我得问清楚。
我解开安全带,撑着座椅扶手站起来。旁边的年轻姑娘还在睡觉,耳机里的音乐声大得能漏出来。
我一步一步朝公务舱的方向走。飞机还在颠簸,我走不稳,一只手扶着两边的椅背。有乘客抬头看我,目光里带着不解。
走到帘子前面的时候,一只手臂拦住了我的路。
小林空乘站在我面前,脸上还是那副职业性的微笑,但眼神里多了一丝焦急。
“阿姨,请您先回到座位上,飞机正在爬升,不安全。”
“我要见我儿子。”我说。
“周先生现在不方便,您先……”
“我要见我儿子。”
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比想象中平静。
小林空乘抿了抿嘴,刚要开口,那道帘子突然被拉开了。
周明远站在那头。
他的脸色比我刚才见到的还要白,嘴唇几乎没有血色。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隔着一道帘子的距离。
“妈,”他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座位坐好。”
“明远,”我盯着他的眼睛,“你跟妈说实话,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没有说话。
机舱里的广播突然响了,一个女声用中英双语播报着什么,我没听清。我只看到周明远的手在抖,我看到他攥着帘子的手指关节发白。
然后,他朝我走过来,扶住了我的胳膊。
“妈,你先回去坐着。到了曼谷,我什么都告诉你。”
他的声音在发抖。
我抬头看着他。他比我高出一个半头,我得仰着脸才能看清他的表情。
那张脸上,没有我熟悉的从容和沉稳。
只有恐惧。
深深的,努力遮掩但遮不住的恐惧。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周明远上一次露出这种表情,是他十五岁那年,我从学校回来,发现他一个人躲在屋里,用被子蒙着头,浑身发抖。
那天他第一次逃课。
而我后来才知道,他逃课的原因是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堵在厕所里,逼着他交“保护费”。
那天晚上,我搂着他说:“别怕,有妈在。天塌下来,妈给你顶着。”
现在,轮到他怕了。
而我,还顶得动吗?
第3章 曼谷的雨
飞机落地的时候,我的耳朵疼得厉害。
像有根针从耳膜里往外戳,所有的声音都变得又远又闷。我张大了嘴,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林空乘教我的,说是能缓解气压变化。
好了一点。
她递给我一粒口香糖,让我嚼。
“阿姨,您感觉怎么样?”她蹲在我座位旁边,一边问一边用余光扫着帘子那边的动静。
“还行。”我低声说,“刚才谢谢你了。”
“不用谢我。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她顿了一下,“阿姨,您……真的没事吗?”
“现在没事了。”
“到了曼谷以后,您要是不想跟周先生走,可以留在机场,这里有工作人员可以帮您。”
我看着她。
她看着我。
“小林,”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上这趟飞机?”
她犹豫了一下,咬了咬嘴唇。
“阿姨,我在登机之前看到一些东西。但我不确定,所以不敢乱说。我只能提醒您,注意安全。如果到了曼谷之后,您觉得不对劲,可以联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电话是……”
她报了一串数字,我记不住。
“你直接打我手机吧。”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纸,写了一行数字塞到我手里,“到了曼谷如果有事,打这个电话。这是我个人的手机号,二十四小时开机。”
我把那张纸条捏在手心里,捏得紧紧的。
“为什么帮我?”我问。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有点像苦笑。
“因为我也希望,如果我娘出门在外遇到难处,能有人帮她一把。”
她站起来,开始忙着准备降落后的工作了。
我把那张纸条塞进了内衣口袋。贴着心口的位置。
飞机停稳后,乘客们开始往下走。周明远从公务舱出来,走到我旁边,拎起我的随身包,扶着我站起来。
“妈,感觉还行吗?累不累?”
“不累。”
“那走吧。我约了车,到酒店先休息一下。”
他走在我前面,步子很慢,像是故意在等我。可我从后面看他的肩膀,一直紧绷着,像背着什么重东西。
廊桥走完,进了曼谷机场的大厅。空调开得很足,冷气从头灌下来,我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机场很大,亮堂堂的,指示牌上写着弯弯扭扭的泰文,像一串串蚯蚓。
我跟在周明远后面,穿过人群,走过长长的通道,到了入境大厅。排队过关的人很多,队伍排了十几米长。周明远站在我旁边,时不时看看手机,又看看前面的队伍,眉头皱得紧紧的。
“明远。”我叫他。
“嗯?”
“你现在能说了吗?到底什么事?”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很多东西,疲惫、犹豫、恐惧,还有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的。
“妈,到酒店再说行吗?这里人多。”
“行。”
过关之后,他带着我出了机场大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闷热潮湿,像被人用热毛巾捂住了脸。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又低又厚,像是要下雨。
一辆黑色的轿车在路边等我们。司机是个泰国人,皮肤黑黑的,笑得很憨厚。周明远用英语跟他说了几句,然后帮我拉开后座车门。
“妈,上去吧。”
车上开了空调,座椅是皮质的,软和得很。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景色飞快地往后退。曼谷的街道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到处都是摩托车,突突突地穿来穿去,街边的招牌上写着各种各样的字,我一个字也不认识。
像去了另一个世界。
周明远坐在副驾驶座上,一直没说话。他的后脑勺对着我,头发里夹着几根白的,在阳光下特别明显。
我忽然想起来,他是在我回老家之后,才开始长白头发的。
车开了大概四十多分钟,拐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子很窄,两边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墙面上爬着青苔和电线。车在一栋四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到酒店了。”周明远说。
我抬头看了看那栋楼。灰扑扑的外墙,铁栏杆锈迹斑斑,门口挂着一个褪色的招牌,上面写着英文,我看不懂。
“这是酒店?”我问。
“嗯,民宿。我朋友推荐的,离市中心近,方便。”
我下了车,跟着他进去。前台是一个年轻女孩,用泰语跟周明远交流了一阵,然后给了他一把钥匙。周明远又额外付了一笔钱,具体多少我没看清。
房间在三楼,没有电梯,楼梯又窄又陡。我扶着扶手,一步一挪地往上爬。周明远跟在我身后,一只手虚虚地护着我。
房间不大,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台老式空调,嗡嗡嗡地响。窗帘拉着,光线很暗,只有床头灯亮着,照出一小片昏黄的光。
周明远把行李放下,走到窗户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朝外面看了看。
“明远。”
他没有回应。
“周明远!”
他的身子僵了一下,缓缓转过身来。
“妈。”
“现在没有外人了。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走到床边坐下,低着头,双手交叉搭在膝盖上。他的肩膀塌了下来,像扛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扛不住了。
“妈,我摊上事了。”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但面上还维持着平静。我走到他旁边坐下,床垫陷了一下。
“什么事?你说,妈听着。”
“我……我欠了别人钱,很多钱。公司出问题了,资金链断了,我把房子和车都抵了,还不够。”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从小到大优秀得让我骄傲的儿子,这个村里人一提起来就竖大拇指的周明远。
“欠了多少?”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十万?”
他摇了摇头。
“一百万?”
他又摇了摇头。
“难道是一千万?”
