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不辍译不朽——兰州大学翻译家李登科传

兰州大学翻译家李登科

笔名：蒲隆

出生：1941年，甘肃定西

身份：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退休教授

成就：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得主

代表作：《约翰生传》全译本、《狄金森全集》、《洪堡的礼物》

引 言：鲁奖之夜，八十五岁的惊叹号

2026年8月28日晚，上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黄浦江畔隆重举行。当文学翻译奖的获奖名单公布时，一个名字引起了全场的敬意——蒲隆，《约翰生传》的译者。

八十五岁的蒲隆没能亲临现场。因身体原因，他委托本书责编、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顾真代为登台领奖。大屏幕上播放着他的影像：一位清癯的老人，银发整齐，细框眼镜后是温和而坚毅的目光。他的身后，是堆满外文典籍的书架和一摞摞手写稿纸。

“蒲隆”不是他的本名。这个笔名取自英文“plum”（李子）的谐音，对应着他的本姓——李。他的真名叫李登科，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

评委会的授奖辞这样写道：“蒲隆译作《约翰生传》凝练典雅，畅达自然，以多彩译笔，再现约翰生的光彩人生。”短短数语，背后是十年寒暑、四千页手稿、五千余条注释，以及一位老人在病痛中对翻译事业的全部忠诚。

白岩松在评论中说：“他从75岁开始翻译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完成使命。获奖告诉他这件事做的又对又好。在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不是年岁，而是让人感动的‘笨功夫’。40年翻译了50多部著作，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李登科本人却始终谦逊。在获奖感言中，他写道：“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于我而言，既意外又惶恐……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个干‘来料加工’的匠人。”[2]他反复强调：“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者蒲隆。”

然而，正是这位自称“匠人”的老人，以八十五年的人生、四十余年的译笔，将塞缪尔·约翰生这位18世纪英国文坛的“最强大脑”完整地引入了中文世界。他用一生诠释了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下的那句话——“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

本文试图追溯李登科的人生轨迹：从甘肃定西的黄土高原到兰州的大学校园，从中学讲台到山东大学的研究生课堂，从兰州大学的英语系到哈佛大学的富布赖特访学，从退休后的安静书房到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这是一个关于坚持、关于热爱、关于“笨功夫”的故事，也是一位西北学人以翻译为志业的精神史诗。

图1 翻译家蒲隆（李登科）先生近影（八十五岁）

一、定西少年：黄土高原上的文学启蒙（1941—1958）

（一）陇中黄土的儿子

1941年，李登科出生于甘肃省定西县。定西地处陇中黄土高原腹地，自古以“苦瘠甲天下”闻名。这里沟壑纵横，干旱少雨，却也孕育了坚韧不拔的民风。李登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片厚重而贫瘠的土地上度过的。

定西虽小，定西中学却不乏良师。对少年李登科影响最深的，是语文老师夏羊。夏羊经常在《人民文学》等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诗作，在当地颇有文名。他的存在，像一盏灯，照亮了许多年轻人的文学梦想。“年轻人嘛，挺想出个名，”李登科后来回忆道，“我的两个同学就受了夏羊老师很大影响，后来也在《新港》《少年文艺》等杂志上发表了作品，大家都很羡慕。”

与那些才华横溢、目标明确的同学不同，少年李登科“一直没什么明确的目标，不盯着要干什么”。但他有一个朴素的信念：既然在上学，就想得个好成绩。这种不事张扬、踏实做事的性格，后来贯穿了他的一生。

（二）从俄语到英语的转折

李登科的中学时代，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时期。他从初中起学习俄语，一学就是六年。然而，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国内各大学纷纷恢复英语系。这一历史转折，彻底改变了李登科的人生方向。

“后来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大学恢复了英语系，我就和我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一起报考了西北师范大学英语系，想着以后或许能靠翻译发表点东西。”就这样，一个学了六年俄语的少年，在高考时报考了英语专业——而他的英语，几乎是从零开始。

中学时代的李登科，已经展现出对文学翻译的浓厚兴趣。他读过巴金、冰心的译作，也很喜欢穆旦译的诗。为了买书，他在假期去工地打短工，干的都是最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比如和泥。“拿到工钱就去买书，”他说。这种靠体力劳动换取精神食粮的经历，或许正是他日后“笨功夫”精神的最早源头。

值得一提的是，少年李登科对鲁迅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想方设法邮购了一本《鲁迅日记》，本以为会像托尔斯泰的文学日记那样充满抒情气息，到手才发现类似流水账，“毫无抒情气息”，后来只好卖给旧书店换钱。但这并没有减少他对鲁迅的热爱。多年以后，他将鲁迅《阿Q正传》中的“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写进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作为自己翻译事业的座右铭。

二、金城求学：西北师大的英语启蒙（1958—1963）

（一）西北师大的“头一届”英语生

1958年，李登科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时称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成为该校恢复英语专业后的“头一届”学生。因为是首届，相对冷门，录取比较容易。但入学后的学习，却并不轻松。

