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童年时家里的那些烂事——堂伯父张志潭日记透露的细节

张爱玲的文字为什么显得那样犀利苍凉？张爱玲的一生为什么显得那样跌宕多姿？多半与她所在的那个极度封建又极度时尚的家庭有关，更与她童年时的经历有关。

1924年，她那个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裹过小脚却又极度时尚的母亲黄逸梵，就以陪读姑姑张茂渊出国留学为由，抛下年仅4岁的她和父亲张志沂，到欧洲潇洒去了。这一去就是四年。

她在欧洲时，跟在巴黎的蒋碧薇徐悲鸿夫妇同住一栋楼，她也在那里学过画，也曾拖着缠足的小脚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据说，黄逸梵曾拜徐悲鸿为师学习油画，她也与徐蒋夫妇一起出入法国的艺术沙龙。

1928年，到了张爱玲入学接受教育的年龄，她那在欧洲漂荡了四年的母亲与姑姑张茂渊一起回到了上海。

按张爱玲亲堂伯父张志潭的日记记载，姑嫂俩是从英国乘“坎大拿”轮于阳历9月22日（农历八月初八）到达上海的，从此张爱玲享受到了一段短暂却又快乐的母爱时光。

但在此前的四年里，幼小的张爱玲家里发生了许多足以影响其一生的变故。而在以前，这些细节多不为外人所知。

幸好近年出版的张爱玲堂伯父张志潭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确凿但似乎又有些影影绰绰的记录，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原她的原生家庭，也可以近距离窥探张爱玲的家庭与童年。

因为伯父失势下野，父亲跟着失业颓废

张爱玲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1920年，她出生于一个簪缨世家，祖父张佩纶是晚清重臣、政坛清流，也是李鸿章的女婿，父亲张志沂（1898--1953）是家中独子。她的母亲黄逸梵之父则是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两家缔婚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而张志潭则是张佩纶的弟弟张佩绪的长子，因此张志潭称张佩纶为伯父，但他又比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大14岁，因此，张志潭是张爱玲如假包换的亲堂伯父，他在日记和电报书信中以廷弟（张志沂一名廷重）或廷重称呼张志沂。

在这个河北丰润大家族中，张佩纶后代的事业远不如张佩绪的后代。张志沂是终其一生一事无成的公子哥，而其堂兄张志潭则是横跨军政两界的政要，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陆军部次长、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等显赫职务。

因此，张志沂一生对其堂兄张志潭依赖颇多。1903年，在张志沂仅有5岁时，父亲张佩纶去世，他一家的经济来源和张志沂的出路，基本仰仗父亲张佩纶的积蓄和堂兄张志潭的帮撑。

而张志潭对大家族的兄弟姐妹也是极尽所能，能帮尽帮。在伯父张佩纶死后，他不但利用自己的关系，出面为遭盗墓的伯父陵墓找家乡政府，要求派警察值守，还有心收集整理了伯父的遗著和文集。

1921年7月，张志潭更是利用自己主长交通部的职务之便，为自小失怙的24岁堂弟张志沂在天津津浦铁路局通译课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差使，解决了他的就业问题和张爱玲这一大家的经济来源。

从下表可以看出，这份工作相当对口，几乎就是为张志沂“量身定做”的，因为张志沂曾在上海圣约翰青年会就学，有一定英文基础，并在此之前曾出任过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英文秘书，而且月薪达到了一百五十元。

张志沂曾经就职的两个单位

但张志沂并不珍惜这份工作，而是吊儿郎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常无故旷工，遭到同事的非议和排挤。更严重的是，他在任职期间，丝毫不改公子哥的习气：沉溺鸦片、流连欢场、包养情妇、行为不检，声名狼藉，逐渐引起亲属和上级不满‌‌。

更加不幸的是，当时北洋政府倒阁频繁，许多政要的职位都是朝不保夕，更何况心不在焉的张志沂呢。1927年1月12日，随着张志潭最后一次去职，张志沂也失去了工作的最大靠山，被开除出津浦铁路局，六年铁路公职就此终结，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失业者。

其时，他的携带了几箱金银财宝的妻子黄逸梵正在欧洲游历。偌大一个家庭顿失经济支柱，对这个习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家庭，无疑是一个严重打击，也给张爱玲童年心里蒙上了一层阴翳。

父亲婚内纳妾狎妓，亲友苦劝听不进

父亲张志沂失业之后，年仅七岁的张爱玲随父亲、伯父张志潭一大家移居天津。从张志潭起于1925年1月1的日记看，对于失业后的堂弟张志沂及其全家的处境，张志潭仍然非常关心。

张志沂首次出现在张志潭的日记中，是在1927年的4月11日，即农历3月初十。当天是堂弟张志沂29岁生日。

此时，失业不久的张志沂，心情极为失落茫然，本当三十而立的他，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丢掉了工作——这个全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此时的他，最渴望亲人的慰藉，而不是责怪。