他的头垂得更低了,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差不多。”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眼前发黑。
一千万。
我这一辈子,别说一千万,十万块钱都没见过。周建国死的时候,工头结的那一千多块钱,我数了三遍才敢收进兜里。
“你……你做什么了?怎么会欠这么多?”
“公司之前接了一个大单,利润很高,但前期需要垫资。我把房子抵押了,又从外面借了一部分。结果客户那边出了问题,货发不出去,款收不回来。债主天天上门堵我,我实在没办法了。”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可我知道,他越是这样,心里越苦。
“小燕知道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
“她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脑子里又嗡了一下。
离婚。
乐乐才十岁。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她带着乐乐回江西老家了。她说她受够了,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沉默了。
我不怪小燕。谁愿意过这种日子呢?她带着孩子,又年轻,不能绑在明远身上一起沉下去。
“那你带我来泰国,是为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又朝外面看了看。
“妈,我在这边认识一个人,他答应帮我。但前提是……”
他顿住了。
“是什么?”
“他人在美国,我联系不上。所以我把你接过来,先在这里住着。等事情解决了,我再来接你。”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看向窗外,没有看我。
“明远,”我的声音很慢,很稳,像在叫他小时候的名字,“你看着妈,跟我说实话。”
他转过头来。他哭了。
那个从我肚子里出来,活了三十九年的男人,站在曼谷那间昏暗潮湿的民宿房间里,对着他的母亲,哭了。
“妈,我撑不住了。”
他说。
然后他蹲了下去,把脸埋进手掌里。
我站起来,走到他旁边,伸出一只手,放在他头上。
他的头发又硬又糙,像极了他爹年轻时候的样子。
窗外的天突然下起了雨,雨水砸在窗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像放鞭炮。
曼谷的雨。
来得真不是时候。
第4章 枫树坳
我十四岁那年,村里来了个算命的。
瞎子,姓刘,手里拄着一根竹竿,敲敲打打地走了十几里山路。村里人围着他,让他给各家各户算命。我娘也拉我去算。
刘瞎子掰着我的手指头摸了一会儿,又摸了摸我的脸,然后叹了口气。
“这闺女命硬。”
我娘的脸刷地白了:“咋个硬法?”
“克夫。第一个男人活不过五十。”
我娘啐了他一口,拉着我走了。可那句话像根刺一样扎进了我心里,拔不出来。
后来我嫁给周建国,跟他说了这事。
周建国笑得前仰后合:“一个瞎子胡说八道,你也信?你放心,我命比石头还硬,看咱俩谁先送走谁。”
他走那年,四十九岁。
还差三个月就五十了。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没信那瞎子的话,周建国是不是就能躲过去。可这世上没有如果。命这东西,不信不行,信了又有什么用?
周建国的骨灰就葬在枫树坳后山的坡上。我回老家以后,每个月都去看他一趟。从镇上走过去大概四十分钟,我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他爱喝的白酒和几个苹果。
他活着的时候没享过福,死了也只能将就。我坐在坟前,也不说话,就发呆。有时候给坟头的草拔一拔,有时候什么都不干,就坐着。
村里人看见了,说我傻。人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还守什么。
我笑笑,不解释。
他们不懂。我这一辈子,嫁了周建国,生了周明远,就这两件事。周建国没了,明远又离得远。我只有这两件事。
现在明远出了事,一千万的债,离婚,什么都没有了。
我坐在曼谷那间民宿的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心里像打翻了什么东西,苦的酸的涩的,全都搅在一起。
周明远蹲在地上哭了一阵,不哭了,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出来的时候眼眶还是红的,但人已经平静下来了。
“妈,对不住。”他说,“我本来想带你去散散心,结果弄成了这样。”
“你跟我具体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给他倒了一杯水,递过去。
他接过来喝了一大口,然后开始说。
事情不复杂。他的公司前年接了一家美国客户的单子,做电子产品配件,利润很高,但对方要求先发货后付款,货款周期九十天。他为了接这个单子,把房子抵押了,又找朋友借了一笔钱垫资采购原材料。
货发过去了,客户找各种理由拒付,说质量不达标,要求退货退款。他派人去美国交涉,来回折腾了大半年,结果对方公司宣布破产,钱一分没要回来。
他欠银行的钱、欠朋友的钱,利滚利,最后清算下来,差不多一千万。
债主隔三差五上门骚扰。小燕被吓得不轻,带着乐乐回了娘家。他一个人扛了几个月,实在扛不住了。
“那个泰国朋友是怎么回事?”我问。
“他是我以前在深圳认识的一个客户,泰国人,做贸易的。他说他有个路子,帮我联系美国的收购方,把公司的存货和应收账款打包卖出去,能回笼一部分钱。”
“靠谱吗?”
他沉默了一下:“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深圳打拼了二十年的儿子。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妈,我挺好的”“公司挺好的”“小燕和乐乐都挺好的”。
我不信。他是我儿子,他说“好”的时候,声音里有没有勉强,我听得出来。
但我从来不点破。他不说,我就不问。我总觉得,儿子大了,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难处。我一个老太太,帮不上忙,至少别给他添乱。
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他难成这样,我这个当妈的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明远,你老实说,你带我来泰国,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点惊慌,像是被我看穿了。
“妈,我真的是想让你出国散心。我知道自己快扛不住了,想在崩溃之前,至少为你做一件事。我想带你去看看海,吃吃海鲜,享几天清福。”
“你不用骗我。你从小撒谎的时候,手就不自觉地抖。”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那只插在裤兜里的手。
“妈……”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你跟那个泰国朋友约好了没有?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他叹了口气,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他明天下午到曼谷。我们约了见面。”
“那我呢?”
“妈,你先在酒店住着。等我办完事,就带你去别的地方,好好的,就我们母子俩。”
我看着他,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确定。但我没有找到。他的眼神里只有疲惫,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被生活打垮后的茫然。
我不忍心再逼他了。
“行。妈不问了。你做什么决定,妈都不怪你。但有一条——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不能一个人扛。我是你妈,我还没老到不能帮你。”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很酸,酸得我心里发紧。
“妈,我知道了。”
雨还在下。我走到窗户边,把窗帘拉开一点。外面天已经黑了,巷子里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像撒了一地碎金子。
曼谷的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
我想起了枫树坳的雨。那时候的雨比这还大,打在瓦片上啪啪响。周建国去广州打工以前,每次下雨都会把房顶的瓦片重新捡一遍,怕漏雨。他走了以后,我学会了自己上房。
有一回下雨,房顶漏了。我搬了梯子爬上去,瓦片被风掀翻了好几块。我蹲在屋脊上,一手撑着瓦片,一手抹着脸上的雨水。明远站在下面喊:“妈,你下来,淋雨感冒了怎么办!”