“在大学，我的英语是从ABC上学起，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李登科回忆说。当时同学中有的在初高中就学过英语，因此学校将学生分为甲乙两班，李登科被分在基础较弱的乙班。但他学习异常刻苦，后来两班合上课时，甲班老师把他叫起来提问，“提的几个问题我全都答上了，他感到奇怪。”

西北师大的英语教学，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迁，与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合大学，后独立设置师范学院，1941年迁至兰州。抗战胜利后，西北师范学院继续在兰州办学，图书馆里保留了大量当年北师大南迁的藏书，“藏书质量相当不错”。此外，也有一批老先生留在兰州任教，“还是颇有些人才的”。

对李登科语法功底影响最大的，是老师李森先生。“大学时代我的老师李森先生对于语法的讲述非常到位，在翻译这类长难句时，我可以用图解的方法，把句子翻译理出头绪。”这种扎实的语法训练，在四十多年后翻译《约翰生传》中那些结构繁琐的18世纪英语长句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十不要钱”的大学与最初的翻译练笔

那个年代的西北师大，对贫寒子弟极为友好。“西北师大不要学费，当时甚至有‘十不要钱’的说法，”李登科回忆，“现在记不全了，只记得‘吃饭不要钱’‘洗澡不要钱’‘教材不要钱’，等等。”这让出身普通的李登科能够安心读书。

大学里有了一定的生活费，李登科买书“变本加厉”。当时很多外国文学原版书很难找到，他主要读译本：狄更斯的作品、萨克雷的《名利场》（杨必译本）、马克·吐温的小说、楚图南译的《草叶集》选本。杨必译的《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后来译林出版社找他重译《名利场》时，他断然拒绝：“有这么好的译本在前面，再怎么翻译也比不过人家。”

作为练笔，大学期间的李登科尝试翻译了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Essays of Elia）。这是他最早的翻译实践，虽然没有出版，却为日后的翻译生涯打下了基础。

1963年，李登科以专业成绩第一名的身份从西北师大外语系毕业。然而，毕业分配却出了意外。“原本有机会留校任教，不过因为当时和一位老同学聊天时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惹出了不小的麻烦，没能顺利留下来。”最终，他被分配到兰州二中担任英语教师。

三、杏坛十五载：兰州二中的岁月（1963—1978）

（一）中学讲台上的十五年

从1963年到1978年，李登科在兰州二中度过了十五年的中学教师生涯。“这15年对我来说，在英语业务上并没有提高，”他坦诚地说，“但我这个人干任何事情还算认真，加上中学时学习还比较全面，这段时间还是抓了一下学生的文化课。”

尽管业务上没有大的提升，但这十五年并非虚度。李登科的认真教学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之后很多学生考上大学或者出了国，对我当时对他们的教育都很认可，直到现在，很多中学的学生还经常和我来往，或者为我提供帮助。”

更重要的是，这十五年里，李登科没有放弃翻译。他利用业余时间，尝试翻译了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友爱》（Fraternity）。译完后，他写信给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询问出版事宜，最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回了信——“大信封，毛笔字，信上说这个人的作品他们已经出了数种，不打算再出版其他著作。”[4]虽然未能出版，但李登科将其视为“练兵过程”。

（二）1978年：命运的转折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已经三十七岁的李登科决定“碰碰运气”。他分析了形势：“很多当时和我年纪相仿的人要考研，大学里的知识应该都忘得差不多了，应该不是毫无可能。”

他报考了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导师是时任所长陆凡教授。陆凡的丈夫吴富恒是山东大学校长，而吴富恒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与水天同先生一起在昆明办英语专科学校——水天同任校长，吴富恒任教导主任。这层关系，后来将李登科与水天同这位翻译大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考研成绩公布，李登科的语文排名第一。“其实我自认为中文修养很一般，小时候也没有读过什么私塾之类，文言文尤其是软肋，不像民国那些翻译大家；不过，或许跟同年龄的人相比还算可以。”这种谦逊，是李登科一以贯之的品格。

四、泉城深造：山东大学与《洪堡的礼物》（1978—1981）

（一）导师陆凡与“作业”变成处女作

山东大学的三年研究生生活，是李登科翻译生涯的真正起点。导师陆凡教授是美国文学研究的专家，事务繁忙。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景端（后来成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找到陆凡，约请她翻译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陆凡顾不上，便将这部书“当作业布置给了”李登科。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索尔·贝娄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洪堡的礼物》是其代表作之一，融合了大量美国大众文化内容，翻译难度极高。“说起来好笑，对当时的我来说，书中写到的好多东西都是新鲜的，”李登科回忆，“比方Jean这个词，查当时的《新英汉词典》释义是：‘细斜纹布做的裤子’，当时牛仔裤没有这个名堂！你想这个怎么翻，我也发明不出‘牛仔裤’这个叫法。还比如汽车的牌子，现在是‘奔驰’，那时候也没有参照，就按音译翻成‘本茨’。”

