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长子"不复当年勇！1940年宋哲元含恨病死绵阳，冯玉祥写下一句狠话

1940年4月5日，四川绵阳一座普通公寓里，五十六岁的宋哲元已经说不出话来。他半身麻木，口眼歪斜，左臂早已失去知觉，却还在用还能动的右手，反复摩挲着一份张自忠从前线发来的捷报。

三天前，他口述遗言，由秦德纯笔录，最后几句是："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这个悲情的场景，与他十二年前在陕西凤翔城东八里纸坊镇关帝庙门口端坐喝茶、谈笑监斩的姿态，形成了一个人一生中最为刺目的对照。

谈论宋哲元，1928年8月28日那个上午是绕不开的，也是很多人首先会联想到的。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的宋哲元，刚刚用四吨炸药炸开凤翔城墙，消灭了盘踞陕西十二年的土著军阀党玉琨。

城破之后，俘虏约五千人。宋哲元把副指挥张维玺找来，说要把这些俘虏全部杀掉。张维玺坚决反对，认为太残忍，且违反人道主义。

宋哲元的回答极其冷酷："去年你打同州时，我曾请你把'麻老九'的那几千俘虏斩尽杀绝，而你却把他们都放走了，假若你那时听我的话把他们都杀掉，其他那些土匪可能就没人再敢于守城负隅顽抗，我们也不用在凤翔费这么大力气。"

张维玺说不过他。于是，在凤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关帝庙附近的一口几十丈深的枯井边，一场持续整整一天的集体屠杀开始了。每两名大刀兵架着一名俘虏，拖到井边，命令跪下，五十名刽子手依次斩首，尸体踢入井中。

据时任第十三军手枪营代理营长、负责指挥行刑的张宣武后来回忆，宋哲元和张维玺"端坐在关帝庙门口，一边喝茶一边谈笑，仿佛在欣赏一场戏剧表演"，还"召集了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场观看"。 只有一个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暗中授意手下只杀几个老弱应付，放走了千余青壮年。

这场屠杀之后，陕西残余土著军阀"个个心惊肉跳不可终日，果然都于几天之后，自动地单骑来归"，宋哲元由此肃清关中。

杀俘这一幕，是宋哲元身上永远洗不掉的污点，也是理解这个人性格的关键切口——他做事够狠，下手够绝，且从不犹豫。

宋哲元1885年生于山东乐陵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庭，1907年投笔从戎，1912年投入冯玉祥第16混成旅，从哨长、副营长一步步干起。

冯玉祥带兵是大家长做派，对手下将领动辄当众训斥，军法处置，谁都挨过骂，唯独对宋哲元从未下过狠手。冯在日记和讲话中多次称赞宋"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把他与孙良诚、刘汝明并列为自己"可寄千里之任"的心腹。

在西北军早期"十三太保"、"五虎上将"的谱系里，宋哲元不是最出彩的那个，却是最让冯玉祥放心的一把刀。1922年直奉战争后，宋已跃居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1926年南口大战、1927年北伐，宋哲元无役不从；1928年更替冯玉祥经营陕西后方，使冯得以在前线与阎锡山、张作霖周旋，冯视其"如左右手"。

这种关系，在封建家长制的西北军体系里，宋哲元实质上扮演的是"长子"角色——不是最能打的，却是最听话、最可靠、最能替家长分忧的。

然而中原大战把一切都打碎了。

1930年5月，冯玉祥联阎倒蒋，四十多万西北军几个月内打得只剩九万多人，输得一败涂地。9月18日张学良宣布拥蒋，东北军大举入关，反蒋联军瞬间崩盘。

冯玉祥见大势已去，直接通电下野，躲去山西，把烂摊子甩给了宋哲元。 宋哲元也没推辞，硬着头皮接了，但他心里清楚，跟着冯玉祥打了二十年，落到这个下场，老路走不通了。他派参谋长陈琢如跑到南京找蒋介石谈判，探探底；又明面上接受中央指挥框架，暗里给阎锡山上眼药。

最后在张学良斡旋下，西北军残部被编为陆军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分任师长，全军约四万人。

从拿到番号那天起，宋哲元就算自立门户了。冯玉祥后来多次想以老长官身份介入29军，甚至派人暗杀29军缔造者之一萧振瀛，结果遭到萧串联军头抵制。

29军内部实行的是罕见的"股东合议"体制：宋哲元名义为军长，但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各握一师，军饷自筹、人事自主，宋更像"盟主"而非"家长"。

一个山头容不下两个当家人，这是宋哲元与冯玉祥关系变质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对宋哲元的态度，从来都是"以宋制冯"。他授予宋二级上将、冀察政务委员长，让他"替我守前门"；同时派陈诚、何应钦在旁监视，防止宋冯再度合流。

宋哲元也深谙此道。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宋哲元特地给张学良发电报，请他保障蒋介石生命安全；事变和平解决后，又专门派秦德纯去南京慰问。