我低头看他,他仰着脸,五官被雨冲得模模糊糊的。
“你别管!回屋去!”我喊。
他不走,就站在雨里看着我,一直看到我修好房顶爬下来。
那天晚上,他烧了一锅热水,用毛巾给我擦头发。他的手很小,毛巾很大,擦起来笨手笨脚的。
“妈,等我长大了,一定让你住不漏雨的房子。”
后来他做到了。深圳的房子不漏雨,镇上的房子也不漏雨。只有枫树坳那间土坯房,已经连渣都不剩了。
可我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站在雨里仰头看我的男孩。
和现在这个蹲在异国他乡房间里哭泣的男人,明明是同一个人。
又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了。
第5章 素万那普机场的纸条
第二天中午,周明远说要去机场接那个泰国朋友。他走之前反复叮嘱我:“妈,你待在房间里,不要出去。外面乱,语言又不通,万一走丢了就麻烦了。我三四个小时就回来。”
我应了。
他出门以后,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个小时。看电视,听不懂。刷手机,没网络。我走到窗户边,往下看。巷子里偶尔有摩托车经过,突突突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我从内衣口袋里摸出那张便签纸。已经被汗浸得有点软了,上面的字迹晕开了一点,但还能看清。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把纸塞了回去。
我不能打这个电话。明远是我儿子,他再难,我也不能背着他去联系一个陌生人。这事要传出去,让他怎么做人?
可我心里明白,事情没他说的那么简单。什么“散了心想带你看海”,这种话糊弄不了我。他带着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在欠着一千万债的时候出国“散心”,这话本身就不合常理。
他到底在瞒我什么?
我翻出了我的行李包。他来之前帮我收拾的,里面有我带来的两套换洗衣服、降压药、老花镜,还有一本我平时看的旧杂志。我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仔细摸了摸口袋和夹层。
在包底,我发现了一个信封,用透明胶带粘在夹层的最里面。
我把它撕下来。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有两张纸,一张是打印的,一张是手写的。
打印的那张是一份保险单,我戴上了老花镜,凑到灯光下看。
那上面写的是泰文,我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有一组数字我看得懂——2000000。还有我的名字,拼音,CHEN GUIFANG。
手写的那张是周明远的字。我认得他的字,从小写到大,一笔一画都刻在我脑子里。
“妈,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张保单的受益人是你,如果你看到这个,说明我已经不在了。乐乐和小燕那边我另外安排了。妈,你拿着这笔钱回老家,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享几年清福。儿子不孝,先走一步了。”
我拿着那张纸,手开始止不住地抖。
纸上的字越来越模糊,我以为是眼花,抬手一摸,满脸的泪。
我站起来,又坐下去。站起来,又坐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只想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
周明远。
我的儿子。
他把我骗到泰国来,不是要散心,不是要对我做什么。他是要把我支开,然后自己去死。
保险。
两百万。
受益人是我。
所有的线索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进我心里。他欠了一千万,走投无路,想用自己的命换一笔钱,给我留后路。
他买了曼谷的机票,把我带过来,托朋友照顾我几天,然后回深圳……做什么?跳楼?吃安眠药?
我浑身发冷,冷得直打哆嗦。
我猛地站起来,冲出房间,跑下楼梯。楼梯又窄又陡,我差点从中间滚下去。前台的小姑娘叫住我,叽里咕噜说了一串泰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跑到大街上,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头顶。摩托车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喇叭声、引擎声、不知道哪来的音乐声,全部塞进我的耳朵里,像一锅沸腾的粥。
我该去哪里找他?
我站在巷口,左右张望。这是哪儿?我不知道。曼谷的街道像迷宫一样,每一条巷子都差不多,每一栋房子都灰扑扑的。
我突然意识到,我找不到他。
我没有他的泰国手机号,不知道他去哪个机场接人,不知道那个泰国朋友叫什么、长什么样。我在这异国他乡的街头,像一只被丢掉的蚂蚁。
我摸索着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按下了他的号码。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手机从我手里滑落,摔在地上,屏幕裂了一道缝。
我弯下腰,把手机捡起来,用手擦了擦上面的灰。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来二十年前,周建国走的那天早上,我接到电话时的感觉。
也是这么空。
空得像有人把我整个人都掏干净了,只剩下一具不会动的壳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手机攥在手里,转身走回了民宿。
回到房间,我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一把脸。镜子里的女人头发凌乱,脸色发白,嘴唇干裂。我认得出她,又好像不认得。
我翻出那张便签纸,上面那串数字已经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了。我眯着眼,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辨认,然后拿出手机,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了下去。
电话响了两声就通了。
“喂,您好,我是林悦。”
林悦。
小林空乘的名字。
“小林,我是陈桂芳。就是昨天飞机上那个阿姨。”
“阿姨?您还好吗?出什么事了?”
我吸了吸鼻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小林,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现在在曼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我儿子可能……可能出事了。我不认识路,也不会说这里的话。你能不能帮我……帮我找到我儿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阿姨,您别急,我现在不在曼谷,但我有朋友在那边。您先把酒店的名片拍个照发给我,我让我朋友过去找您。”
我走到前台,指了指门口的招牌。小姑娘愣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拍了照,发给了林悦。
“阿姨,收到。您回房间等着,我朋友大概四十分钟后到。您放心,不会有事的。”
我嗯了一声,想说谢谢,喉咙里却发不出声音。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盯着窗外。
太阳明晃晃的,把巷子照得发白。
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老话——养儿防老。
呵。
是养老,还是送老?
我这一辈子,送了周建国走,现在难道还要送周明远走吗?
不可能。
我儿子,哪怕把天捅了个窟窿,我也要把他找回来。
第6章 车里的沉默
林悦的朋友来的比我预想的快。
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女人,叫小芸,留着短发,穿一件淡蓝色的防晒衣,看起来干净利落。她敲开我房门的时候,我正坐在床边发呆。
“阿姨,我叫小芸,是林悦的朋友。您别着急,慢慢跟我说。”
她的普通话带着一点潮汕口音,听起来很亲切,像是邻家女儿。
我把那张保险单和手写信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一遍,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
“阿姨,您儿子可能真的出事了。”她把纸还给我,“保单上的泰文我看不太懂,但受益人这一栏确实是您的名字。根据这封信的内容,他可能是想用这种方式解决债务问题。”
我点了点头。我早就猜到了。
“问题是,他现在人在哪里?他出门之前跟我说去机场接人,三四个小时回来。但电话打不通。”
“他有没有提过在哪个机场?素万那普还是廊曼?”
我摇了摇头。
小芸想了一下,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用泰语跟对面说了一阵。她的泰语很流利,快得我一个词也抓不住。挂了电话以后,她皱着眉头,对我说:“我联系了机场的朋友,让他们帮忙查一下。但如果他自己不开机,很难定位。”
“那他约的那个泰国朋友呢?能查吗?”
“阿姨,曼谷的中国人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您儿子叫什么名字?我帮您问问看。”
“周明远。周全的周,光明的明,远大的远。”
小芸在手机上敲了几个字,发出去。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拨了个电话。
我听着她讲电话,声音低低的,像是在跟对方确认什么。她的表情不断变化,从疑惑到严肃,最后脸色变得很难看。
她挂了电话,转过身来。
“阿姨,您儿子没有去机场。”
“什么?”
“我刚才托人查了,今天下午从曼谷出发到深圳的航班,有一个中国籍男性购票记录。护照号和你儿子登记入住时用的是一致。”
“他……回深圳了?”
