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可怜！村里一光棍送走母亲后了无牵挂，竟也随母亲去了

人间无根

村东头老槐树的叶子落干净的时候，常贵把他娘送走了。

葬礼简单得不像个葬礼。几个本家兄弟帮着挖了坑，村西头刘半仙念了几句不知道从哪本破书上抄来的词，一锹土下去，就完事了。常贵站在坟前，没哭。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看着新土堆起来的坟包，像是要把那个土包看出个窟窿来。

“常贵，回吧。”他二叔拍了拍他的肩膀，“人死不能复生。”

常贵没动。风吹过来，带着初冬的寒气，卷起坟头几片枯叶。那些叶子打着旋儿往上飞，飞过光秃秃的槐树枝杈，飞进灰蒙蒙的天空里去了。常贵的眼睛追着那些叶子，一直看到它们变成看不见的黑点，才慢慢低下头。

“嗯。”他应了一声，声音哑得像砂纸刮过木板。

院子里还摆着办丧事用的桌子板凳，都是跟邻居家借的。常贵一个人收拾，把碗筷归拢到木盆里，把桌子擦干净，板凳摞起来。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很慢，慢得像是每做一件都在犹豫——这些东西收起来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灶台上的大铁锅里还剩了半锅白菜炖粉条，是昨天招待帮忙的人吃的。常贵揭开锅盖看了看，白色的热气扑上来，模糊了他的脸。他拿了只海碗，盛了满满一碗，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吃。粉条坨了，白菜也烂得不成样子，可他一口一口吃得很认真，连汤都喝干净了。吃完，他把碗洗了，扣在碗架子上，跟以前他娘在的时候一样。

屋里安静得怕人。墙上挂着的石英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声都敲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声弹来弹去，最后都钻进常贵的耳朵里。他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眼睛看着对面墙上他娘的照片——那是前年村里统一办身份证时照的，老太太头发梳得齐整，嘴角微微翘着，看着还算精神。

“娘。”常贵对着照片叫了一声。

照片里的人不会答应。

他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一些，像是在跟谁赌气。

屋子里只有钟在走。

常贵站起来，走到照片前面，伸手摸了摸玻璃镜框。他的手指粗糙，指节因为常年干农活而变形凸起，在镜面上留下模糊的指印。他把照片摘下来，用袖子仔仔细细擦干净，又挂回去，往左挪了挪，往右挪了挪，最后定在正中间。

“这样顺眼。”他自言自语。

那天晚上他没睡觉。坐在堂屋里，开着灯，就那么坐着。天快亮的时候他出门了一趟，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东边的天开始泛白，启明星亮得扎眼。他记得他娘说过，启明星是给早起的人照路的，看见了启明星，就知道天要亮了，该下地了。

可是今天不用下地了。

常贵今年四十七。在村里，四十七岁不算老，也不算年轻。但常贵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头发已经花白了，背也有些驼，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是被犁铧翻过的地。他不怎么爱说话，村里人背后叫他“闷葫芦”，但当面的客气的叫他“常贵哥”或者“常贵叔”。

关于常贵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一些。他爹死得早，他娘一个人把他拉扯大。那时候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他娘就靠给人家帮工、纳鞋底、捡废品供他读书。常贵念到初中毕业，成绩其实不错，老师说他要是继续念，能考上师范。但他娘那会儿病了，常贵就没再念，回来种地照顾他娘。

这一照顾就是三十年。

也有人说闲话。说常贵是因为成分不好才娶不上媳妇——他爷爷那辈是地主，虽然到了他爹那会儿早就败光了，但帽子还在。也有人说常贵太老实，不会说好听话哄姑娘，相过几次亲都黄了。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娘。他妈太能干了，什么事都要管，哪家姑娘愿意嫁进来受婆婆的气？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常贵就这么单着。一开始他自己也不急，觉得日子还长。过了三十，开始有点急。过了三十五，反而不急了。过了四十，就彻底不想了。

“有娘在就行。”他常这么说。

他娘身体不好，但撑着活了七十九。最后那半年，基本上就躺在床上了。常贵白天干活，晚上回来伺候他娘，端屎端尿，喂饭喂水。他做得细致，老太太身上干净清爽，连褥疮都没长过。村里人都说，常贵是个孝子，可惜了。