遇到读不懂的词句，李登科就用小纸条记下来，隔段时间整理给陆凡老师。“她当时有条件接触外国人，可以向他们请教。贝娄笔下的不少内容，如果缺少母语环境的话，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1981年，《洪堡的礼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的记载为1982年），这是李登科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译作，也使他成为国内最早译介贝娄作品的翻译家之一。从这一年起，“蒲隆”这个笔名开始出现在中国翻译界。

（二）笔名“蒲隆”的由来

关于笔名“蒲隆”的来历，曾有人猜测是否与蒲柏的诗歌《秀发遭劫记》有关。李登科明确否认：“不是。‘蒲隆’就是plum（李子）的谐音，而我的本名叫李登科，plum正好对应我的姓。”

一个简单的谐音，一个朴素的笔名，却在四十多年后，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三）1981年：入职兰州大学

1981年，李登科从山东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此时，母校西北师大和兰州大学都愿意接受他。“我首先需要考虑解决具体的生活困难，比如住房问题，比如两个小孩的就学问题。兰大这方面的待遇会更好一些，于是我就去了兰大。”

不过，入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我在兰大有点像‘临时工’，后来到1981年，材料转过来了，才算正式入职，一直到2003年退休。”从1981年到2003年，李登科在兰州大学英语系（后为外国语学院）任教二十二年，将人生最成熟的岁月献给了这所西北名校。

五、扎根兰大：二十二载教书生涯（1981—2003）

图2 蒲隆先生书房一角，书架上陈列着他的译著与藏书（油画肖像为2022年6月所作）

（一）三位“大家”的熏陶

李登科的一生都在西北度过。相比北京、上海等学术重镇，西北的学术交流与社会活动相对较少。但在他看来，这种地缘上的“冷清”反而成全了他：“外面的活动少，我就有更多完整的时间，安安静静坐在书桌前翻译。”

在兰州大学任教期间，李登科有幸与三位堪称“大家”的学者交往，他们对他的学术品格和翻译追求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位是水天同先生。水天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之初唯一的两位“二级教授”之一，他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至今风行。水天同与李登科是忘年交，两人交往了大约七八年。李登科后来写了《我所知道的水天同先生》一文，收录于《半世漂零弹铗客——水天同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

第二位是赵俪生先生。赵俪生是个多面手，写小说、写剧本，还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出过《赵俪生文集》。

第三位是黄席群先生。黄席群是新文化先驱黄远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1915年在旧金山被刺杀）的长子，1963年进入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那年李登科大四。“黄先生水平很高，但没什么著述，他给商务印书馆校了不少译作，如《美国的历程》《英国现代史》等。”

（二）水天同：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在三位大家中，水天同与李登科的关系最为密切。水天同的代表译作是《培根论说文集》，而李登科后来也翻译了《培根随笔全集》，这其中有着传承的意味。

“当年水天同先生觉得，王佐良先生译的那几篇培根似乎是故意在与他‘叫板’，不然的话，为何不全部译出来呢？”李登科回忆道。他译《培根随笔全集》是出版社的约稿，交稿后出版社一度觉得他“行文太通俗，不够典雅”，于是又做了一番修改。

在翻译过程中，李登科始终参考水天同的译本。“我没有水先生的才华，他翻译常常是一挥而就，我译培根的时候，始终在参考他译的那本《培根论说文集》，在我看来，就内容而言，水先生没有理解上的错误。他的语言现在看起来有些旧，但读起来是很有味道的。水先生的能力，我不及十分之一，这就是一杯水和一桶水的区别。”

多年以后，李登科不无遗憾地说：“我与水先生交往了大约七八年，有不少值得一记的事情……可惜我当时还没有读过《约翰生传》的英文全本，不然或许会像鲍斯威尔那样，留心把水先生的重要言行记录下来，如今很多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种遗憾，或许正是他后来下决心全译《约翰生传》的深层动因之一——他深知，为不朽之人立传，是一件多么重要而紧迫的事。

（三）与外国文学界名家的交往

在兰州大学期间，李登科也有机会与国内外国文学界的名家交往。他回忆道：“王佐良先生充满英国绅士风度，比如开会的时候，他会等候在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手致意；杨周翰先生曾专程来兰州看望过水天同先生，我和他见了一面，他的风格是比较沉稳、内敛的；许国璋先生说话直来直往，李赋宁先生则非常谦逊。”

八十年代中期，兰大英语系遇到一些困难，李登科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董衡巽先生写信咨询，“董先生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帮助，但也热心提供了一些建议。”

（四）富布赖特学者：哈佛一年与狄金森

1994—1995年，李登科获得富布赖特学者资格，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这是他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年。

“其实我原本是想研究索尔·贝娄的，但当时发现还有好几部他的小说没有读，那些作品的部头又比较大，时间上太紧张，就有点畏惧。”李登科回忆说，“狄金森的诗我去美国之前就在《诺顿美国文学选集》上读过一些，她的一生又比较奇特，我就产生了做点研究的兴趣。”

在哈佛期间，李登科除了听课，最大的乐趣就是逛旧书店。“我在美国除了听课，就是去各种旧书店买书，特别喜欢在书店门口的特价区域淘书，带了不少回来。”正是在这些旧书店里，他淘到了一本便宜的《约翰生传》全本——这本书，在十八年后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