“如果他没有选择别的交通方式的话,他可能已经离开了泰国。”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他把我留在这里,自己回了深圳。那就说明,他的计划不是在泰国执行,而是国内。他把我这个当妈的支到国外来,是怕我看到。
“阿姨,您先别慌。”小芸走过来,握住我发抖的手,“深圳那么大,他不可能一到就……他肯定还有事情要处理。我现在帮您查航班落地时间,您再给他打电话试试。”
我拿出手机,屏幕的裂痕像一条蜈蚣爬在中间。我按了重拨,依旧提示关机。
“还有一个办法。”小芸说,“您知道他公司的名字吗?或者他前妻的联系方式?”
我愣了一下。陈小燕。我儿媳妇。不,前儿媳妇。
我有她的电话。在乐乐的家长群里。但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接我的电话。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
电话响了六声,被挂断了。
我又拨了一次,又被挂断。
第三次拨过去,终于通了。
“谁?”陈小燕的声音冷冷的。
“小燕,是我,妈。明远他……”
“别叫我妈。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她的声音又冷又硬,“有事吗?”
“明远可能出事了。你知不知道他在深圳那边……”
“阿姨,我很忙。他死他活都跟我无关。”电话那头传来乐乐的叫声,“妈妈快来——”
“小燕!你听我说完!我不是为了自己打这个电话!他……”
“他跟你说什么你都信。我没空跟你废话。”
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听着里面的忙音,像被人迎面扇了一巴掌。
小芸在旁边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她没说什么,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背。
“阿姨,别怪她。她可能也是被逼到极限了。”
我没有说话。
我不怪陈小燕。当初周建国走的时候,我也想撂挑子。我也想什么都不管,一走了之。我不是没想过。我甚至想过带着明远一起死,一了百了。
可最终我没有。
因为明远那双眼睛。那双和他爹一模一样的眼睛。
如今,那双眼睛的主人正一步步走向绝路。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
“小芸,”我抬头看她,“我想回深圳。”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好。我帮您订机票。最快的航班。”
她低头操作手机,不到五分钟就订好了机票。晚上九点半的飞机,曼谷直飞深圳,凌晨一点半到。
“还有一件事,”我说,“我签证是旅游签,今天入境,能出境吗?”
“可以。泰国出境没有限制,您正常走就行。”
我点了点头。
晚上八点,小芸送我到了素万那普机场。她帮我在自助值机柜台打了登机牌,又给我买了水和面包,让我路上吃。
过了安检,我站在登机口前,看着窗外跑道上起起落落的飞机。
这已经是我今天第二次站在这个机场的登机口前了。
上一次,我是跟着我儿子,满心以为是一次出国散心。
这一次,我是一个人,追着一个不知道做了什么的儿子回去。
小芸一直站在安检口外面看着我,朝我挥了挥手。
我朝她点了点头。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我低头一看,是一条短信。号码陌生,但内容让我心口一紧。
“阿姨,刚刚查到一条曼谷飞深圳的航班,今天上午十点四十分起飞,周明远可能在那班飞机上。如果他已经到深圳了,建议直接去他公司附近找。别一个人乱跑,到了给我电话。——林悦”
十点四十分。
我算了一下时间。他上午出门时跟我说去机场接人,结果直接买了回深圳的机票飞走了。他走的时候,我还坐在民宿的床上,什么都不知道。
我攥着手机,关节发白。
飞机开始登机了。我站起来,跟着人群往前走。每一步都踩在云端上,轻飘飘的。
等我。
明远。
妈这就回来。
第7章 深圳的灯
飞机落地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
我跟着人群出了机场,打车直奔明远的住处。我报出了小区名字,司机用方言应了一声。深圳的夜路很通畅,车窗外的灯火像一条发光的河,流过来又流过去。
这座我住了五年的城市,第一次让我觉得这么陌生。
到了小区门口,我付了车钱,提着行李往里走。保安拦住了我。
“阿姨,您找谁?”
“我找我儿子,周明远,住三栋十五楼的。”
“周先生?他好几天没回来了吧。您是他母亲?”
“对。他不在吗?”
“不在。他有个把星期没露面了。您要不上楼看看?不过家里应该没人。”
我上了楼,站在那扇熟悉的房门前。防盗门冷冰冰的,我按了三次门铃,没有任何回应。
我从包里摸出钥匙。
这串钥匙还是两年前回老家时他给我的。他说:“妈,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这永远是你家。”我当时笑着接过来,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用它打开一扇空门。
门开了。
屋子里比外面还黑。我摸索着打开灯,白光一下子铺满了整个客厅。
客厅和我走的时候变化不大。沙发、茶几、电视柜、阳台上那盆枯了的绿萝。只是地面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空气里有股闷久了的味道。
茶几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旁边有一支笔。我走过去,拿起笔记本,翻了几页。上面是周明远的字,密密麻麻的,像是他在梳理公司的债务,又像是别的什么。
最后一页上写了几个大字:
“妈,对不起。”
我合上笔记本,把它贴在心口,像抱着一块烧红的铁。
我拿出手机,给陈小燕打了过去。
这一次,她没有挂断。
“小燕,我回深圳了。明远不在家。我找不到他。你知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话了。
“他前几天给我打过电话。说想见乐乐最后一面。我没同意。我让他别再来找我们了。”她的声音突然哽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老屋。”
老屋。
枫树坳。
那个我二十年前搬离了的、后来被山体滑坡埋了的地方。
我忽然就明白了。
他不会去别的地方。
他一定会回枫树坳。
因为那是他唯一能找到根的地方。
“谢谢。”
我说完这两个字,挂了电话。
凌晨四点,我坐上了回粤北的大巴。大巴车破破烂烂的,发动机的声音震得人头疼。我靠在后排的座位上,闭着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年的画面。
周明远五岁那年,我带他去镇上赶集。他骑在周建国的肩膀上,手里举着一个糖人,笑得合不拢嘴。周建国抬头看他的时候,后颈上全是汗,像淋了雨。
周明远十五岁那年,放学回来,扔下书包就跑到地里帮我拔草。他蹲在地头,小小的个子,拔得比我还快。我让他别干了,回去看书。他说:“妈,我帮你拔完这块地,晚上就能多看点书。”
周明远二十五岁那年,刚工作,工资不高,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条金项链。我骂他乱花钱,他笑嘻嘻地说:“妈,你戴上去好看。”那条项链我到现在还戴着。不对,今天出门的时候忘了戴。它挂在老家房间的镜子旁。
我伸手摸了摸脖子,空荡荡的。
天快亮的时候,车到了镇上。我没有回家,直接打了个摩的去枫树坳。摩的司机说那地方已经没路了,只能到山脚下,再往上要自己爬。
我付了钱,开始往山上走。
这条路,我来来回回走了几十年。小时候上山砍柴,嫁人后上山种地,周建国死后上山看他。每条岔路我都闭着眼能摸清。
天刚蒙蒙亮。山间的雾浓得像一床棉被,裹着树木和石头,什么也看不清。我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膝盖疼得厉害,每踩一步都有针在扎。
爬了半个多小时,我看到了那块平地。
那是我家老屋的地基。房子没了,只剩下几块被土掩埋了大半的石墩子,还有半截断了的门槛,斜斜地插在土里,露出来的一截已经长满了青苔。
一个人影蹲在地基旁边,背对着我。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T恤衫,头发乱糟糟的,在雾气里微微发颤。他的面前放着一个矿泉水瓶,还有一个小纸盒。
我站在他身后十步远的地方,喘着粗气。
“明远。”
他没有动。
“周明远!”
