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回原籍当省委书记，妻子当众扇我耳光 儿子推门喊：省长电话来了

我叫沈国良，今年五十六了。三个月前，我从南方某省调回原籍，任省委书记。这消息在我们那个小地方炸了锅。老家的亲戚、从前的同学、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电话一个接一个。有人恭喜，有人攀交情，有人绕了十七八个弯就为问一句能不能给孙子安排个工作。我让秘书挡了大部分，可挡不住那些直接找到家里来的。

我老家在豫东一个叫沈楼的小村。我爹娘早没了，老家只剩下我二叔一家，还有几个远房堂兄弟。我调回来的事，他们自然知道。我二叔八十多了，耳朵背，也不怎么出门。可我那二婶是个精明人，年轻时候在生产队当妇女队长，嗓门大，爱张罗。我一回省城，她就开始打电话，说国良啊，你回来了，得回老家看看，给你爹娘上个坟，乡亲们都惦记着你。我说好，等忙完这一阵。她隔几天又打，说，国良，你大侄子沈强的事，你可得上心。我有点烦，但还是应着。沈强是我二叔的大孙子，三十出头，在县里一家事业单位当临时工，一直想弄个正式编制。二婶的意思很明白，我回来了，这事就是一句话的事。

我妻子陈秋华，是个教师，在南方一所中学教了大半辈子语文。她跟我调回来，本就不太情愿。她是浙江人，父母在杭州，生活习惯、朋友圈子都在南边。可她还是跟着我回来了，把一屋子书和几盆兰花都搬了回来。她这人性格直，眼里揉不得沙子。尤其看不惯我家里人那些弯弯绕绕的请托。为沈强的事，我们没少拌嘴。她说，沈国良，你刚上任，屁股都没坐热，就有人打你主意。你二婶那点心思，谁看不出来？我叹口气说，我知道。可老家的事，有时候躲不过去。陈秋华把教案往桌上一拍，说，什么躲不过去？你不开这个口，他们能把你绑了去？我苦笑，不再言语。

过了半个月，二婶亲自来了省城。七十五的人了，硬是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大巴。一进门，拉着我娘的手哭了一场，其实是哭给我看的。说二叔身体不好，家里没个撑门面的人，沈强要转不了正，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沈强其实挺老实，大学毕业考了两次公务员没考上，就在县公路局做临时工，一个月一千八。他爹，也就是我堂哥沈国栋，早年在工地上伤了腰，干不了重活。二婶家确实困难。我这个人，这辈子最怕看别人哭。二婶一哭，我心里那道墙就松了。陈秋华在旁边陪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搭话。等二婶走了，她才说，你要真想帮，就按正常程序走，别打招呼。我点点头，说，我不会乱来。

可有些事，一旦沾了边，就由不得你了。二婶回去以后，我那个在县里当副县长的同学老赵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沈国良，你侄子的事，我帮你办。我说你别胡来，按规矩来。老赵嘿嘿一笑，说，明白，程序肯定走。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说别办了，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时候，沉默就是一种默许。我犯了错。

一个月后，沈强转正了。消息传得比风还快。二婶又来了省城，这回带了一兜子土鸡蛋和两瓶香油，笑得满脸褶子。我收下了。陈秋华没跟我吵，可那天晚上她没跟我说话。我知道她在怪我。我心里也怪自己。

这还不是最糟的。沈强的事一开，老家的人像闻着味儿的苍蝇，全扑上来了。今天这个堂哥的儿子想调工作，明天那个表姑的孙子想进省城的小学。更离谱的是，我二婶不知怎么想的，居然跟人说，我哥家那个宅基地，政府要征，得多赔点。消息传到陈秋华耳朵里，她脸都气白了。她说，沈国良，你这不是调回原籍当书记，你是调回来当老家人的办事员！我无话可说。我也想把门关紧，可我是从那个村里走出来的，那里埋着我爹娘，住着我二叔。我狠不下心。

真正出事，是在上周末。老家来了一帮人，说是给我送“乡情”。二婶牵头，男男女女七八个，开了两辆小车。其中一个叫沈二孬的，我小时候跟他放过羊，现在在县城包工程，欠了一屁股赌债。他拎着两箱酒，一进门就喊，国良哥，兄弟来看你了！我赶紧让到客厅。陈秋华本来在书房备课，出来打了个招呼，又进去了。我在客厅陪他们，二孬说想接省城旧城改造的土方工程。我心里一紧，说这个不是我分管的。他嬉皮笑脸，说，你给下面递句话不就行了。我正色道，不行。二孬没当回事，还在那儿拍胸脯，说国良哥，咱是一个村的，小时候我帮你打过架，你忘了？这时候，陈秋华从书房出来了。她站在客厅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冷冷地看着这一屋子人。二孬抬头看见她，还笑，说，嫂子，你是文化人，我哥当这么大官，你都不帮衬帮衬？陈秋华没理他，把水杯放在茶几上。然后，她转过身，对着我，抬手就是一巴掌。

那一巴掌清清脆脆，打在客厅里，打得一屋子人都傻了。我脸上火辣辣的，整个人像被钉子钉住。二孬张着嘴，二婶也愣了。陈秋华盯着我，说，沈国良，你丢不丢人？你还记得你是谁吗？说完，她转身回了书房，门咣一声关上。