回国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冯涛的鼓励下，李登科先是翻译了狄金森诗歌选集，后来又完成了《狄金森全集》（四卷本）。这套全集完整编译了约翰逊主编与富兰克林主编的两个版本的狄金森诗全集，两版差异处都有注释说明，李登科还详尽考证了每一首诗的写作背景。第四卷为狄金森书信选集译文。“本套狄金森全集乃是译者蒲隆先生倾注二十载心血的结晶。”

也是在90年代，李登科在美国访问期间，曾专门拜访了索尔·贝娄，“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评价贝娄“是个学者型的小说家，既有对市井的观察，也有一种高深的哲学探讨”。

图3 李登科先生翻阅狄金森诗集（央视《新闻周刊》采访截图）

（五）译著等身：三十余部作品

在兰州大学任教的二十二年里，以及退休之后，李登科翻译出版了三十余部英美文学名著（含再版修订累计五十余部次），涵盖小说、诗歌、散文、传记、儿童文学等多种体裁。主要译著包括：

● 《洪堡的礼物》（[美]索尔·贝娄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 《培根随笔全集》（[英]弗朗西斯·培根著）

● 《爱默生随笔全集》（[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著）

● 《狄金森全集》（四卷本，[美]艾米莉·狄金森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 《项狄传》（[英]劳伦斯·斯特恩著）

● 《吉姆老爷》（[英]约瑟夫·康拉德著）

● 《约翰生传》（三卷本，[英]詹姆斯·鲍斯威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

● 《托诺·邦盖》（[英]H.G.威尔斯著）

● 《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哈丽特·比彻·斯托著）

● 《富兰克林自传》（[美]本杰明·富兰克林著）

● 《岁月》（[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 《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加]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著）

● 《白驯鹿传奇》等儿童文学作品

为了追求准确，他在翻译《西顿动物故事》时，专门查阅了大量生物学资料，逐一核对动物习性，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多处错误。

图4 李登科先生翻译的部分译著

在这些作品中，最让李登科本人深受感动的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老爷》。“要说真正打动我的一本书，要数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老爷》。这本书的主人公吉姆让我深受感动。”

他也曾婉拒过一些翻译邀约。多年前，刘象愚先生问他要不要翻译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我看了一部分，觉得那是一本完全‘不可译’的书，就算借助参考书能知道那些词的意思，也无法转化成中文，就拒绝了。”还有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找他翻译一位非洲当代小说家的作品，“描写的内容我实在不熟悉，觉得没有能力译好，也就谢绝了。”这种知进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正是他对翻译事业敬畏之心的体现。

六、 十年磨一剑：《约翰生传》的翻译历程（2013—2023）

（一）七十五岁接下“不可能的任务”

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1709—1784），18世纪英国文坛的全才，集散文家、词典编纂家、小说家、传记家、诗人于一身。他仅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收词四万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英语词典》。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评价道：“约翰生之于英国，犹如爱默生之于美国，歌德之于德国，蒙田之于法国：他们都是民族的圣贤。”

记载约翰生博士言行的《约翰生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由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撰写，堪称英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传记名著。鲍斯威尔二十余年如一日地记录约翰生的言行，“能二十多年保持对约翰生博士那种程度的关注，哪怕见不到面，书信也从来不断”，被称为“传记作家中的莎士比亚”。

然而，对中文读者来说，长久以来《约翰生传》只有几种节译本流传，内容不足原书三分之一。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冯涛找到李登科，邀请他接下这部大书的全译重任。此时的李登科，已经七十五岁，退休十年。

李登科自嘲，出版社之所以找他，是因为“有本事的人不愿做，没本事的人做不了，而他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他在访谈中说：“有些书始终都找不到译者接手，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干，没能力的人出版社也不愿意让他干——《约翰生传》就属于这类书。而我的想法是，既然我有时间，那就慢慢弄吧。”

“正文部分的翻译开始于2013年，完稿于2017年，前后四年。交稿之后又陆续补译了不少内容，也在校样上修改了两遍，全部完成在2022年。”从2013年到2023年出版，整整十年。

（二）“最难的是法律”：工具书堆里的攻坚战

《约翰生传》不仅体量庞大，人名浩繁，还涉及法律、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更构成了18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的生动实录。翻译难度可想而知。

当记者问“最难翻译的是什么”时，李登科直言：“法律问题我基本上不懂，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外国服装史。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过去。”

他使用的底本主要有两个：一开始用的是“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版本，后来发现文中有大量拉丁语、希腊语，人人文库版无法解决，注释也不够完备。后来拿到企鹅出版社的最新版本，由大卫·沃默斯利（David Womersley）编辑，“不光拉丁语、希腊语都有对应英语翻译，还有许多详尽的注释和资料”。

工具书方面，最常用的是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此外还有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旧书店淘来的）和梁实秋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为了丰富译笔，他还会经常阅读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和《红楼梦》——“这里面的词汇太丰富了，可以给我的译笔补充很多养分。”