他的肩膀抖了一下,像是被我的声音刺中了。他缓缓转过头来,满脸都是灰,眼睛熬得通红,嘴唇裂了口子。
他看着我,像看一个幻觉。
“妈……”
“你是想死在这里吗?”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吃惊。
“你是不是想着,死在这个生你养你的地方,就不算孤魂野鬼了?”
他没有说话。他的嘴唇抖得厉害,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冲开脸上的灰,留下一道一道的白印子。
“周明远,你给我站起来。”
我一步一步走过去,走到他面前。我比他矮一个半头,但我仰着脸,死死地盯着他。
“你爹当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时候,连句话都没留就走了。你现在有手有脚地坐在这里,想靠吃安眠药去死。你对得起谁?”
他手里攥着一个白色的小药瓶。
“你死了,乐乐就没爸爸了。他才十岁。他长大了以后,别人问他爸爸呢,他怎么说?说爸爸喝药死了?说爸爸因为欠钱自杀了?”
他低下头,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我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
“啪”的一声,在山谷里回荡了一下,被雾气吞掉了。
“这一巴掌是替你爹打的。”我说,“周家的男人,可以穷死,不能怂死。”
他又抬起头来。那双眼睛被泪水浸得发亮,像极了他爹临走去广州那天早晨,从班车窗户里看我的那一眼。
“妈……”他张了张嘴,声音嘶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我蹲下来,和他平视。
“天无绝人之路。妈还在,你就没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伸手,拿走了他手里的药瓶。
他像被抽掉了最后一根骨头,整个人垮了下来,额头抵在我的肩膀上,像小时候那样。
我把手放在他背上,轻轻地拍着。
一下。
两下。
山间的雾慢慢淡了。
天亮了。
第8章 父亲的墓碑
天亮以后,我带着明远去了后山。
周建国的坟上长了不少野草。明远蹲下来,拔着草,一根一根,很慢。
我也蹲下来,把篮子里刚在镇上买的苹果和白酒摆好。苹果四个,白酒一瓶。周建国生前就爱这两样。
“你爹要是还在,他会怎么跟你说?”我坐在坟前的石头上,轻声问。
明远没抬头,继续拔草。
“他这个人,嘴笨,一辈子没说过什么大道理。但他有一样东西,你比不上他——他能扛。”我顿了顿,“砖窑厂倒闭那年,他回来看我,一句话也不说,就蹲在地上抽烟。那天晚上我劝他,说要不别去广州了,在家种田吧。你猜他怎么说?”
明远停下手里的动作。
“他说,我周建国可以穷,但我不能让我儿子也穷。他得读书,得考大学,得走出去。”
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吹得树叶哗啦啦地响。像有人在拍手。
“后来他死在了外面。连个全尸都没有。我那时候也觉得天塌了,什么都不想管了。我甚至想把你丢给你奶奶家的人,自己走了算了。”
明远抬起头看我。
“但我想,你爹拼了命供你读书,不就是想让你活成个人样吗?我要是把你丢下了,他在地底下能闭眼吗?”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被雾水和泪水弄得狼狈不堪的脸。
“明远,你爹用命换了你一个前程。你现在想用自己的命去还债。你想没想过,你爹要是知道了,他会怎么想?”
明远咬了咬嘴唇。他的下唇被咬出了白印。
“妈,我不甘心。”他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像锈了的铁皮摩擦,“我不甘心就这么认输。可是债主不会给我时间。下周一就是最后的期限。如果还不上,那些人不会放过我。也不会放过你们。”
“多少钱?”我问。
“第一期先还三百万。剩余的可以分期。但是三百万……我现在连三万块都拿不出来。”
三百万。这个数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像说三百块一样。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你带你妈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回镇上。我有笔钱,存了十几年了。”
他愣了一下。
“妈,你哪来的钱?你一个月退休金不到两千……”
“你妈在深圳给你带了五年孩子,你以为白带的?你和小燕每个月给的生活费,我没花多少。加上你爹的抚恤金,还有我这些年在镇上帮人做事攒的,差不多有个二十来万。”
他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知道二十万对三百万来说连零头都不到。但现在是能拿多少拿多少的时候。
“先回去洗把脸,吃口东西。然后再想办法。”
我拉了他一把。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跟着我往下山的方向走。
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朝周建国的坟看了一眼。
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我读不出来。
回到镇上,我带他回了我的房子。两室一厅,六十来平,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走进来的时候,目光在墙上的照片上停了一下。
那是他爹的照片,黑白遗像,挂在客厅正中央。旁边贴着一张明远小时候的奖状,已经发黄了,边角翘了起来。
“先洗个澡。”我指了指卫生间,“我去给你下碗面。”
他进去洗澡的时候,我把他的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屏幕还是黑的,昨晚在山上过了一夜,应该没电了。我给他充上电,然后走进厨房。
一把挂面,两个鸡蛋,一把青菜。水开了,面下锅,筷子搅一搅。盐、酱油、一点香油。
我下面的时候手很稳。
周建国走后,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面。因为明远放学回来饿得快,面煮起来最快。
水汽氤氲中,我想起了很多个傍晚。枫树坳的厨房又小又暗,我站在灶台前下面,明远趴在旁边的矮桌上写作业。油灯的光一跳一跳的,照着他的后脑勺。他写字很用力,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蚕吃桑叶。
面端上桌的时候,明远正好从卫生间出来。他换上了我柜子里留着的旧衣服,是他爹生前留下的。白背心,蓝布短裤,穿在他身上有点紧,但干净。
他坐下来,拿起筷子,挑起一筷子面,送进嘴里。
然后他的眼圈又红了。
“妈,对不……”
“吃饭。”我打断他,“天大的事,吃完饭再说。”
他不再说话,一口一口地把面吃完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我坐在对面,看着他吃。
他已经三十九岁了。可在我眼里,他还是那个趴在矮桌上写作业的小男孩。
吃完面,他打开手机。一开机,消息像倒豆子一样涌进来,滴滴滴响个不停。他一条一条地翻着,脸色越来越沉。
“怎么了?”我问。
“债主知道我来老家了。”他把手机递给我,“他们找过来了。”
我接过手机,上面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我住的那栋楼,楼下停着两辆黑色的商务车,七八个男人靠着车抽烟。
照片下面还有一行字:
“周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妈的地址我们早就知道了。出来聊聊?”
我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停住了。
明远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朝楼下看了看。他的背绷得笔直,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妈,我下去跟他们说。”
“站住。”
我站起来,把他按回椅子上。
“你现在的状态,能跟谁说?你连站都站不稳。”
“我没事。”
“你有事。”我盯着他,“你妈还没老到让你出去扛。”
我走到门口,换上鞋。
“你在屋里等着。妈下去给你谈。”
“妈!”
“闭嘴。没有我发话,你不许下来。”
我关上了门。
下楼的时候,我的腿不疼了。
真的。
我六十二岁了。
可我现在觉得,我还扛得动。
第9章 债主上门
那七八个人里,领头的姓赵,是个光头,脖子后面堆着三层肉。他靠在车头上抽烟,看见我从楼里出来,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尖碾了碾。
“老太太,周明远是不是在楼上?”