这些动作不是因为他忠于蒋介石，而是因为他要在蒋冯之间走钢丝，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他内心深处，冯玉祥始终高过蒋介石。1933年《塘沽协定》后，宋哲元曾气愤地公开大骂："谁再相信蒋介石的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还说"今日中国很多人对共产党感兴趣，我感到他们也是迫于无奈啊！刘伯承是我的老朋友，如果把我逼急了的话，老子也是共产党！"

蒋介石让他去重庆会晤，他称病不去。这种抵触情绪，贯穿了宋哲元后半生。

1935年是宋哲元人生的巅峰，也是陷阱的开始。

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掌管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29军扩编到十万之众。

但蒋介石给他的真实指令，是秦德纯从庐山带回来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在不妨碍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可以"妥密应付"。

对此，宋哲元自己曾这样总结："我现在是干'挨骂的差事'，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可实际操作起来，这八个字近乎不可能。日军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给他母亲祝寿，送来一个说是天皇从东京运来的大瓷花瓶，宋哲元回头就把花瓶砸了； 土肥原贤二当面逼他华北"自治"，宋哲元拍桌大骂："我以前以为你是朋友，你是人，现在知道你是贼，你是强盗！我是中国人民，我是中国官吏，如何能同中国政府脱离关系呢？"

土肥原威胁要派一百架飞机炸平北平，宋哲元回敬："你不要来一百架，顶好来三百架，我怕飞机就不当军人！"

话虽硬气，但宋哲元的困境在于，他既要应付日本人，又要防着蒋介石收权，还要维持29军内部不分裂。

1936年3月，他干脆把29军头号功臣萧振瀛赶走——表面理由是萧倾向中央导致与日方矛盾，实质是宋发现萧能联合带兵官对自己构成威胁。

萧振瀛临走前嘱咐张自忠："为团体负重，办好对日交涉。"

这一走，29军失去了最会周旋的人，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老家为父亲修墓。他不在北平，是因为被日军的步步紧逼搞得烦乱不堪，干脆躲回去"避清静"。

7月11日他赶到天津，却被亲日分子包围，当晚即签字承认日方条件。 此后十几天，他一直在"和平解决"的幻想里打转，认为"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7月15日，他在寓所召开29军主要将领会议，张自忠等人主和，冯治安等人主战，宋哲元最终给冯治安下达了"确保北平迅速扑灭卢沟桥、丰台之敌"的作战命令。

但战机已经延误。日军借谈判之名，源源不断增兵。7月26日，日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27日中午前退出北平。27日深夜，南苑战事打响，日军以一个主力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猛攻，佟麟阁、赵登禹相继殉国。 28日下午3时，张自忠去见宋哲元，说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

宋哲元脸色苍白，立刻写下让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的条子，夜间与冯治安等率部离开北平。

张自忠临行前含泪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一天，蒋介石也电令宋哲元离开北平。

平津就这样丢了。

宋哲元撤到保定后，于8月3日向中央请罪，电曰"此平津失守，俱因本人事前防务不周，应付不当。向中央请求处分"，但蒋介石没有追究，反而把29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为总司令。

这不是蒋宽宏大量，而是因为西安事变时宋哲元那封保蒋安全的电报，以及事后派秦德纯赴南京的慰问，让蒋介石记在了心里。

然而宋哲元心里有数，华北丢了，29军的老底子也打残了，他在军政两界的核心价值已经丧失。

1938年3月，他在豫北溃败，口眼歪斜，半身麻木，不得不辞职养病。 此后他辗转衡山、阳朔、贵州，最后到四川绵阳。

1939年汪精卫投敌，宋哲元靠在枕头上口述，由秦德纯笔录，写信给蒋介石谴责汪精卫，支持抗战到底，并将此信抄送张自忠、冯治安，以使部下提高警惕。

1940年3月底，他随痰咯血，自知不起，口述了那份"还我山河"的遗言。

4月5日，中风不语，病逝于绵阳。

冯玉祥闻讯，在重庆主持追悼大会，亲撰挽联："百战为国家，喜峰口外摧强敌；一生酬知遇，大河以北失长城。" 这副挽联写得极准——上联是宋哲元的高光时刻，1933年长城抗战，29军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十天歼敌五千余人，《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下联则是冯玉祥的隐痛，他一手提拔的"长子"，最终在大河以北丢了长城，也丢了西北军最后一块像样的地盘。

冯玉祥此前在日记里写过一句更狠的话："宋哲元不复当年之勇！" 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责备，而是一个老家长对自己最器重的继承人，在关键时刻未能扛住局面的绝望叹息。

宋哲元死后，国民政府追晋他为一级上将。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共同送挽联："率全军，哭我公，虽死犹生，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感知己，报祖国，此身尚在，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 这三个人，一个是后来战死枣宜的抗日名将，一个是坚守到最后的西北军老人，一个是转战千里始终不弃的部下。他们送的这副挽联，比任何官方追悼都更真实——宋哲元这辈子，说到底就是一个"感知己，报祖国"的旧式军人，他的忠诚给了冯玉祥，他的野心给了华北，他的错误给了平津，而他的遗憾，永远留在了1940年绵阳那个春天的病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