“遇到不懂之处，就反复推敲琢磨。我有不少学生，其中一位已经过世，他学识广博，通晓音乐、绘画，可惜并不从事翻译，我常常找他探讨请教。”

遇到实在查不到的新知识，他也会请自己的儿子或年轻同事帮帮忙，在网上查一查。他不上网，用的是家里淘汰的旧手机，仅用于接打电话，有关鲁迅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消息，都靠亲友转述。

图5 蒲隆《约翰生传》翻译手稿真迹（澎湃新闻摄）

（三）手写四千页：夫妻合作的翻译工坊

李登科不会用电脑。他的全部译文，都由自己一段一段手写译出初稿，再由妻子董梅一字一字誊抄到方格稿纸上。夫妻二人以这样的方式，已经合作完成过多部译作。

“我不擅长用电脑打字，都是把译文用大字写下来，再由我爱人誊抄到文稿纸上——当时她身体尚好，还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所以，我也很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接受篇幅这么大的手写稿件。”

在《约翰生传》的序言里，李登科罕见地专门致谢妻子：“没有她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

图6 妻子董梅一字一字亲笔誊抄到方格纸上。后来妻子董梅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李登科晚年手部有些颤抖，“字也写得太大，写不进稿纸的格子里，只能把字粗略潦草地写下来”，再由妻子董梅一笔一画誊抄到方格稿纸上。这份厚厚的手写原稿，也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全数接纳。

他的学生朱培和感慨道：“一百多万字一字一字手写出来，师娘再誊到格子纸里面，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四千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

（四）病中译事：前列腺癌与阿尔茨海默

翻译这本书的漫长岁月里，变故接踵而至。妻子董梅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逐渐失去了记忆和认知能力；李登科本人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而且有难以治愈的病，得了这个奖，总觉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吧。”这是他在获得鲁奖后说的话，平静中透着令人心酸的坦然。

和多数知识分子不同，李登科从不熬夜。“看完天气预报我就休息，早上五点左右起床，早饭之前抓紧时间翻译。年纪大了睡眠变差，夜里时常醒过来，脑子里面盘旋译文，想通透了便起身动笔。”他笑谈坊间说法，老年人免不了三件事：爱忘事、打盹、瞌睡。

“以前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我喜欢走路，而且走起路来很快。我这个人记性也还算可以，所以平时外出散步或者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就会在脑中反复斟酌、推敲一些要翻译的原文。《约翰生传》的很多诗歌就是我在外面走路时打的腹稿。有时候脑子里想得多了，半夜做梦也在翻译，要是实在睡不着，就爬起来译几段。”

（五）五千条注释与六年校订

前四年，李登科奋力完成全书初稿；之后整整六年，他一边反复打磨校对正文，一边补译五千余条注释与各类附录。

《约翰生传》的注释分为好几种：一是原注，包括作者鲍斯威尔的注释，以及鲍斯威尔的朋友马隆等人增加的资料性原文和注释，这些全部翻译了；二是企鹅版编者大卫·沃默斯利所做的注释和人物小传，“特别是他所写的像百科全书一样的人物小传，详细地注明了书中所提到人物的重要性、他们与约翰生的关系以及在书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李登科自己做的少量注释，“主要是对中文读者可能不太了解的事物或者事件做一些注释”。

“最初的译稿在我老伴誊抄好之后，我反反复复过了三遍；后来校样也往返校对了好几次，这本书才最终付印。”

2023年4月，三卷本共计一千八百页的《约翰生传》全译本终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定价698元。这是华语世界第一部完整译本，填补了长久以来的出版空白。

图7 《约翰生传》全三卷（上海图6 《约翰生传》全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1800页，120万字）

（六）“能分享快乐的人，几乎找不到了”

然而，当大作问世，能够与李登科分享这份喜悦的人，已然寥寥。

“我的一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了，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记者问起，为何不和爱人分享这份喜悦，他语气黯然：“她如今神志不清。前些时候还摔了一跤，右手胳膊都肿了，自己也说不清缘由。我告诉她，我拿了大奖，她什么都记不住，也从来不会问我得过什么荣誉。”

董梅生于1940年，比李登科年长两岁。这位默默誊抄了无数页稿纸的女性，在丈夫完成皇皇巨著之时，却已无法理解这一切。这是翻译史上最令人动容的沉默，也是最深沉的爱情。

七、鲁奖加冕：句号变成惊叹号（2023—2026）

（一）2026年7月15日：获奖名单公布

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李登科（笔名蒲隆）译作《约翰生传》荣获文学翻译奖。同获此奖的还有戴从容译《芬尼根的守灵夜》、张芸译《人类的末日》、刘洪波译《拉夫尔》、袁筱一译《战争，战争，战争》。

消息传来，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第一时间发布了喜讯。西北师范大学校领导也专程走访慰问了这位杰出校友。

已经八十五岁的李登科却十分淡然。他不上网，用的还是老式手机，消息全靠亲友转达。“说意外，是因为我早已习惯闭门译书，近年又老病缠身，行动不便，消息全靠亲友转达。但这意外之喜很快被惶恐覆盖。”