“在。”我走到他面前,抬起头,看着他那张油光满面的脸,“我儿子欠你们钱。”
“对。欠了六百多万。怎么,您能替他还?”他身后的人发出一阵笑声。
“六百万,我还不上。”我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但我可以先还你们二十万。剩下的,你们给他时间。”
赵光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
“老太太,不是我们不给时间。已经给了快一年了。每次都说再缓缓,缓着缓着人就找不到了。你说这像话吗?”
“我说像话。”我看着他,“他跑了,我没跑。我今天就站在这里。他是我儿子,他欠的钱,只要我活着,一定还。”
赵光头眯起眼睛。他身后的人开始窃窃私语。
“你拿什么还?你一个老太太,退休金还不够塞牙缝的。”
“我拿我的命还。”我说,“我活了六十二年了,这辈子没欠过别人一分钱。周建国没欠过。周明远以前也没欠过。现在是时运不济,不是不想还。”
赵光头盯着我看了很久。
他身后一个年轻人凑上来,低声道:“哥,这老太太嘴巴挺硬。”
赵光头没理他,继续看我。
“老太太,我也不想为难你。但周明远今天必须露面。他欠的不止我们的钱,还有别人的。他躲在你这里,你护不了他一辈子。”
“我没打算护他一辈子。”我说,“但今天,谁也不能动他。”
说完这句话,我往前走了一步。
赵光头下意识地退了半步。
这时候,楼上传来一声响动。我抬头一看,明远从楼道里走了出来,一步一步地朝我们走过来。他换上了他自己的衣服,头发梳过了,脸上也擦干净了。但他的眼睛还是红的。
“妈,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
他走到赵光头面前,站定。
“赵哥,钱我会还。三天之内,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赵光头冷笑了一声:“三天?周明远,你的话还有几分可信度?”
“我拿我妈的命发誓。”
空气突然凝固了。
赵光头盯着明远,明远也不躲不闪地回望着他。我站在旁边,一左一右地看着他们。
最终,赵光头点了根烟,猛吸了一口。
“行。三天后,我来收钱。一分都不能少。”他把烟头弹到地上,朝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走。”
一群人上了车。车门砰砰砰地关上,轮胎碾过地面,声音尖锐。
车开远了,巷口又恢复了平静。
明远转过身来,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像是做出了某个决定之后的决绝。
“妈,三天时间。我会把三百万凑齐。”
“怎么凑?”我看着他。
他没有回答。
“我再问你一遍,你准备怎么凑?”
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
“妈,我有个东西放在深圳银行的保险箱里。那个东西,能换钱。”
“什么东西?”
他没有看我。他抬头看着天,天空灰蓝灰蓝的,一只鸟飞过去,叫了一声。
“一件我本来打算烂在手里的东西。”
第10章 保险箱里的秘密
当天下午,我和明远坐上了去深圳的大巴。
他没有解释更多。他说到了银行以后再跟我说。我看着他坐在旁边,闭着眼睛,睫毛微微颤动。他没有睡着,我知道。
我心里翻来覆去地琢磨着。保险箱里的东西,能换三百万。那会是什么?金条?珠宝?可他们家祖上三代都是农民,哪来的这些?
如果不是家里的东西,那只能是他自己搞来的。
他在外贸公司做了二十年。经手过的货、接触过的人,多如牛毛。
有些路,一旦走偏了,可能就回不了头。
我不敢往下想。
大巴在高速上跑了一天,到深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明远带着我直奔福田区的一家银行。银行早下班了,但保险箱区的自助服务还开着。他输了密码,按了指纹,银行工作人员带我们进了保险箱库房。
一堵墙的金属抽屉,密密麻麻的。他找到了编号,插入钥匙,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了一个黑色的布袋。
布袋不大,比手掌大一些。他攥在手里,犹豫了一下,然后递给了我。
“妈,你打开看看。”
我接过来,拉开袋口。
里面是一块玉。
一块手掌大小的和田玉,温润中透着微微的青光。玉的正面雕着一棵松树,背面刻着几个字。我翻过来看,上面刻着四个字——“松柏长青”。
“这东西值三百万?”我握着玉,手心里传来一丝凉意。
“这是和田籽料,清代的老东西。我找行家估过,保守能拍三百万以上。”
“你怎么会有这个?”
他沉默了一会儿。
“三年前,一个做玉石生意的客户托我帮忙过货。后来他出了事,货被海关扣了。只有这一件,他提前寄存在我这里。再后来,我联系不上他了。我查过,他因为走私被判了刑,还在服刑。”
我看着他。
“那个人叫什么?”
“谢长林。”
“他还欠你钱吗?”
明远摇了摇头。他深吸了一口气,像在积攒力气说下一句话。
“妈,我想拿这块玉去卖掉,把债务还了。但这个东西,严格来说不是我自己的。如果谢长林出狱以后来要,我拿不出东西来。如果他从头到尾就没打算要这个东西,那我用了也就用了。但现在没办法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玉。那块玉沉甸甸的,像压在我心上。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用?”
“我一直在纠结。这半年,我每一次路过银行都想把它取出来。但每一次走到门口又折返回去。我觉得我如果动了这块玉,就真的成了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我看着他的脸。他瘦了,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眼窝深陷。这半年他过的什么日子,我现在才看清楚。
“明远,你听妈一句话。”
他抬头看着我。
“你拿这块玉之前,有没有想过尽力联系谢长林?”
“我联系过。但他在监狱里,我探过监,他不肯见我。我写了信,也没有回音。”
“那你觉得,他是怎么想的?”
明远低下头,没说话。
我伸手,把他拉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银行库房的灯很亮,亮得像要把人照穿。
“如果我是谢长林,我出了事,东西放在你这里。三年了,你没有被警察找过。那说明,他没有把你供出来。”
我顿了一下。
“他把东西放在你这里,可能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可能,是信得过你,想让你帮他保管着。所以你不能卖。”
“但债主那边……”
“债主那边,妈再想办法。”
明远抬起头,眼眶又红了。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半天,最终只说了一句:“妈,对不起。”
我把玉放回黑色布袋里,塞回他手里。
“把它放回去吧。这是别人的东西。再难,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填自己的坑。”
他握着那个布袋,像握着一个烫手的山芋。
“妈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我站起来,扶着他的胳膊,“你外婆,当年给了我一样东西。说是留给你娶媳妇用的。我那时候没给你,是因为你结婚的时候小燕没要彩礼,我就想把东西留着,等你们有困难了再拿出来。”
明远愣住了。
“什么东西?”