因此，当张志沂首次出现在张志潭的日记中时，竟是一幅温馨的画面：“廷重生日，来此行礼。”大概是觉得不够，第二天晚上，张志潭又约了自己喜欢的京剧名角朱琴心，为张志沂补庆生日。

“晚为廷弟庆作生日，兼约朱琴心，十二时散。”

可见，张志潭非常看重这份亲情。这份关心，在那个自顾尚且不暇的动乱年代，至为难得。但失业、失德是个大事，问题、原因和出路总要弄清楚。

对于张志沂的处境，张志潭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9月3日，他找来张爱玲母亲黄逸梵家总管的儿子白崇文专门询问张志沂的情况：

“询廷重近状，招白崇文来，所言多出意料之外。少年颓放至此，令人焦急。”

此后连续几天，为了张志沂的事，张志潭先后找到白崇文、宗子立、董执谊（号藻翔）、弟弟张志澄（日记中的迈弟）、秦伯秋、耿岳生等了解张志沂言行，动员大家齐想办法帮张志沂：

9月9日，“季才来久谈，又唤白崇文来，询廷重事。”次日中秋，在迎来送往之际，张志潭“收迈弟一信，为廷重事。”11日晚，“客散与子立谈廷重事至深夜，作一函，明日专人送芦。”

13日，“晚约藻翔来解决廷重宅中诸事，至夜二时始寝。”

可见，张志潭真是把堂弟张志沂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用心用情来办的，为此他殚精竭虑，以致每每至深夜而不能寐，为的就是尽快为其找到一个妥帖的解决之道。

9月14日，张志潭甚至冒着大风把张志沂叫来住在他家，一起商量办法：

“为遣廷重外妇事纷纭终日。”

大概是效果不好，“狂风竟日”的第二天，张志潭又叫弟弟和董执谊上门劝说张志沂：“迈弟、藻翔又往解决廷重外妇事。”然后又亲自到至张志沂家再做工作。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在失业和失德的问题上，张志潭最想帮张志沂解决的是妥处“外妇事”，毕竟张志沂是有家室的人，且一对侄儿侄女都还很小，张志潭不想听闲话，更不愿兄弟家因此纷纷扬扬的糜烂家事分崩离析。

但令人头疼的是，张志沂听不进众亲友的温言相劝。终于，张志潭出离愤怒了：

“为廷重私出严词责之，颇倔强，似无悔心，可虑也。”

疾言厉色之下，张志潭还不死心，先后又搬了张月波等人作为救兵，如此这般，“为人管闲事纷纭终日”将近二十天，但效果如何呢？诚如张志潭所记：“不得要领”，“令人悒悒”，“仍无眉目，令人闷闷。”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月底。快30天过去了，张志潭已经精疲力竭，近乎绝望，快要放弃张志沂了。但就在10月5日，张志沂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廷重遣妾本日登‘新康轮’南去。”

至此，张志潭似乎应该长舒一口气了，但这个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张志沂此时并未与黄逸梵离婚，且在结婚后两三年内就执意纳妓女“老八”为妾，经众人力劝仍不愿断舍离这个孽缘。

吸毒、纳妾、狎妓，对孩子和家庭不负责无担当，这是后来黄逸梵要离家出国、夫妻不和以致最后与张志沂离婚的重要原因。日记中的“外妇”和“私出”坐实了张志沂“纳妾”和“狎妓”的铁证。

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颓废、荒诞、算计、不和、奢靡和压抑的原生家庭氛围中，是张爱玲的不幸，也于无形中“形塑”了后来她的孤傲性格和犀利阴郁的别样笔触。

值得一提的是，在送走或许是从声色场所娶来的妓女小妾之后，张志沂并未立即南下，相反他直到10月20才决定从天津南下上海，25日才成行，住在上海威海卫路538号半。

其间，他在等与他们兄妹争夺南京祖产的“四兄”（即张志沂同父异母的哥哥张志潜，号仲炤）从上海来天津，由张志潭等人出面居中调和三兄妹继承和瓜分祖产的事。

在夫妻不和之外，张志潜、张志沂和张茂渊三兄妹早就埋下了兄妹不和的种子，最终上演了一场兄妹撕破亲情、对簿公堂的“宫斗戏”。

母亲英国盲肠动手术，国内兄妹争产上公堂

送走小妾之后，张志沂于10月13日迎来了自沪赴津的同父异母兄弟张志潜（即张志潭日记中的“四兄”）。“四兄”此行目的何在？张志潭日记语焉不详。

但从张志潭日记的蛛丝马迹和字里行间，大致能够揣测，张志潜北行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劝说弟弟张志沂彻底断绝与小妾的关系，与弟媳黄逸梵修复关系。

但我猜测，他此行真正的意图不在此，而是要张志潭居中调和他们兄妹析分祖产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小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已经劝无可劝，谈无可谈。