“常贵，往后怎么打算？”送走他娘第三天，他二叔又来了。

常贵正在院子里劈柴。他娘在的时候，冬天要烧炕，柴火不能断。现在他还在劈，劈好的柴码得整整齐齐，靠墙垛了一人高。

“不知道。”常贵说，斧头落下去，“咔”的一声，木柴应声裂开。

“你要不去城里找个活干？你表弟在建筑队，说缺人……”

“不去。”常贵又劈了一根，“我走了，娘回来找不着我。”

二叔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看了看常贵，叹了口气，背着手走了。

常贵继续劈柴。他从早上劈到中午，从中午劈到太阳落山。院子里堆满了劈好的柴，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兵。他把最后一根柴劈完，把斧头收进工具房，拍了拍身上的木屑，回屋做饭。

他给自己下了碗面条，卧了个鸡蛋。这是他娘以前常给他做的——那时候他放学回来，饿得跟狼似的，他娘就从灶台底下摸出个鸡蛋，往滚水里一磕，再下把挂面，撒点葱花和盐。那味道，常贵觉得比什么都好。

面条做好，他端到堂屋，放在他娘照片前面的桌子上。拿了两双筷子，一碗放在自己面前，一碗放在照片前面。

“娘，吃饭。”他说。

热气从面条碗里升起来，在冷冷的空气中变成白雾。常贵低头吃面，呼噜呼噜的，吃得额头冒汗。吃完自己的，他看着对面那碗面慢慢凉下去，汤面上凝了一层油膜。

他把那碗面端过来，一口一口吃掉了。

第二天早上，常贵起得很早。他把他娘生前住的那间屋子彻底打扫了一遍——换下来的床单被褥拆洗了，晾在院子里的铁丝上；柜子里的衣服叠好，整整齐齐码进樟木箱子里；窗户擦得透亮，阳光照进来，能看见空气里浮动的细尘。

打扫完了，他把自己的东西也收拾了。其实没什么东西——几件衣服，一个搪瓷脸盆，一条毛巾，一把用了十几年的剃须刀，还有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里装着他的初中毕业证，一张他娘年轻时候的照片，和一张存折。

存折上有两万三千块钱。他娘生病这些年，花的钱不少，能剩下这些，已经是常贵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了。

他把铁盒子放进一个蛇皮袋里，把衣服也装进去。站在屋中间看了看，又去灶房拿了两个碗一双筷子，塞进袋子。想了想，又回去把他娘的照片从墙上摘下来，用报纸包好，小心地放进袋子最上面。

都收拾好了。常贵看了看这个他住了四十七年的屋子，土墙斑驳，房梁被烟熏得乌黑，墙角结着蛛网。他记得小时候他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他娘在旁边就着煤油灯纳鞋底，针穿过鞋底发出“嗤嗤”的响声。他记得有一年下大雨，屋顶漏了，他娘抱着他躲在墙角，用身体替他挡着雨水。他记得他第一次割麦子割破了手，他娘一边骂他笨一边给他包扎，眼睛里汪着泪。

都记得。可是屋子里已经没有人了。

常贵拎着蛇皮袋出了门。他走在村里的土路上，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杨树，树下堆着落叶和枯草。几家房顶上冒着炊烟，空气里有烧秸秆的味道。有人认出他来，跟他打招呼：“常贵，去哪儿啊？”

常贵笑了笑：“出去转转。”

“带这么多东西？”

“嗯，出去转转。”

那人没再多问。常贵继续走，走过村口的小卖部，走过老槐树，走过村西头的土地庙。土地庙旁边就是他娘的坟。

他在坟前站住了。新土的坟上已经压了几张黄纸，是前几天烧的，纸灰被风吹得零零散散。他把蛇皮袋放下，蹲下来，用手把坟上的土拍了拍实，又把周围的杂草拔了拔。

“娘，”他说，“我走了。”

坟不会说话。风吹过来，吹动他花白的头发。远处有狗叫，有小孩的笑声，有谁家在放收音机，唱的是梆子戏，咿咿呀呀的听不清词。

常贵站起来，拎起蛇皮袋，转身往村外走。

他沿着公路走。这条路他走了无数遍，去镇上赶集，去县城卖粮。路还是那条路，两边的白杨树还是那些白杨树，可是走在上面的感觉不一样了。以前走这条路，心里头装着事——家里的地该浇水了，他娘的药该买了，今年玉米的价钱还行。现在他心里空荡荡的，像是被掏了个大洞，风从洞里穿过去，呼呼作响。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到了镇上。镇子比村里热闹，街两边都是店铺，卖衣服的，卖杂货的，卖化肥种子的。常贵在一家小卖部门口停下来，买了一瓶水，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喝。