（二）8月28日：上海颁奖典礼

2026年8月28日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李登科因身体原因未能亲临现场，由责编顾真代为领奖。

在获奖感言中，他写道：

全译本《约翰生传》篇幅巨大，翻译始于2013年，完稿于2017年，前后历时4年。交稿后又陆续补译大量内容，校样上整体修改两遍，全部完成已是2022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如今此书能获鲁迅文学奖，对我而言，就像一个老兵胸前被挂了一枚“红色英勇勋章”——那是美国小说家斯蒂芬·克莱恩的小说名，我借来一用。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又有难以治愈的病，得此奖，总觉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八十五岁的李登科，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图8 李登科先生接受央视《新闻周刊》专访（2026年8月）

（三）陈子善：“实至名归”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子善先生撰文评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名单揭晓，翻译家蒲隆先生以全译詹姆斯·鲍斯威尔著《约翰生传》获文学翻译奖，实至名归。四年前，当我得到沉甸甸的《约翰生传》三卷精装本时，我的惊喜可用叹为观止四个字来形容。”

学者龚龑在书评中写道：“中国读者得感谢《约翰生传》的译者蒲隆先生。这个中文全译本的准确、流畅且不说，大量的注释，尤其是人物‘小传’，更是读者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

（四）央视《新闻周刊》：“十年一译”

2026年8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栏目以“本周人物 李登科，十年一‘译’”为题，深度报道了李登科的翻译故事。节目记录了他七十五岁接下译事、十余年间手写四千余页译稿、妻子董梅逐字誊抄、面对法律历史等专业障碍借助工具书逐一攻克、带病坚持不图省事的全过程。

西北师范大学官网也以《西北师大杰出校友、鲁迅文学奖得主李登科先生接受央视〈新闻周刊〉专访》为题进行了报道，称赞他“充分展现了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五）“《约翰生传》为我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

在获奖感言中，他特别提到：“全译本《约翰生传》……最后成书字数超过120万字。我不擅长用电脑，所有译文只能手写，字大且潦草，全靠我的老伴一笔一画誊抄到稿纸上。”他还郑重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接受如此大批量的手写稿件”，感谢冯涛先生“将这项硬骨头工程托付于我，给了我一次与经典相遇的机会”。

“新作品应该不会再译了，精力已经不允许。不过，我想根据《约翰生传》编一部《约翰生言行实录》，毕竟文本是现成的嘛。约翰生博士这个人的言谈举止实在有意思，《约翰生传》中最精彩、最能让人留下印象的部分，也正是记录他言谈、描述他行为的段落。”

从1981年《洪堡的礼物》出版，到2023年《约翰生传》问世，四十二年，三十余部译著。从三十七岁的研究生到八十五岁的鲁奖得主，李登科用一生证明了一件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笨功夫”依然有力量。

八、 翻译思想：“信达雅”的实践者与反思者

（一）“雅要贴合原作风格”

对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李登科有自己的理解：“‘信’指准确，‘达’指流畅，这些肯定都是必须要做到的基本原则。至于‘雅’，还是得看原作的风格如何，比如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本身就谈不上‘雅’，翻译自然也就‘雅’不起来。包括《约翰生传》，里头有些东西，硬要去译得‘雅’，似乎也不太合适。”

这种观点，体现了他对翻译本质的深刻理解：翻译不是单方面的“美化”，而是对原作风格的忠实再现。

（二）欣赏鲁迅的“硬译”

李登科坦言，他“还挺喜欢鲁迅那种‘硬译’的，比如他译的《死魂灵》与《毁灭》”。特别是《毁灭》，“这本书对战士在战争中的心理活动描写得非常细腻，我看了以后挺感动的，尽管确实比较‘硬’，但是‘硬’也有‘硬’的看头。”

他进一步解释：“有人说鲁迅的译笔生硬一些，但我觉得很有味道，鲁迅的文笔包括他的翻译，有一种一般人模仿不来的独特风格。有时候翻译过于顺滑，我们读起来会觉得太像本土的东西，反而缺少了外国文化的那种陌生感。”

（三）“尽量忠实原文，甚至有些死板”

至于自己的翻译风格，李登科评价：“还是尽量忠实于原文，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死板’。一般来说，作者用比较‘大’的字眼，我也就去找相应语感的中文词。比如当年译索尔·贝娄，我发现他会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词，我也会做一些相应的处理，保留那种有点古怪的用法。我对细节还是挺在意的，比如贝娄有些地方不用标点，我也就照搬。之前译狄金森，我发现她的标点符号很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她爱用破折号，我也尽量保留。”

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匠人精神”的体现。他自称“来料加工”的匠人，但这个“匠人”，对每一个字词、每一个标点都精益求精。

（四）语法与语感：翻译的两条腿

在给青年翻译者的建议中，李登科特别强调语法的重要性：“我自己在翻译中感到非常受益的是扎实的语法学习。在翻译《约翰生传》时，我发现有些人对于约翰生的正式评论有严厉的批评，句子结构繁琐，很难翻译。所幸大学时代我的老师李森先生对于语法的讲述非常到位，在翻译这类长难句时，我可以用图解的方法，把句子翻译理出头绪。老一代的英语翻译家大多有非常好的语感，能够基本解决这类翻译问题；像我这样的，如果没有熟练到位的语法知识，恐怕翻译会出现偏差。所以文学翻译，既要不断培养自己好的语感，同时也要有扎实的语法基本功的辅助。”

