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烨：从上海书桌到千岛报页：一场跨越赤道的华文薪火之约

落笔无悔，华文薪火相传

“谢谢你们在半数凋零时，依然为汉字留了最后一角版面。”

上海：陈烨

作者简介：陈烨，1981年生，中国上海人。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语言学学者），法国巴黎ISTEC学院（教育管理学博士）。

从2025年9月我与上海三联出版社落笔签下出版书稿的那一刻，到此刻2026年9月，我坐在时间的河岸上，看书稿漂流而去，等待它靠岸。窗外是上海的秋意初起，而心头牵系的，却是赤道以南那片由千岛组成的国度——那里，我的文字已跨过重洋，在几份中文报纸的版面上，悄然呼吸了将近一年。

然而就在不久前，印尼《国际日报》执行社长的一条朋友圈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他说，与《千岛日报》同仁座谈，并连线《坤甸日报》社长，感触良多——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尼华媒命运多舛、几起几落，近年处境再度艰难，半数凋零。大家深感，当下已是必须抱团取暖、共克时艰的紧要关头。

读罢，我忽然意识到：过去一年我所经历的从“契约到枷锁”的挣扎、从“沉浸到重生”的苦修，以及此刻“等待与空杯”的悬置感，竟然与这片绵延半个多世纪的华文薪火，产生了如此深沉的回响。

忘掉出版，只写真实

签约之初，我把它当作一份荣耀。与上海三联出版社的合同——那个名字带着铅字的重量，搁在书桌抽屉里，却渐渐变成了一张催命符。越是告诉自己这是为了出版而写，笔尖就越发滞涩。那些失眠的夜里，光标在空白文档上闪烁，像一个沉默的审判者。我第一次体会到：被认可的渴望，有时会吃掉表达的冲动。

此后几个月，这种焦虑在日复一日的修改中渐渐蜕变了。转折发生在我决定“忘掉出版，只写真实”的那一刻。我开始把手稿当作写给自己的长信——像是写给印尼的情书。校对不再只是改错别字，而是剔除那些为讨好读者而堆砌的华丽与空洞；审核变成了在灵魂深处与每一个历史细节、每一个逻辑关节进行严酷的搏斗。我从一个有出书梦想的人，蜕变成了一个包含深情的作者。

而这份蜕变最意外的回报，莫过于书中部分章节片段飞越重洋，出现在印尼主流中文报纸的版面上。方块字印在千岛之国的油墨香里和电子报刊里，它们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思考，原来真的可以跨过赤道，去敲打另一群人的心。

抱团取暖、共克时艰

读到执行社长的朋友圈，我忽然理解了那些版面意味着什么。“半数凋零”——那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是多少家报社通宵达旦亮着的灯，是多少位老报业人从青丝到白发的坚守。当《国际日报》执行社长与《千岛日报》同仁围坐，并千里连线《坤甸日报》的社长时，他们口中说出的“抱团取暖、共克时艰”，听来格外滚烫，也格外让人心疼。

就在这个纸质媒体行业风雨飘摇的时刻，我的那些文章，恰恰跨过赤道，登上了这些坚守中的版面。这不再是简单的“发表”和“成就感”，而是一种深沉的互文——我的文字，成为了这些飘摇的报纸在2025至2026年间"依然活着"的证据。这些媒体人守的是报纸的版面和发行，我守的是书稿里的每一个字。本质上，我们都在为汉字在东南亚的薪火，添一把自己的柴。

“抱团”不只是媒体同业之间的事，也包括我这位远在上海的写书人。那些报纸上刊载的文章，不是孤零零的铅字，它们是千岛之间坚守者抱团时，接过的一片瓦、一块砖。我伏案写作的寂寞，忽然就和异国他乡一群同仁围坐会议室、连线商讨生死的场景联结在了一起。我不再只是一个等待出书的作者，我是这个共克时艰文化群落中，一个用书稿发声的同行者。

独自绽放，百花齐放

此刻的我，处于作家生涯中最玄学的阶段。交稿后的等待，像做成大事后的平静，身体被掏空，却又充盈着巨大的松弛。我不再为增减一个字而焦灼，因为书已经有了自己的呼吸。这种无能为力，恰恰成全了心满意足。审核老师挑出的疑问、编辑发来的最后确认，对我而言不再是刁难，而是这本书最后的成人礼。

回顾这一年，我收获的远不止一本书的雏形。我学会了与平庸共处——允许初稿是垃圾，才写出了不垃圾的终稿。我学会了延迟满足——报纸的短章是即时烟花，而书的出版是慢火老汤。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合作——写作是独自绽放，但出版是百花齐放，一位作者在两者之间，找到了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但此刻，当我将这一年的个人体悟，与印尼华媒半个多世纪的命运并置时，我看到了更深远的东西。

自1965年以来，印尼华文教育被禁、华文报刊被封，整整一代人失去了用母语表达的权利。直到上世纪末解禁后，华媒才如雨后春笋般重生，但始终在风雨中飘摇。纸媒衰退、数字化冲击、读者老化、新生代华文能力减弱……每一重挑战都如浪头打来。那些仍在坚持的，是一群真正把华文当作生命的人。他们校对每一个标点，不亚于我在深夜里与逻辑关节的搏斗；他们争论每一个措辞，不亚于我为了一段话删改十几遍的执拗。

我的书稿终于完稿，等待初稿付梓的焦虑，被投放到印尼华媒这个小小的朋友圈里时，竟忽然失了分量——我恍然明白，无论我的书何时面世，它所记录的，终究是一段特定时空里的故事。而印尼的华人作者与印尼华媒之间，却是包含着近30年的生生不息。

千岛华媒，共此坚守

我原以为这一年，是我在向上海的出版社交答卷；回望时才发觉，是我的笔有幸为风雨中的千岛华媒，留下过几道浅浅的航迹。如今书稿在等待付梓，而那些报社的灯光等待天明。既同此凉热，便共此坚守。

事实上，薪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燃烧，而是无数人在无数个深夜里，为一盏灯添油、为一块版守夜。我写下的每一页书稿，和《国际日报》《千岛日报》《坤甸日报》上每一篇报道一样，都在做同一件事——让汉字在这一片土地上，不要熄灭。

我想起印尼华文文学界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没有退路，因为身后就是大海。而我们这些以华文为笔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书稿也好，报纸也罢，落在纸面上的每一个字，都是对遗忘的反抗，是对根脉的确认。

所以，如果真的要为这一年写下最终的注脚，我想这么说：落笔的那一刻，我签下的不仅是一份与出版社的契约，更是一份与整个东南亚华文书写传统的无言约定。这个约定里，有老报人从青丝到白发的坚持，有报社同仁围坐共商生死的决绝，有任何一位作者独自面对光标闪烁的夜晚——所有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才构成了华文薪火在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真实图景。

我的书写完了，他们的报纸还在日日编印；我的书终于要出版了，他们的版面还在等待新的稿件。薪火相传，从来不是单向的传递，而是千万支烛火相互照亮的漫长旅程。在这段旅程中，我不过是一个有幸被照亮、也有幸发出一点微光的人。落笔无悔，不是因为结果已定，而是因为在落下的那一刻，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这片文字，交给了这片文字将要抵达的土地和人心。

今秋过后，但愿我的书可以面世。那天，我会寄一本给《国际日报》执行社长，寄一本给《千岛日报》和其他友社。扉页上只写一句：

“谢谢你们在半数凋零时，依然为汉字留了最后一角版面。”

这正是我这一整年，最意味深长的收梢。也是华文薪火在千岛之国的夜色里，一个微小却固执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