镇上的人来来往往。有骑摩托车的，突突突地从他面前过去，屁股后面冒一股黑烟。有赶着驴车的，车上堆着白菜，赶车的老汉缩着脖子，帽檐压得低低的。有年轻的女人骑着电动车，后面坐着小孩，小孩手里举着糖葫芦，红艳艳的。

常贵看着这些人，觉得他们像在演一出戏，而他自己是看戏的，跟这出戏没什么关系。

喝完水，他站起来继续走。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只是觉得不能回去。那个家，他娘不在了，就不成家了。他一个人住在那三间土房里，每个角落都是他娘的影子，他受不了。

他走到镇上唯一的那个小车站，看了看告示牌。去县城的车半小时一趟，去市里的车一天两趟。他想了想，买了去市里的票。

车来了，是一辆破旧的中巴车，车门一开，一股汽油味和汗味混在一起扑出来。常贵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里没几个人，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一个戴着耳机听歌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打瞌睡的老头。

车开了。路两边的景物往后退，先是镇上的房子，然后是田野，再然后是一个又一个村子。常贵看着窗外，看着那些熟悉的景色——收割后的稻田，只剩下一茬茬的稻桩；远处的山灰蒙蒙的，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几间农舍散落在田野里，屋顶冒着炊烟。

那里面，会不会也有一个人在给老母亲做饭？

常贵闭上眼睛。

他想起很多事。想起他娘给他做的布鞋，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穿在脚上软和。想起每年过年，他娘总会包饺子，白菜猪肉馅的，他一个人能吃两大碗。想起有一年他发烧，烧到四十度，他娘背着他走了十几里地去镇上的诊所，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血顺着小腿流下来，但硬是没把他放下。

他娘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中年的时候伺候丈夫，丈夫死了伺候儿子。等儿子长大了，该享福了，身体又不行了。她走的那天晚上，拉着常贵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三个字：“好好的。”

好好的。他娘这辈子最后的话，是让他好好的。

可是什么叫好好的？有娘在的时候，他觉着日子怎么过都是好的。早起去地里干活，中午回来他娘做好了饭等着，晚上娘俩坐在院子里乘凉，他娘摇着蒲扇给他赶蚊子。那些日子平平淡淡，可他觉得踏实。现在娘没了，他觉得整个人都飘起来了，脚踩不着地，手够不着天，悬在半空中，上不去下不来。

车到了市里。常贵下了车，站在车站门口看着陌生的人群和车流。城市比他想象的大，到处都是楼，到处都是人。他拎着蛇皮袋，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他在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冬天的太阳薄薄的，没什么暖意。他看着广场上的人——有匆匆赶路的，有坐在台阶上聊天的，有推着小车卖烤红薯的。烤红薯的香味飘过来，甜丝丝的，让他想起小时候他娘在灶膛里给他煨红薯。

从早上到现在，他只吃了一碗面，一个鸡蛋，一瓶水。肚子饿了。他去买了个烤红薯，坐在长椅上剥开吃。红薯烫嘴，他一边吹气一边吃，吃完了，手上沾着黑乎乎的炭灰，在裤子上蹭了蹭。

天慢慢黑下来。城市的灯亮了，五颜六色的，把夜空都映得发红。常贵从来没在晚上看过城市的样子，那些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晃得他眼睛疼。他站起来，拎着袋子，沿着人行道慢慢走。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他停下来，跟一群人一起等着过马路。那些人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跟旁边的人说笑。没人注意到他。常贵站在人群里，忽然觉得自己像个透明人，谁也看不见他。

绿灯亮了。人群往前走，常贵也跟着走。过了马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过这条马路，也不知道过了马路要去哪儿。他站在那里，看着人流从他身边分开又合拢，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去。

“娘。”他在心里叫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

他忽然掉头往回走。走回车站，买了一张回县城的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去，他只知道他不想待在这里。这个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没有一个人跟他有关系。