（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忧思

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李登科表达了坦率的担忧：“现在人工智能的出现，我看对翻译的冲击恐怕很大。就像做手术的机器人一样，如果人家做得比你还好还精确，你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嘛，所以翻译这个行当以后能不能做下去，我会打个问号。”

但他同时指出，文学翻译中对语言的敏感、对双关语和文字游戏的处理，“如果是对着英汉字典来翻译的话，可能字句背后的意思就完全失去了，而对语言比较敏感的人，会留意并做适当的变通，更好地把其中的妙处反映出来，当然这需要长期的琢磨和训练。”这或许是人工智能短期内难以替代的部分。

（六）“翻译不算科研成果”的不平

李登科还提到一个现实问题：“直到现在，翻译在很多学校不算是科研成果。鲁迅文学奖重视文学翻译，把它纳入评奖，是对做翻译的人的很大鼓励。”这句话，既是对自身处境的感慨，也是对整个翻译学科地位的呼吁。

结 语：“坚持，我做到了”

2026年，八十五岁的李登科坐在兰州的书房里，身后是满架的外文典籍，桌上是用了多年的工具书和钢笔。他的一生，是从定西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少年，是兰州二中讲台上的年轻教师，是山东大学图书馆里的研究生，是兰州大学英语系的教授，是哈佛大学旧书店里的淘书人，是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的翻译家。

记者曾问他：“您小时候对自己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他回答：“就是考到外语、要做翻译。”

记者又问：“您一直走在您以前想走的路上。”

他说：“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好一件事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读一些书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坚持，我做到了。”这五个字，轻描淡写，却重逾千钧。它背后是四十余年的翻译生涯，是三十余部译著，是十年四千页手稿，是病榻上的推敲，是妻子誊抄的背影，是无数个清晨五点的伏案。

李登科始终自称“只是个兢兢业业的翻译工作者”，不愿以“翻译家”自居。但正是这种谦逊和执着，让他完成了许多“有本事的人不愿做”的事，让18世纪英国文坛的全才塞缪尔·约翰生在中文世界获得了完整的生命。

“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李登科将鲁迅的话写在《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而他自己，也在用一生践行这句话。他翻译了不朽之人，也让自己成为了不朽之笔。

在这个追求效率和速度的时代，李登科的故事提醒我们：有些事情，需要“笨功夫”；有些价值，需要时间来证明。正如白岩松所说，他“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

八十五岁的李登科，以一生笔墨，译就了不朽的《约翰生传》，也书写了自己的不朽人生。

附录一 李登科先生年表

1941年 出生于甘肃省定西县。

1950年代 就读于定西中学，受语文老师夏羊影响，开始文学启蒙。中学学习俄语六年。

1958年 中苏关系破裂，大学恢复英语系。报考西北师范大学（时称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英语从ABC学起。

1958—1963年 在西北师大外语系学习，受教于李森先生等，打下扎实语法功底。大学期间翻译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练笔。

1963年 以专业成绩第一名毕业。因“不合时宜的话”未能留校，分配至兰州二中任英语教师。

1963—1978年 在兰州二中任教十五年。业余翻译高尔斯华绥《友爱》，投稿未获出版。

1978年 考入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导师陆凡教授。

1978—1981年 在山东大学读研期间，在导师陆凡指导下翻译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

1981年 获山东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入职兰州大学英语系。《洪堡的礼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首部译作），笔名“蒲隆”首次使用。

1981—2003年 在兰州大学英语系（后为外国语学院）任教二十二年。与水天同、赵俪生、黄席群等学者交往。

1994—1995年 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哈佛大学访问研究，转向艾米莉·狄金森研究。在美期间淘得《约翰生传》英文全本。

1990年代 在美国访问期间拜访索尔·贝娄，交谈一个多小时。

2003年 从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退休。

2013年 七十五岁，应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开始翻译《约翰生传》全译本。

2013—2017年 完成《约翰生传》正文初稿（四年）。翻译期间妻子董梅患阿尔茨海默病，本人确诊前列腺癌晚期，选择保守治疗。

2017—2022年 补译五千余条注释与附录，反复校订（六年）。初稿前后修改三遍，校样通读两遍以上。

2023年4月 《约翰生传》三卷本全译本（1800页）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为华语世界首部完整译本。

2026年7月15日 译作《约翰生传》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2026年8月28日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因身体原因由责编顾真代领。以八十五岁成为该奖项最年长获奖者。

2026年8月29日 央视《新闻周刊》以“本周人物 李登科，十年一‘译’”为题深度报道。

附录二 主要译著目录

[1] 索尔·贝娄. 洪堡的礼物[M]. 蒲隆,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2] 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随笔全集[M]. 蒲隆,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3]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爱默生随笔全集[M]. 蒲隆, 译.

