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5年，北京，李葆华去世后，一名记者问李宏塔：“老人家给你留下了多少遗产？”这个问题听起来直白，却被李宏塔用一句话挡了回来：“我们不需要遗产，我们是李大钊的子孙，有足够的精神遗产。”
这句话并非临时应答，而是李家三代人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李大钊留下的不是房产、存款和贵重物品，李葆华也没有给子女铺设一条轻松的仕途道路。父子之间真正传下来的，是对权力的克制、对穷苦人的同情，以及把个人得失放在身后的习惯。
李宏塔并没有见过祖父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年仅38岁。那时，李宏塔的父亲李葆华还是个少年。关于祖父的形象，李宏塔主要从党史资料、人物传记和家人回忆中认识。
资料中的李大钊，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收入在当时并不算低。但钱一到手，常常很快就花出去了。他资助贫困学生，支持进步活动，也常常接济身边无钱求学的年轻人。家中日子因此过得紧巴，妻子赵纫兰却始终支持他的选择。
有一件小事，后来被家人多次提起。春节前，家里好不容易给儿子李葆华做了一件新棉袍。一天，一名学生来访，身上只穿着单衣，冻得脸色发紫。李大钊看了很久，才对妻子说：“把葆华那件棉袍拿来。”
赵纫兰站着没动。
那件棉袍，是孩子盼了很久才有的。可她最终还是取了出来。李大钊把棉袍送给学生，自己却没有向孩子解释太多。这样的取舍，对一个家庭来说并不轻松，却让李葆华很早明白，所谓革命理想，并不是挂在嘴上的漂亮话。
李大钊牺牲后，家中几乎没有留下积蓄，妻儿还受到监视和骚扰。李葆华后来赴日本求学，生活十分困难，学费和日常开销都要设法解决。1931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投身革命，逐渐成长为党的重要干部。
抗战时期，李葆华在晋察冀地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安徽省委主要领导等职务。职位很高，生活却一直朴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到贵州茅台酒厂考察，临行时有人送来两瓶酒。李葆华知道后，当即要求退回；如果无法原物退还，就照价付款。
秘书解释：“给领导带两瓶酒，是当地的习惯。”
李葆华没有松口：“习惯也不能成为收礼的理由。”
在家里，他同样如此。一次，有人送来几袋葡萄干，年幼的李宏塔拆开便吃。李葆华回家后，严肃地批评儿子，还要求把已经拆开的那袋一并折价退回。他对孩子说：“我们手里的权力，只有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李宏塔记了一辈子。
1965年，16岁的李宏塔参军。临行前，李葆华没有叮嘱他去找谁照顾，反而说：“要做好吃大苦的准备，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在部队三年，李宏塔参加繁重劳动，练成了过硬本领。退伍后，他进入合肥化工厂，从普通工人做起，后来成为技术人员。
1987年，李宏塔调入安徽省民政系统。面对组织征求意见，他选择了一个直接面对群众的部门。民政工作琐碎，却牵涉救济、养老、优抚和困难家庭。有人觉得这条路不如其他岗位显眼，他却认为，能不能把事情办到百姓身上，比职位名称更重要。
他的父亲从未为儿子的升迁打招呼。相反，李葆华曾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地方干部说：“对他要严格要求。”李宏塔在副厅长岗位上工作了17年，直到1998年才正式担任厅长。期间，他没有向家里诉苦，也没有借助家族声望寻找捷径。
在省民政厅工作时，李宏塔常年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出差到北京，他也和同事一起挤公交车、换乘车辆。住房方面，副厅级干部按规定可以住更大的房子，他一家却长期住在55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几次改善住房的机会摆在面前，他都把自己的名字往后排。
他的生活费并不高，工资却常常被拿去帮助困难群众。基层走访时，遇到房屋漏雨、老人缺被子、低保家庭缺粮等情况，他会掏出一些钱。数额看似不大，次数多了，积蓄自然所剩无几。
李宏塔下乡也不爱提前通知，常常走进村子，敲开百姓家的门，坐下来直接聊天。学校、养老院、福利院和老旧社区，是他经常去的地方。对他而言，困难群众的事不能只停留在材料里，必须亲自听、亲自看、亲自核实。
2021年，李宏塔获得“七一勋章”。荣誉之外，他的住房、骑车和吃饭习惯并没有发生改变。记者追问遗产时，他提到的“精神遗产”，正是从李大钊到李葆华，再到他本人，几十年间反复落实在日常细节里的那套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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