客厅里死寂。我站起来，对二婶他们说，你们先回吧。二孬还想说话，被二婶拉了一下。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我站在客厅中央，脸上还烫着，心里却出奇地冷静。陈秋华这一巴掌，打得好。我沈国良在官场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如今回到故土，竟差点把自己弄丢了。那些围上来的人，有哪个是真为了乡情？大多是为着各自的小九九。我却因为一个“乡”字，差点开了无数口子，最后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我正站着出神，书房门又开了。我儿子沈越推门进来。他刚上大二，放寒假回来。他刚才一直在他屋里，不知是不是听见了动静。他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书房方向，说了一句让我腿软的话：“爸，省长电话来了。”

我脑袋嗡了一下。省长？我虽然刚调回来，跟省长见过几面，但关系并不紧密。这个时候来电话，会是什么事？我深吸一口气，去书房接电话。电话那头，省长的声音很平静，说，国良同志，明天上午开个碰头会，有些事需要当面聊。我说好。他说，就这样。然后挂了。

我放下电话，心还在跳。陈秋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背对着我，肩膀一动不动。我走到她身后，说，秋华。她没回头。我说，你打得好。她慢慢转过身，眼睛红红的。她说，国良，我怕。我不是怕你官没了，我是怕你人变了。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说，没变。我还没变。她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我手背上，烫得厉害。

第二天，我去了省政府。省长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先是问了我回原籍后的工作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说最近收到一些反映，说你老家那边有人打着你旗号在外面揽工程。我脑子像被人倒了一桶冰水。我说，我知道了。省长说，国良同志，组织信任你，你也要对得起这份信任。我点头，后背全是汗。那一刻，我忽然无比感激陈秋华那一巴掌。那一下，把我从一个危险的边缘给扇了回来。

从省政府出来，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街道，心里翻江倒海。沈强的事，老赵那个电话，二孬找上门来，一桩桩一件件，全在我脑子里过。我曾经觉得自己能把握好分寸，可事实上，我的“分”已经被二婶的眼泪、二孬的酒话、亲戚们的殷勤给泡软了。人最怕的，就是自以为能经得住。可人一旦坐下那个位子，身边的风就四面八方地吹。你稍一恍惚，就偏了。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陈秋华做了几个小菜，还开了一瓶黄酒。沈越陪我们吃饭。他忽然说，爸，我以后不想靠你。我说，靠我什么。他说，什么都别靠。我看他，觉得他长大了。我点点头，说，对。人这一辈子，靠谁也不如靠自己。陈秋华看着我，眼神柔和了。她给我倒了杯酒，说，沈国良，我打你，你不恨我？我笑了，说，你打得轻了。

夜里，我在书房整理文件。拉开抽屉，看见里面放着二婶送的那两瓶香油和那兜子土鸡蛋。鸡蛋早吃完了，空篮子还在。我看着那空篮子，忽然想，那些个从老家来的人，嘴上喊着你从小名，手里提着土产，心里盘算的却全是另一本账。不是他们多坏，是世道把人情变成了资源。可我不能再被人情牵着鼻子走。我沈国良能走到今天，靠的是读书，是干活，是组织培养。如果因为回到原籍就大开方便之门，那我跟那帮人有什么区别？我还配坐在这把椅子上吗？

第二天一早，我给沈强打了电话。我说，强子，你转正的事，是从哪里起的头，你心里清楚。以后好好干，别给你二奶奶丢人。沈强在电话里嗯嗯啊啊，估计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告诉他，过几天我要回村里上坟，让他爹在家等着。他连声说好。

那个周末，我带着陈秋华回了沈楼。没叫车，自己开着一辆旧帕萨特。到村口，我把车停在老槐树下。二婶在门口迎，笑得有点不自然。我走进院子，二叔坐在藤椅上，看见我，颤巍巍要站起来。我赶紧按住他。二叔老了，眼花了，他拉着我的手，含混地说，国良，你当大官了。我蹲下，说，二叔，我还是那个国良。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听懂了没有。

午饭是在二叔家吃的。饭桌上二婶又提起二孬的事。我放下筷子，说，二婶，以后谁再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办事，我就得公事公办了。二婶愣了一下。我又说，我在这个位子上，不是给咱沈家看门的。二婶脸上挂不住，说，那不帮了？我看着她，说，该帮的，家里有难，我个人的力量能帮就帮。不该帮的，谁也不行。二婶不说话了，低头扒饭。陈秋华坐在我旁边，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

从老家回城的路上，天阴下来。陈秋华说，你刚才那番话，二婶心里肯定不痛快。我说，不痛快就对了。我要让她痛快了，这官就当不长了。陈秋华笑了，说，你啊，总算醒了。我望着前方的路，心里明镜一样。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走得远，而是走得正。尤其当你手里有了权，身边全是笑脸和土鸡蛋的时候，还能不能记着自己是谁。

现在，二孬不敢来了。二婶也不打电话了。沈强逢年过节会发个信息，祝我工作顺利。一切都慢慢回到该有的样子。陈秋华还是每天备课，批作业，偶尔跟我吵架。沈越回了学校，说准备考研。我每天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听汇报，跑基层。有时候累得靠在椅子上，我会想起那天那一巴掌。想起那声脆响。想起儿子在门外喊的那句，省长电话来了。

那一巴掌，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软肋，也照出了我的底线。我沈国良，终究还是被一个女人给打醒了。这半年，调回原籍，我差一点就变成一个被亲戚牵着走的糊涂官。好在，家还在。好在我还认得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