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刑事律师潘庆强|高标准农田成串通投标犯罪重灾区！

2025年4月，山东省发改委、公安厅等17个省直部门联合出台招投标领域行刑衔接线索移送办法，明确28类涉招投标犯罪移送标准，截至目前全省已移送违法犯罪线索372件。

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串标行为直接损害公共利益、关乎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司法打击重点。结合多起司法判例来看，该类案件普遍涉案金额高、组织化特征明显，追责范围覆盖企业负责人、项目经办人、出借资质的相关人员。

除山东之外，江苏、江西、四川、湖南、吉林等全国多省份农业农村、公安部门均通报过多起高标准农田串通投标案件，既有职业化团伙大规模围标倒卖标段，也存在投标人勾结招标代理、公职人员内外串通的情形，部分案件涉案数千万元，反映该领域串标属于全国性治理难点，并非个别地区现象。本文立足实务，重点围绕辩护要点展开。

一、串通投标罪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成立本罪需要四大要件同时满足：适格的行为主体、主观上存在犯罪故意、实施串通投标行为、侵害招投标市场及公共法益。

除刑事追责之外，串通投标、资质出借等行为还会直接产生民事法律后果，同时触发民刑交叉下的线索移送机制。

二、高标准农田领域案件特点

山东乳山、东营已移送审查起诉两起高标准农田串通投标案件：曲某兴联络4家企业串通报价，3个项目累计中标520万元；王某建借用多家企业资质、统一制作投标文件实施串标，中标金额600余万元，两案中除实际控制人外，执行事务的企业员工亦被纳入刑事追责范围。结合各省公布案例，可总结该类案件三大特征：

一是组织化程度高：涉案人员多为职业化操盘，统筹多家企业统一制作标书、核定报价、缴纳保证金，形成固定围标团伙，模式成熟、隐蔽性强，批量作案特征明显。

二是资质挂靠普遍：多数案件存在借资质投标、空壳陪标情形，实际控制人租借多家企业资质参与投标，出借资质企业只收取挂靠费用，不参与决策和施工，却经常被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涉案金额偏高：项目标的跨度大，多数案件中标金额远超立案标准，极易触发刑事追责，大额案件量刑压力更大、辩护难度更高。

三、案件辩护要点

（一）区分决策者与事务执行者

串通投标罪刑事追责对象是实施决策、组织、串通行为的责任主体，不能仅以参与流程事务就当然认定具有刑事责任。

对于案件中的实际控制人，属于串通行为的发起、决策者，主体层面抗辩空间有限；但对仅从事资质对接等事务性工作的普通员工，辩护核心应当审查其对串通投标整体策划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报价商议、有无获取违法收益。 现有材料若仅证实其执行上级程序性工作，是否具备共同犯罪的主体可罚性，需要结合全案证据进一步甄别，不能直接推定其当然构成共犯。若无事前共谋的相关证据，可提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

（二）禁止推定共犯合意

共同犯罪成立的核心在于存在主观通谋与意思联络，不能仅凭 “参与投标”“出借资质” 的客观行为，直接推定行为人具备串通投标的犯罪故意。

对于被联络陪标的企业及人员，需要核实聊天记录、沟通凭证，区分是主动参与共谋，还是被动裹挟参与、是否获取相关利益，不能仅依据参与投标的客观行为直接推定犯罪故意。对于从事事务性工作的员工，应当单独核查主观认知状态，不能跟随主行为人直接推定共犯故意。

（三）划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

标书统一制作、多家企业报价串通、借用资质投标，部分情形属于《招标投标法》上的行政违法行为，但要成立刑法上的串通投标罪，需要证实行为人实施了人为操纵招投标结果的实质性串通行为。

辩护中要核查统一制作文件范围、报价协商具体内容，区分仅文书模板雷同，还是全套投标文件、报价被人为操控。实务当中需要警惕：不能将单纯资质出借、标书模板相似的行政违规，直接升格认定为刑事犯罪，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行为要件边界。

（四）质证涉案认定金额

围绕入罪数额标准开展针对性抗辩，逐项对中标金额、违法所得、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依据进行审查。对于刚好达到立案标准的案件，重点审视金额累计规则、未履约项目是否剔除、施工成本是否扣减等争议点，争取核减涉案数额。严格区分项目营收和净利润，扣减合理施工成本，降低违法所得认定，争取涉案数额达不到追诉标准或者实现量刑降档。

（五）核实证据完整性

串通投标罪定罪需要完整证据闭环，仅有口供、同案犯供述等言词证据，不足以达到刑事定罪证明标准。如果案件缺少投标文件同一性鉴定、串标沟通电子记录、资金流转凭证等关键客观证据，证据链存在缺口、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辩护人可以提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争取不起诉或者无罪处理。

（六）争取从宽情节

当案件事实清楚、罪名成立的情况下，充分挖掘法定、酌定从宽量刑情节。当事人具备自首、坦白、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缴纳罚金、初犯偶犯、属于从犯、未造成工程实质损害等情节，可以据此请求从轻、减轻处罚，积极争取缓刑。

四、刑事风险防范策略

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持续推进，事前合规是企业规避刑事风险的最优方式，案发后专业律师介入则是降低损失的关键。

一是建立独立合规审查机制：对标书编制、报价测算、保证金缴纳、投标报名等环节实行专人审核、全程留痕，杜绝多主体共用标书、同源缴费、报价异常趋同等高危违规情形，保障投标决策独立合规。

二是严禁资质出借与挂靠投标：出借、租借资质均可能被认定为串标帮助行为，涉刑共犯风险极高。企业需严格管控资质使用，杜绝挂靠投标行为，从源头规避刑事风险。

三是规范内部决策留痕管理：投标报价、联合投标等重大决策需留存书面记录、核算依据、会议纪要，实现全程可追溯，面对核查时可有效佐证自身投标行为的独立性与合法性。

四是涉案后及时委托专业律师：被约谈、传唤、立案调查后，严禁随意自认、盲目签字，第一时间依托专业刑事律师梳理案件、核查证据，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结语

司法机关对高标准农田领域串通投标的从严打击已经成为常态，但从严打击不等于一律定罪、从重量刑。针对尚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案件，辩护工作必须立足于卷宗客观证据，不能做主观推定。

对于工程企业来说，合规经营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对于已经陷入刑事追诉的当事人，专业化、精细化的刑事辩护，是剥离罪责、降低刑罚、维护个人与企业权益的重要保障。

潘庆强律师，执业于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部门主任，潘庆强律师团队多年来专注于刑事辩护，代理了大量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经辩护，有20余起案件获得法院判决无罪、检察院不起诉或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等无罪辩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