[4] 艾米莉·狄金森. 狄金森全集（全四卷）[M]. 蒲隆,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5] 劳伦斯·斯特恩. 项狄传[M]. 蒲隆, 译.

[6] 约瑟夫·康拉德. 吉姆老爷[M]. 蒲隆, 译.

[7] 詹姆斯·鲍斯威尔. 约翰生传（全三卷）[M]. 蒲隆,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

[8] H.G.威尔斯. 托诺·邦盖[M]. 蒲隆, 译.

[9] 哈丽特·比彻·斯托. 汤姆叔叔的小屋[M]. 蒲隆, 译.

[10] 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自传[M]. 蒲隆, 译.

[11] 弗吉尼亚·伍尔夫. 岁月[M]. 蒲隆, 译.

[12] 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 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M]. 蒲隆, 译.

[13] 查尔斯·兰姆. 伊利亚随笔（大学练笔，未出版）[Z].

[14] 约翰·高尔斯华绥. 友爱（中学时期译，未出版）[Z].

参考文献

[1] 中国作家网.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EB/OL]. (2026-08-28)[2026-09-03].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6/0828/c462460-40788043.html.

[2] 蒲隆. 《约翰生传》获奖感言[EB/OL]. (2026-08-28)[2026-09-03].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6/0828/c462461-40788171.html.

[3] 蒲隆. 蒲隆谈英美文学翻译[EB/OL]. 上海书评, (2023-04-30)[2026-09-03]. https://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22910484.

[4] 中国作家网. 鲁奖访谈 | 蒲隆：像一个老兵胸前被挂了一枚“红色英勇勋章”[EB/OL]. (2026-08-06)[2026-09-03]. http://m.toutiao.com/group/7670741367559160335/.

[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狄金森全集（全四册）[M]. 蒲隆,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6] 央视新闻客户端. 85岁获鲁迅文学奖 4000页手稿见证译者匠心[EB/OL]. (2026-08-30)[2026-09-03]. https://china.zjol.com.cn/gnxw/202608/t20260830_31878176.shtml.

[7] 佚名. 八十五岁译家李登科：以一生笔墨，译就不朽《约翰生传》[EB/OL]. (2026-08)[2026-09-03].

[8] 中国作家网.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EB/OL]. (2026-08-28)[2026-09-03].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6/0828/c462458-40788312.html.

[9]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师大校领导走访慰问杰出校友、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翻译类）获得者李登科先生[EB/OL]. (2026-07-27)[2026-09-03]. https://www.nwnu.edu.cn/2026/0727/c8722a282153/page.htm.

[10] 陈子善. 本届鲁奖中年龄最大的[N]. 羊城晚报, 2026-07-19.

[11] 龚龑. 龚龑读《约翰生传》| 约翰生是个“詹姆斯党人”吗？[EB/OL]. 澎湃新闻, (2023-06-12)[2026-09-03].

[12]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师大杰出校友、鲁迅文学奖得主李登科先生接受央视《新闻周刊》专访[EB/OL]. (2026-08-30)[2026-09-03]. https://www.nwnu.edu.cn/2026/0830/c8722a282661/page.htm.

[13] 兰州大学. 兰大外国语学院退休教师译作《约翰生传》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EB/OL]. (2026-07-18)[2026-09-03].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609203.

[14] 兰州大学招生办公室. 首个！兰大老教授：10年手写译稿，获鲁迅文学奖！[EB/OL]. (2026-07-26)[2026-09-03]. http://m.toutiao.com/group/7666014816774980142/.

[15] 微游甘肃. 又一位兰大人，获鲁迅文学奖！[EB/OL]. (2026-07-29)[2026-09-03]. http://m.toutiao.com/group/7667789549271122472/.

[16] 抖音百科. 蒲隆[原兰州大学英语系教师][EB/OL]. (2023-11-06)[2026-09-03]. https://m.baike.com/wiki/蒲隆/4636262.

[17] 杨士虎. 半世漂零弹铗客——水天同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C].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9.

[18] CCTV.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 李登科，十年一“译”[EB/OL]. (2026-08-29)[2026-09-03]. https://tv.cctv.cn/2026/08/29/VIDEqgWFlCW45I4E4o7wK4lG260829.shtml.

[19] 蒲隆. 《约翰生传》获奖感言[N]. 文艺报, 2026-08-28.

[20] 澎湃新闻. 又一位兰大人，获鲁迅文学奖！[EB/OL]. (2026-07-29)[2026-09-03].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680801.

[21] 上海译文出版社. 蒲隆译《约翰生传》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EB/OL]. (2026-07-16)[2026-09-03].

[22] 兰州大学招生办公室. 首个！兰大老教授：10年手写译稿，获鲁迅文学奖！[EB/OL]. (2026-07-26)[2026-09-03]. http://m.toutiao.com/group/7666014816774980142/.

[23] 外国语文. 论狄金森元诗歌中的具身认知与情感机制[J]. 2026(3).（引用蒲隆译《狄金森全集》）

（撰稿：程琪 苏云）