车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常贵下了车，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三十块钱一晚，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电视，墙角有霉味。他把蛇皮袋放在床头，和衣躺下。

电视开着，放的是个综艺节目，一群人嘻嘻哈哈的。常贵听不懂他们在笑什么，只觉得吵。他关了电视，屋子里安静下来，能听见隔壁房间的呼噜声和窗外偶尔经过的汽车声。

他睡不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个人脸。他看着那张人脸，觉得有点像他娘。

“娘。”他又叫了一声。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了。他四十七岁，一个大男人，躺在小旅馆的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他也不擦，就那么躺着，让眼泪自己干。

第二天一早他退了房，坐车回了镇上，又从镇上走回了村里。

村口碰见几个晒太阳的老头，看见他都愣了：“常贵，你不是出去了吗？”

“嗯，回来了。”他说。

“不走了？”

“不走了。”

他回了家。推开院门，院子里跟他走的时候一样，柴火垛还垛在那里，洗好的床单被褥还晾在铁丝上，但已经被冻得硬邦邦的了。他进屋，把他娘的照片重新挂好，把蛇皮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回原处。

一切都跟走之前一样。就好像他没离开过。

常贵坐在堂屋里，看着他娘的照片。照片里的老太太笑着，嘴角翘着，眼睛弯弯的。

“娘，”他说，“我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了。”

他站起来，去了灶房。灶台上还有半袋面粉，还有两颗白菜，还有一小块猪肉。他和面，剁馅，包了饺子。白菜猪肉馅的，跟他娘包的一样。

饺子煮好了。他盛了两碗，一碗放在他娘照片前面，一碗自己端着。他坐在那里吃饺子，蘸着醋，就着蒜。饺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满嘴香。

“娘，你尝尝，”他说，“是不是这个味儿？”

照片里的人不回答。

常贵吃完自己的那碗，把给娘的那碗也端过来吃了。吃完，他把碗筷洗了，把灶台擦干净，把剩的面粉收进面缸里。

然后他回了自己屋里，躺在那张木板床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他闭上眼睛，想着他娘的样子——年轻时候的样子，老了的样子，最后躺在床上拉着他的手的样子。

“好好的。”他娘说。

常贵睁开眼睛，看着屋顶。那上面有几道裂缝，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他看着那些裂纹，慢慢觉得眼皮沉了，意识模糊起来。

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娘在院子里晒被子，他娘说：“贵儿，被子晒过了，今晚上盖着可暖和。”他站在旁边笑，说：“娘，你歇会儿，我来弄。”他娘说：“不用不用，娘还能动。”

他在梦里笑了。

那天晚上，村里有人路过常贵家门口，看见屋里黑着灯。第二天早上，又有人路过，还黑着灯。第三天，他二叔觉得不对劲，推开门进去，看见常贵躺在床上，盖着被子，面色安详，像是睡着了。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张存折和一张照片。存折上的钱没动过。照片是他娘年轻时候的，扎着两条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

桌子上还有一碗饺子，已经坏了，长了绿毛。

村里人都说，常贵是太想他娘了。也说不上是病，就那么睡过去了，没受罪。

下葬那天，天气很好。冬天的太阳明晃晃的，照在人身上有点暖意。常贵葬在他娘旁边，两个坟包挨着，像一个“吕”字。

下葬的时候，有人看见一只麻雀落在坟头的树枝上，歪着头看着，看了好一会儿才扑棱棱飞走了。

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泥土的、干草的气息。远处有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是有人在犁冬地。那声音贴着地面传过来，闷闷的，像是大地在打鼾。

有人在坟前烧纸，纸灰升起来，飘进蓝得透亮的天里。好几个人都哭了，说常贵是个好人，说常贵可惜了。

可是常贵大概不觉得可惜。他去找他娘了。那三间土房没了人住，很快会破败下去，院子里会长满荒草，柴火垛会朽烂，墙皮会一块块剥落。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当下，两个坟包安安静静地待在村西头的土地庙旁边，一个略大一些，一个略小一些，坟头上的新土还湿着，在太阳下泛着深褐色的光。

有人说，过了年开了春，要给坟头种两棵柏树。

“种柏树好，四季常青。”说这话的是刘半仙，他咂了咂嘴，又补了一句，“也省得他们娘俩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