“一块银元。你外婆说,是她娘留给她的陪嫁。我找人问过,能值个几千块,不多。但妈还有一样东西。”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你爹摔死以后,工头私下赔了一笔钱。我一直没动。这些年我把它拿去存了,又跟明远寄回来的钱放在一起。两笔加起来,差不多有二十五万。我知道不多,但这是妈的棺材本。你先拿去还。能还多少还多少。”
他张了张嘴,想说拒绝的话。
我抬手打断他。
“你听妈说。这钱不是白给的。债还清了以后,你得振作起来。你才三十九岁,有手有脚有脑子,从头再来,不丢人。你爹当年从家里出去的时候,兜里就揣了二十块钱。他都能活下来,你也行。”
明远哭了。
他蹲在地上,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银行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有些不知所措。
我朝他摆了摆手,示意不用管。
然后我蹲下来,手搭在他背上。
“走吧。天塌下来,妈给你顶着。”
这句话,我在他十五岁那年说过一次。
现在,我又说了一次。
第11章 纸片上的数字
离开银行后,明远送我回了他的房子。他打开冰箱,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个过期的酸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妈,我出去买点东西。”
“不用了。我包里有在镇上买的饼干。你先歇着。”
他没有坐下,反而从电视柜最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一个牛皮纸袋,从里面倒出一堆名片和合同。
“妈,我给你看个东西。”
他把一张A4纸铺在茶几上。纸上打印着一串数字和几个英文名称。
“这是公司账上最后的现金流。除了还债,还有一部分尾款没收到。如果这笔尾款能收回来……”
“能收回来多少?”
“差不多八十万。但这笔钱卡在了海关那边,手续出了问题。我跑了半个月,都没办下来。如果能找到人疏通,也许还有希望。”
我看着他,想了想。
“你那个前妻,小燕,在深圳什么人脉多一点?她不是做财务的吗,应该认识不少政府关系吧?”
他苦笑了一下:“妈,她都不想见我。怎么会帮我……”
“她可以不帮你。但她也不能拦着乐乐帮你。”
明远抬起头。
“乐乐是周家的孩子。他的户口还在你这吧?你这边的房子、公司,以后也有他一份。现在你倒下了,到头来吃亏的是他。小燕再怨你,不会连乐乐的将来都赌上。”
他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给她发条信息。别打电话,先发信息。就说你想见乐乐一面,顺便跟她说说公司的事情。”我顿了一下,“记住,先别提钱。把姿态放低。”
他照我说的做了。信息发出去以后,他紧张地盯着手机屏幕,像在等一个判决。
过了十几分钟,手机亮了一下。
“明天下午三点,见乐乐。华强北麦当劳。”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
“去吧。穿得体面一点。别让孩子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睡在乐乐的房间。床上堆着变形金刚和恐龙玩偶,枕头上有小孩子的汗味。我抱着被子,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二十三年前,我抱着三个月大的乐乐,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摇着他睡觉。那时候明远和小燕刚买下这套房,背了一屁股贷款。我拿出全部积蓄给他们付了首付,小燕当时拉着我的手说:“妈,这房子有您一份。以后您就住在深圳,别回老家了。”
后来乐乐三岁,我就回了老家。走的时候,我在这间屋子里转了一圈,摸了摸乐乐的小床,亲了亲他的额头。
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住了。
果然。
第二天下午,明远去了华强北。我在家里等他。
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提着一袋乐高玩具,脸上有一种复杂的表情。像是笑了,又像是快哭了。
“见到乐乐了?”
“嗯。长高了,又瘦了点。小燕把他带得挺好。”
“她跟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她同意帮忙问一下海关那边的人。但她有条件。”
“什么条件?”
“她说,等债务处理完了,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乐乐。否则她不会插手。”
我笑了一下。
“这个条件,你应该答应。”
“我没说同意。但也没拒绝。”他顿了顿,“妈,这房子本来就写了乐乐的名字。那时候买的时候加了。所以其实……”
我看着他。他摸了摸鼻子,露出一丝不好意思。
“所以其实她提不提这个条件,房子都是乐乐的。”
“那她提了,你就顺水推舟。”我笑了笑,“你媳妇啊,比你聪明。”
他叹了口气,脸上浮现出一点久违的放松。
“妈,还是你有办法。”
“不是我有办法。是你一直把自己堵死了。你总想着一个人扛,不跟你媳妇说,不跟我说,不跟任何人说。结果越扛越沉,最后把自己压垮了。天大的事,只要你说出来,家里人总能一起想办法。”
他看着窗外,不说话。
“周建国当年也是这个毛病。”我轻声说,“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结果呢?他一个人躺在深圳的太平间里,我和你在老家什么都不知道。”
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你是周明远。你有一个六十二岁的妈,还有一个十岁的儿子。他们都需要你活着。”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我接起来,对面传来一个男人低低的声音:“陈阿姨吗?我是谢长林。”
我愣住了。
第12章 松柏长青
“谢长林”三个字,从手机听筒里传出来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像被电了一下。
我迅速看了明远一眼,他也正看着我。我把手机换到另一边耳朵,装作若无其事地“嗯”了一声。
“阿姨,我长话短说。我这几天刚出来。我打听到周明远的情况了。”
我走到阳台上,压低声音:“你怎么知道我电话?”
“我出来以后第一个联系的就是明远原来的合伙人。他给了我你的号码。阿姨,明远现在怎么样?”
“他就在我旁边。”我转过头,透过玻璃门,看到明远正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摆弄那个乐高盒子的封口胶带。
“阿姨,你帮我传个话。那块玉,他不用还给我了。”
我攥着手机,没说话。
“那东西是我送他的。当年他帮了我大忙。他说他自己没用,不肯收。我就说,先放他那,过几年再取。其实我根本没打算要回来。那是给他留的,准确地说,是给他妈留的。”
“给我留的?”
“对。玉上刻了四个字——松柏长青。是送给老人家的。当年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明远替我还过一笔钱。不多,三万块。但我记着。我说过,这辈子还不了他,就来世再还。后来我出了事,这东西放他那,我连提都没提,就是怕他不收。”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微微发抖。阳台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头发乱了。
“阿姨,东西的事不用纠结。我过两天回深圳,到时候见面聊。先把债平了。我知道他难,但这个坎,他一定能迈过去。”
“谢谢。”我声音哽了一下,“谢谢你。”
“谢什么。这世上,能让人放心的没几个。周明远算一个。”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深圳的夜风吹在身上,不冷不热,像一只宽厚的手在拍着我的背。
我走回客厅,在明远旁边坐下。
“明远,谢长林出来了。他给我打了电话。”
明远猛地转头,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说了,那块玉,是送给你妈的。他从来没打算要回去。当年你帮他,他记了一辈子。玉上那四个字,松柏长青,是刻给我看的。”
明远的嘴唇抖了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明天,你去银行取出来。谢长林说,他认识一个收藏家,能出好价钱。你拿去卖了,把债平了。堂堂正正地卖,不是偷,也不是抢。这是你的东西。”
“妈……”
“别妈了。去洗把脸,明天还有硬仗要打。”
他站起来,走到卫生间门口,又回过头。
“妈,我以后不会了。”
“嗯。”我看着他,“妈信。”
第二天,明远去了银行,取出了那块玉。谢长林果然介绍了一个收藏家,出了一百八十万。距离三百万的缺口还差一部分。我和明远把家里的存款全部拿了出来,小燕那边也帮忙解决了海关的尾款问题,回笼了七十万。
赵光头给的期限是三天。第三天下午,钱凑齐了。
明远约了赵光头在深圳湾的一个会所见面。我坚持要跟去。他没拗过我。
赵光头看到我的时候,脸色有点怪。我冲他点了点头,没说话。
明远把银行卡推过去:“赵哥,三百万,你验一下。”
赵光头身后的一个年轻人接过卡,刷了一下,朝赵光头点了点头。
赵光头盯着明远看了半天,突然笑了。
“周总,你运气好。很多人栽了就是栽了,没人帮他扶一把。”
他拿起卡,站起来。
“剩下的,我们慢慢算。一个月后,我会再联系你。”
他走出门,一群人跟着消失了。
明远坐在沙发上,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整个人瘫成了一团。我坐到他旁边,手按着他的胳膊。
“没事了。没事了。”
他反复说着这三个字,也不知道是在跟我说,还是在跟自己说。
窗外的夕阳照进来,把整个房间染成了金黄色。
第13章 乐乐的拥抱
债务虽然还了第一期,但明远后面还有不少窟窿要补。好消息是,海关的尾款到账了,赵光头那边也同意分期,给了他半年的缓冲期。
公司虽然缩水了很多,但没倒闭。明远开始重新接单,从最小的单子做起。他把办公室从高档写字楼里搬了出来,搬到了宝安区一个老旧的工业园里。租金便宜了一大半,但他说,心里踏实多了。
我本来想回老家,但明远不让我走。
“妈,你再住一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有口热饭吃就行。”
我笑着骂了他一句:“你个小兔崽子,把妈当免费保姆了。”
但我没走。
一个月后,小燕带着乐乐来深圳。是明远去接的。他试探着问小燕有没有复婚的可能。小燕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她说:“先把这一年的日子过完,看看你能不能站起来。”
明远说:“能。”
乐乐一进门就朝我扑过来,抱着我的腿不放。他已经长到我胸口那么高了,头发剪得短短的,身上有股洗衣液的香味。
“奶奶!我想死你了!”