所以，剩下的关键问题，就是在彼此都信得过的中间人的撮合下，解决祖产的分配问题。

请看线索：

10月16日：“四兄来谈廷弟事，颇无澈底办法。晚，子立与廷弟谈，闻尚多误会处，家事之难如此，可叹。”

10月19日：“叔威早来，子立偕之及孟嘉往劝廷重，仍无结果。廷则甚露桀骜之状，此人真不可救也。”

一个大家族中，什么事能让长袖善舞、善于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的张志潭发出“家事之难如此”的浩叹？又是什么事使张志沂坚不让步，甚至“甚露桀骜之状”呢？

十有八九是关涉财产金钱的事。

也就是说，天津之行，即便在两人都关系密切且信任的张志潭等人的调和下，分配祖产的事，大家也谈不拢。这是我的合理性猜测，相信有一定的道理。

而随着张茂渊、黄逸梵姑嫂1928年8月下旬海外归来，张氏三兄妹争产步伐提速，官司细节如下：

张爱玲父母和姑姑

1929年3月27日，身在天津的张志潭收到四兄张仲炤的信，得知了一个他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收四兄信，知为家事与茂妹涉讼，劝阻两难，为之不怿。”

31日：“廷弟亦来一信，所说亦不成话。”

5月10日：“收四兄一信，知与茂妹争议尚未了，廷重又加入，可慨。”

从这两句来看，这桩手足相搏的争产官司，首先是由妹妹张茂渊对哥哥张志潜发起的，随后张志沂加入。可见，张茂渊较有心机，而张志沂是相对从属被动的一方。

如果说，1928年姑嫂两人回国，黄逸梵主要是为了孩子教育的话，那么张茂渊更可能是为了房子。

5月20日，争产官司进入诉讼程序：“讼事已对簿矣。先世清名，思之心痛，以一书复四兄。”

或许是由于张志潭等人的劝和促谈止争起到了作用，也或许是由于三兄妹蓦然良心发现，6月27日：“收四兄及宗子立各一信，讼事似有转寰之望，为之少慰。”

但很快，张志潭又得知，四兄张仲炤决计将官司打到底，他要熟悉张家情况的表兄弟宗子立到法庭作证，并已上诉。这大大出乎张志潭的意料。

9月7日，张志潭甚至收到张志潜委托宗子立寄来的诉状：

“收子立一信，寄来炤兄等诉呈稿各件，反唇至此，唯有浩叹。”

眼看案件愈演愈烈，亲情有完全破裂之势，张志潭急忙与张志潜和张茂渊张志沂两方函电交驰，劝和促谈止讼，可谓苦心孤诣；同时他将双方意见向对方转达，甚至邀请张茂渊张志沂北上天津协商，而后者则要张志潭南下上海协商。

在这种情况下，张志潜仍不相让，向张茂渊和张志沂提出要四四分，即自己得四份，张茂渊和张志沂各得两份，而张茂渊提出的主张是财产三等分，一人一份，顿让张志潭觉得“讼事未易了。”

不过，在张茂渊、张志沂的极力主张和张志潭、宗子立等大力相劝下，最终这桩分产案似乎以接受二张的方案而结束。11月8日，张志潭收到四兄张仲炤之电，讼事已了。

将近8个月，从剑拔弩张到析产息讼，这桩沸沸扬扬的豪门兄妹争产案，既让我们看到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见识了人性之中潜藏的阴暗与丑陋，也成为童年张爱玲心头挥之不去的记忆。

幼年的张爱玲也曾短暂得到母亲的爱

而在这个旷日持久的争吵落幕不久，张志沂黄逸梵那对“金童玉女”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此时张爱玲年仅九岁，生在这样的家庭，不可谓不幸。1930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迈弟转过来张志沂给张志潭的亲笔信：

“得廷重致迈书，知与其妇离婚，与茂妹复不一致，骨肉之乖，家庭之变，不意及身见之，真今日人生之不幸也。”

十年饮冰。黄逸梵张志沂两人共同亲手埋葬了这段令无数人羡慕的豪门婚姻，背后除了留给后人一个遗世独立、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张爱玲之外，更多的是一地冰冷散乱的鸡毛。偌大一个家族从此形同陌路。

再，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那个出走的“拉娜"一直想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人，而且为之做过努力，她做过皮货生意，当过印度尼赫鲁姐妹的英文秘书，但终其一生，都没有走出依傍男人的“路径依赖”：

与丈夫一样，她在婚内的生活照样很花，有过多段与外国人的情感经历，靠男人活；

海外游历期间，她用的是家里带去的钱，这是父辈祖父辈的余荫；在英国进行盲肠手术时，她是向张志沂要的钱；

从英国搭船回国，她同样向还没有离婚，却早已没有感情的国内丈夫伸手要路费……

其实，她要的只是逃离和逃避，而不是进化和超越。逸在外，凡在内，就像她的名字，这是她的宿命。回头想想，张爱玲跟她母亲的一生，好像很像很像，却又似乎一点都不像。（本文转引自本人微信公众号，再发表时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