我摸着他的头,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一起吃了顿饭。明远做了一桌子菜,虽然手艺一般,但每个人都吃了不少。小燕还喝了半杯红酒,脸色微红。她说:“阿姨,我以前说的话,可能有些过了。您别往心里去。”
我摆摆手:“一家人,不说这些。”
吃完饭,乐乐缠着我在客厅里搭乐高。明远陪着小燕在阳台上说话。我透过玻璃门,看到他们站在那里,一个说话一个听,偶尔笑一下,偶尔沉默。
像极了很多年前,周建国从广州回来的那几天。我们也是这样站在阳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他抽着烟,我择菜。
日子,好像又活过来了。
第14章 雾散了
过完年,我趁着天气好,回了一趟枫树坳。
明远开车送我回去的。他新买了一辆二手的国产车,不算好,但能跑。他说等以后赚了钱,再换一辆好的,带我去更远的地方。
我笑了笑:“不用了。这车挺好,能遮风挡雨就行。”
到了山脚下,车开不上去了。我和明远一起往上爬。他的体力比我好多了,走一段就停下来等等我。我们走走停停,像他小时候跟着我上山那样,只不过现在变成了我跟着他。
到了周建国的坟前,明远从背包里拿出一瓶白酒,四个苹果,摆好。他蹲下来,拔了拔坟头的草。然后他站起身,后退两步,朝他爹的坟鞠了三个躬。
“爸,对不住。这半年让你操心了。”他的声音很低,“我以后会好好的。妈还指着我给她养老呢。”
我站在他身后,听着,鼻子酸酸的。
“你爸不怪你。”我说,“你活着,比什么都强。”
他转过身来,笑了。
那个笑容很轻,像山间的风。像枫树坳的雾终于散了,阳光洒在了黄泥路上。
我抬头看了看天。
晴的。
第15章 天没有塌
那天晚上,我和明远住在镇上的家里。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太短了,脚伸不直。我想让他睡乐乐以前的小床,他说不用。
“妈,我小时候不也睡沙发?现在还能睡。”
我笑笑,没再坚持。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天还没全亮,东边有一抹橘红色的光。我站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
然后我走进厨房,煮了一锅白粥,蒸了两个馒头,煎了两个鸡蛋。
明远出来的时候,粥已经盛好了。他坐到桌边,喝了一大口粥,烫得直吸气。
“慢点。”我说。
“妈,我昨晚想了一夜。你说,如果当初我没有做那一单,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我把鸡蛋夹到他碗里,想了一会儿。
“这世上没有如果。你能想到这个,就说明你已经往前走了。”
他笑了笑,低头继续喝粥。
吃完早饭,他接了一个电话,是公司打来的。说是找到了一个新的供应商,价格比之前低了不少,就是交货期紧一些。他说了声“知道了”,就挂了。
“妈,我下午得回深圳。明天要去东莞看货。”
“嗯。走之前去给你爹上柱香。”
他点头。
他走以后,我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窗台、地板、厨房、卫生间,全都擦得亮堂堂的。然后我去社区的活动中心转了一圈,和几个老姐妹打了声招呼。
“桂芳,你现在气色好了不少哦。”
“是吗?我儿子回来了,陪了我几天。”
“那就好。你儿子有出息,以后有的福气享。”
我笑了笑,没多说。
我知道,周明远的路还长。他欠的钱,够他还几年的。他前妻的事,也说不准。他能不能真的站起来,还要看他自己。
但我不那么怕了。
人这一辈子,没有过不去的坎。年轻时觉得周建国走了天就塌了,结果我和明远还是活了下来。现在觉得一千万的债能把人压死,结果不也还了一期吗?
天没有塌。
天不会塌。
傍晚的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山。天边的云烧成一片,红通通的,像一锅煮开的糖水。
手机响了一下,是明远发来的消息。
“妈,我到深圳了。你早点休息。过两天回来看你。”
我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把手机放在窗台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我想起很多年前,明远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的,像一只小鸭子。我蹲在前面两步远的地方,张开手臂,笑着说:“来,到妈这儿来。”
他迈着小短腿,一晃一晃地扑进我怀里。
那时候的天,也是这么红。
那时候的我,觉得天大的事,也不过是哄孩子别哭。
现在才知道,天大的事,也不过是让儿子活着。
活着就好。
尾声
回到深圳后的第三天,我又去了那家银行。
我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整理了一遍,把银元、首饰、几张定期存单,全部装进了一个铁盒子里,存进了保险箱。钥匙放在抽屉里,给明远留了一张纸条。
“明远,妈妈的钱都在这了。不多,但每一分都是攒下来的。你拿去用。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平平安安的。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过了几天,明远给我打电话,哭了。
“妈,你怎么能这样……你的养老钱……”
“妈的养老钱就是儿子。你活得好好的,妈就有人养。”
电话那头泣不成声。
我笑了笑,抬头看着窗外。
广东的天空很蓝。
没有一片云。
创作声明:本文所有情节均为虚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均与现实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文中观点仅代表故事人物立场,不作为任何现实建议。
作者:郑钱说事
故事讲完了。陈桂芳这个角色,身上有我见过的很多中国母亲的影子——她们没有高学历,没出过远门,但心里都装着一本账,一本关于孩子、关于家、关于“日子还得往下过”的账。
你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出门在外,遇到了什么难处,父母一句话就把你拉了回来。或者你正处在低潮期,觉得天快塌了。没关系,陈桂芳说得好:天不会塌,只要人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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